马勇：回望甲午 要超越东亚 更要超越历史

大参考

　　回望甲午 要超越东亚 更要超越历史

　　一百二十年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其意义不仅在中国，在日本，也深刻影响了亚洲，影响了世界。从那之后，人类历史许多重大事件，都可以追溯至这场战争。

　　起因：“中国式殖民地问题”

　　甲午战争改变了中国，使中国的发展方向得以调整。而且这场战争让世界诸强重新洗牌，国际政治格局因此发生巨大变化，原先在国际政治中基本上不发声，不具有多大功能的日本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变数，成为“帝国主义盛宴”上的迟到者。日本的崛起，直接得益于甲午战争。现代日本的起点，其实就是甲午战争。

　　中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起源，并不忌讳因朝鲜而起，是自己的属国朝鲜受到了日本人的觊觎、蚕食，中国不得不起而抗争。光绪帝1894年8月1日郑重发布的“宣战诏书”，沉痛表达了中国的无奈：

　　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乃倭人无故派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人，迫令朝鲜更改国政，种种要挟，难以理喻。各国公论皆以日本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令撤兵，和平商办，乃竟悍然不顾，反更陆续添兵，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实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自彼开，公理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六

　　光绪帝的说法是对的，也是事实。朝鲜确为中国藩属两百多年了，即便在《江华条约》之后，在朝鲜与欧美诸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之后，欧美诸国也对中朝之间“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予以默认，“中外所共知”。至于此次东学党之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助剿，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宗主国应尽的责任。因此，中日稍后因此冲突大打出手，在中国方面感到，就是日本刻意寻衅。

　　甲午战争毕竟是中日双方的战争，不管日本的理由是否成立，是否正当，我们都应该兼听，应该以超越的眼光回望这场战争。日本的理由也见于其天皇8月1日的宣战诏书。他说，日本此次对中国宣战，就是要达到日本国家之目的，为此目的，只要不违背国际公法，支持百僚有司，宜体朕意，各本权能，尽一切手段，必期万无遗漏。

　　至于战争理由，日本天皇强调，自明治维新开始以来二十年，日本求文明之化于平和之治，知交邻失和之不可，努力使各有司常笃友邦之谊。幸列国之交际，逐年益加亲善。根本没有想到中国会在朝鲜问题上采取如此措施，对日本而言，殊为邻交有失信义之举。

　　根据天皇所列理由，朝鲜乃日本帝国最先启发其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而中国每称朝鲜为属邦，干涉其内政。于其内乱，借口于拯救属邦，而出兵于朝鲜。日本的这个说法当然不错，中国政府确实在朝鲜问题上墨守成规，不懂得近代民族国家究竟应该怎样处理类似于朝鲜这样的“中国式殖民地问题”（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势力一再期待中国政府利用与朝鲜的特殊关系，帮助他们进入朝鲜，但是中国政府却一再视朝鲜为自己的专有属地，不管国际社会期待，也不顾朝鲜内部发展需求。至于日本，确实利用“云扬”号事件，强制与朝鲜达成《江华条约》。这个条约或许在最初阶段有强迫朝鲜开放国内市场的意思，但从长远观点看，朝鲜对外部世界开放，不仅利于世界，更利于朝鲜。中国与日本相较，在帮助朝鲜走向世界方面确实在道义上输了一局。

　　东学党之乱发生后，中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的请求而出兵，中国也依据十年前的“天津共识”通过外交渠道告知了日本。但是日本在中国出兵后迅速向朝鲜发兵，而且在数量上处于绝对优势。很多年来，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这个做法无法理解，差不多都认为日本故意寻衅滋事。

　　其实，根据天皇宣战诏书的解释，日本出兵所依据的法律文本并不是中日1885年达成的“天津共识”，而是1882年日朝达成的“济物浦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朝鲜发生类似于1882年兵变的动荡，日本政府为了避免商业损失及外交、商务人员牺牲，有权向朝鲜派出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出兵备变”。

　　当中日两国军队相继抵达朝鲜的时候，东学党之乱大致平息，中国政府为了避免1884年甲申政变时那样的中日互斗，建议两国从朝鲜同时撤军。然而就在这时，中日分歧开始发生，日本以使朝鲜永免祸乱，得保将来治安，欲以维持东洋全局之平和的理由，建议中日双方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但遭到了中国政府不容商量的拒绝。

　　中国政府拒绝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朝鲜为中国属国，改革，或不改革，均为中朝尤其是朝鲜的权力。日本政府刻意要求与中国政府合作改革朝鲜内政，明确要让朝鲜成为中日两国的共同属国，这是中国政府拒绝日本建议的理由。

　　很显然，中国政府多虑了，且没有想到日本的后续措施。日本在中国拒绝后并没有放弃这个建议，而是以自己一个国家的力量劝朝鲜以厘革其秕政，内坚治安之基，外全独立国之权义。按照日本的说法，他们的这些建议朝鲜政府已经答应，但中国政府始终暗中百计妨碍，种种托辞，缓其时机，以整饬其水陆之兵备。一旦告成，即欲以武力达其欲望。日本人猜测，中国之计，惟在使朝鲜治安之基无所归。这段猜测，就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味道了。

　　中日双方互不信任是甲午战争发生的直接原因，而中国政府固守陈旧的宗藩理论，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方面。而日本始终张扬自己自《江华条约》以来一直致力于让朝鲜“与独立国为伍”，所以日本不惜一战，大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意思。

　　日本不承认中国与朝鲜之间的藩属关系，他们的依据为1876年的《江华条约》。《江华条约》是日朝两国的双边协定，日朝两国相互确认各自权力的独立完整，确实对中国所一直坚持的宗藩关系受到极大挑战。但是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年毕竟也在调整对朝政策，引领朝鲜走向世界，帮助朝鲜与诸大国构建现代关系。中国政府惟一没有做到的，是不懂传统宗藩体制已经解体，中国如欲维持与朝鲜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必须另辟蹊径，而不能寄生于传统的宗藩体制。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不是军事实力不如日本，也不是技术上不如日本，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一溃千里，主要因朝鲜在关键时刻更愿意接受日本平等的国际交往理论，不愿继续接受中国作为宗主国。

　　转折：朝鲜政府的背信弃义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为朝鲜前途而战，朝鲜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这场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

　　《江华条约》之前，朝鲜确实不愿向外部世界开放，朝鲜的底气，就是背靠中国这个强大的宗主国。但是，当日本用武力打开朝鲜国门，双方签订了《江华条约》之后，朝鲜内部的情形迅速发生变化，所谓“开化党”人，实际上就是朝鲜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他们希望朝鲜像日本那样变法图强，追慕西方。

　　朝鲜的政治统治者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在经历了1882年兵变、1884年甲申政变后，依然不思进取，不想在政治上进行彻底改革。朝鲜的腐败是体制性腐败，朝鲜之所以面对东学党之乱束手无策，主要是因为朝鲜在那些年里确实没有利用发展机遇进行改革，构建一个现代政治体制，建设强大的军队、警察。

　　朝鲜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却又在那个时候接受中日两国的安排，向世界开放，引进各大国的资金。各大国特别是中日两国在朝鲜都具有自己的经济利益，任何政治动荡都会让列强心惊肉跳。日本毕竟遭遇过1882年、1884年两次政治动荡，也蒙受了巨大损失。日本在此次出兵后执意要改革朝鲜内政，固然有与中国刻意为敌，寻衅滋事的意思，不过设身处地想想，日本也有其理由所在。

　　中国军队是朝鲜政府书面邀请而来的，李鸿章对于出兵也是反复斟酌。但当日本出兵而朝鲜无法制止时，朝鲜政府的天平却倾向于日本，不利于中国。1894年7月23日凌晨三时，日本军队向朝鲜王宫发动进攻。上午11时，日军护送朝鲜国王的父亲大院君进入王宫，组建临时政府，宣布废除朝鲜国与中国间的全部条约，宣布朝鲜政府邀请日军驱逐在朝鲜境内的全部清军。与此同时，日朝两国政府还签订了同盟国条约。

　　朝鲜政府的改变，当然是非法的，是政变。但在那个紧要关头，朝鲜政府的宣布即便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但对朝鲜社会内部还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此后与日军的冲突中之所以一溃千里，连连败北，除却战略、战术的失误，也与朝鲜政府更迭，朝鲜政府新政策的宣布有内在关联。

　　日军对朝鲜政府的做法是卑劣的，不过这类事情在那个时代，在朝鲜这样的国家，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十年前的甲申政变具有类似的性质，所不同的是，那一次是袁世凯得手，日本失手，而这一次是日军得手，中国失手。

　　在日军策动朝鲜政变之前的7月21日，中国外交官唐绍仪就获得相关情报，知道日军将强迫朝鲜政府答应驱逐清军，因而唐绍仪向清军驻牙山首领叶志超通报，提醒清军做好与日军决战的准备。

　　中国方面获悉这些情报后，一方面调整了在牙山各军的布防，由聂士成率领部分主力两千多人移至成欢驿布阵，另一方面从国内紧急派遣一千多人分乘爱仁、飞鲸号增援。然而，可悲的是，成欢驿之战中国军队打得太狼狈，清军不仅没有抵挡住日军进攻，而且稍战即退，狼狈逃窜。更可恶的是，逃亡的清军一溃千里，丢弃了所有的粮草辎重，沿途抢劫，为害朝鲜百姓甚巨。朝鲜民众原本并不怎样厌恶清军，经成欢驿之战尤其是溃逃，清军在朝鲜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民众渐渐认同了朝鲜政府请求日军驱逐清军的决策。

　　朝鲜政府的短视、背信弃义，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国丢掉朝鲜，兵败甲午的一个关键，朝鲜自身后来也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遗产：必须本末兼治，体用合一

　　甲午战争将近代中国的历史截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使中国被迫放弃先前三十多年洋务新政，中国人本有的那点自信被彻底摧毁。诚如梁启超1899年所说，先前中国人自信不疑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经过甲午战败打击，无论怎样“携朝廷之力以行之”，无论怎样不胫而走，畅行海内，其意义远非洋务新政早期那样让人心热，“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成为明日黄花。（《自由书·地球第一守旧党》）

　　“中体西用”是甲午战前中国人最为自信的理论。许多中国人在那时普遍认为，中国在不得已学习西方之后，究竟应该像日本人那样尽弃其学而学焉，转身向西，脱亚入欧，还是应自信中国固有体制、文明与理论，只在“用”、“末”上下功夫，在“坚船利炮”上做文章？事实证明，中国人在那短暂三十年，在物质，在器械，在用，在末上，都是成功的。物质增长一点都不难，一个全新的工业，一个中国先前不曾有过的工业文明，很容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生、发展。所谓“后发优势”，就是指原创者已积累了足够多的创造，后来者只需照葫芦画瓢就可以事半功倍，后来居上。

　　但是，“后发优势”也蕴含着深刻危机，转化为“后发劣势”只在一念间。后来者在充分接纳先发成就的同时，注意体制改造，或许可以避免“后发劣势”陷阱。然而更多时候，后发国家充分利用先发国家的创造，特别是并不改变旧有体制情形下利用先发国家的创造，原以为就是“后发优势”，殊不知这就是一个“后发劣势”的陷阱。

　　“后发劣势”的分析框架，根据杨小凯的研究，是西方经济学家沃森提出来的，英文表达为“Curse To The Late Comer”，蕴含有“后来者诅咒”的意思。按照沃森的看法，后发国家在许多方面都可以模仿先发国家，实现超越性发展，显得比先发国家的效率高很多。但是后发国家对先发国家的模仿至少有这样两个层次或境界，一是模仿制度，一是不改变制度，只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显而易见，制度模仿见效慢，比较难；技术或工业化模仿，见效快，容易超越。但是，没有制度改造的技术模仿让后发国家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是一件好事，这极容易让这些国家产生莫名其妙的“制度优越感”，为后续的发展留下巨大隐患。中国在十九世纪晚期的洋务新政，就属于这种情况。

　　洋务新政三十年经济增长，军事力量提升，不是加速中国政治架构现代化，不是让中国更接近西方。相反，中国在不寻求政治变革前提下获得的经济提升，反而加强了中国人对旧有体制的自信。在甲午战前，中国人之所以大胆畅言“中体西用”，之所以在很长时期蔑视日本，主要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寻求政治改变，没有在本、体上变革，不是照旧发展，照旧强大吗？中国的不变革反而因三十年的畸形发展获得了理论支撑。这是甲午战前最为奇怪的现象。

　　甲午战败使中国知识精英不再相信洋务新政“跛足现代化”，不再相信主观拣择趋利除弊的浪漫设计。知识精英经过这场刻骨铭心的失败后对日本五体投地，以为日本人不畏艰辛脱亚入欧才是学习西方、走向现代的正道。用严复的话说，中国学习西方寻求富强，必须本末兼治，体用合一，“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559页）

　　严复的分析为中国人指出了一个全新方向。甲午战后，中国人没有沉沦，没有抱怨，而是以强敌为师，师法日本，变法图存。经此失败，中国人深刻意识到，学习西方，最难的不在物质，不在器械，不在用，不在末，而在精神，在气质，在制度，在体，在本。这就是甲午战败留给中国人的精神遗产、教训启示。

　　洋务新政“跛足现代化”让中国错失三十年机遇，尽管朝野内外对这场战争追悔莫及，发誓重新开始，像日本那样彻底改造自己的体制，适应时代。但实事求是说，甲午战败让一部分中国人看到了旧有体制的根本缺陷，从此不再相信清廷有力量有诚意带领中国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孙中山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孙中山原本期待中国在洋务三十年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期待追随李鸿章等“中兴大臣”建功立业，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让孙中山彻底失望。所谓“民主革命先行者”，其实就是说他最早意识到满洲人的自私、颟顸、不作为，意识到中国现代化不能凭借现有体制，更不能指望满洲人。中国必须首先完成民族革命，“驱逐鞑虏”，让中国从满洲人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实现种族解放，中国才有可能歩趋西方，踏上现代化坦途。这就是孙中山的“排满革命”。

　　“排满革命”在甲午战争后并没有迅速成为思想界主流。主流的思想，还是在现有体制中寻求改革。那时，更多的中国人认为，中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在军事体制、指挥系统上太落后，太陈旧，因而中国应该像日本那样重造一支现代化军队。于是，当战争还没有结束时，中国政府就接受这样的劝告，下决心请德国人帮助训练一支现代化新军，十年生聚，报仇雪耻。

　　还有人认为，中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没有抓住过去几十年发展机遇，全面改造中国社会结构、组织系统、教育体制、社会管理，没有充分、放手发展自由资本主义。鉴于这些教训，实事求是说，清政府在战后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愿意释放社会，释放资本，重建全新的现代教育，全面仿行日本过去几十年走过的路。

　　应该说，过往一百多年，中国人对甲午战争过程、影响、意义的认识，是全面的，深刻的，中国也确实在此后岁月中汲取了这场战争的教训，一切归零，从头开始，改变自己。1895年后的中国，不过三年，面貌大变，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经济体，重新展示了对世界资本的吸引力，中国终于踏上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道路。

　　“知耻而后勇”，是中国圣贤的教诲。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确实失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但中国人通过沉痛反省，让这场失败成为后来中国的“成功之母”。这是甲午战争不幸中的一点启示。

baoweijsnt

中国必须首先完成民族革命，“驱逐鞑虏”，让中国从满洲人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实现种族解放，中国才有可能歩趋西方，踏上现代化坦途。这就是孙中山的“排满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