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仲华：过度城市化的弊端正越来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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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城市化带来的新问题正在加速突显，至少有三大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一是高密度低生育的社会生态问题越来越严重，二是流行性疾病在过度密集的城市居住和生活环境中快速传播问题也愈发突出，三是过度密集的高层建筑群火灾的防止也越来越困难，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有不可控的客观原因存在，需要理性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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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带来高密度低生育问题背后的生态学原因

　　国家统计局编著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5》公布了2024年全国31个省份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数据。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最高的省份是西藏，其新生儿人口出生率达到了 13.87‰，人口增长率达到了8.43‰，表现为双高。此外，出生率排在前10名的省份还有宁夏、贵州、青海、新疆、海南、广东、云南、广西和甘肃。

　　从这个数据看，除广东之外，都是城市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省份。广东的例外体现在城市化程度高，人口出生率也高。广东作为经济最发达的南方省份，多年来一直吸引着来自全国各省份的年轻人口，育龄人口占比最高，这才是其出生率较高的真实原因。

　　正确解读数据，与人口出生率负相关，而且相关度最高的因素，显然是人口密集度。城市化率越高，人口密集度越高，出生率就越低，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23年中国城市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85，远低于乡镇的1.03和乡村的1.29。考虑到城市人口密度远大于乡镇，乡镇的人口密度远大于乡村，这样的生育率数据显然足以证明人口密度与生育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证明城市化率与人口出生率负相关的数据，不只有中国，国际研究同样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希腊的相关研究表明，在希腊一些大城市，郊区的出生率普遍比城市中心要高，因此学界提出了所谓“郊区生育假说”。上海的中心城区和东京一样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极高的城市，事实是其出生率在全球城市中几乎垫底。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版》对世界各国人口密度和生育率的数据分析也显示人口密度与生育率之间仅存在负相关关系。

　　这种负相关关系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决定，但生态学的解释显然最具说服力。密度制约繁殖调节（Density-dependent reproduction）是生态学的核心概念之一，物种密度和繁殖率负相关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动物如此，植物也一样。这是自然规律，也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生物繁殖常识。

　　02

　　高密度的居住环境是流行疾病快速传播的温床

　　无论是当年的SARS，还是后来的新冠疫情，不仅最先暴发于城市，也主要是在城市里快速传播。这是大家都亲身体验过的事实。

　　过度城市化为传染病传播创造了独特而复杂的环境。一方面，人口的聚集和高频次接触为病原体传播提供了“温床”。另一方面，城市作为复杂系统，其规模和密集度本身也改变了流行病的传播形态。2025年发表在《科学进展》上的一项关于呼吸道合胞病毒（RSV）的研究，分析了美国1145个县的RSV住院数据，结论是城市地区经历的RSV疫情持续时间更长，病例比例更高。

　　2025年，全球多地报告了基孔肯雅病毒病的卷土重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9月，全球报告了超过44.5万例疑似和确诊病例。只要有足够的易感人群聚集式存在，病毒传播就可以持续存在，而且会导致疫情长期持续。

　　恰加斯病的传播也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曾局限于拉丁美洲农村地区的疾病，如今主要在城市里传播，已演变为一项全球性健康挑战。

　　城市化及其伴随的生态改变，正在急剧地改写媒介传播疾病的地理版图。气候变化和过度城市化导致的土地生态承载力崩溃，比如恶劣的水资源管理与被削弱的病媒监测一起，共同推动了各种病毒和细菌及其导致的疾病快速传播。一项发表于《自然-通讯》的全球研究对来自六大洲62个城市的废水样本进行了宏基因组测序，居然检测到了超过2500种病毒，分属122个科属。

　　很显然，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城市土地生态承载力崩溃，生态恶化，后果是导致城市已经成为滋生各种病毒的温床，再通过高密度居住环境里的快速传播，城市已经成为流行疾病的传染源和高效传播的载体。

　　03

　　火灾等灾害在城市造成的破坏不可避免被放大

　　此次香港火灾非常典型，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绝非一个竹制脚手架所能涵盖。

　　香港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同时还是超高层建筑最多的城市之一。高层建筑有天然的“烟窗效应”，无论是楼房的楼梯走道或消防通道，还是电梯井和管道井，都是楼房的天然“烟窗”。一旦出现火灾，这些“烟窗”就成了火势蔓延的加速器。高层建筑楼层间的气压差会将火苗迅速提升到更高的楼层。这一点，只要生过炉子做过饭的人，都知道是常识。

　　正因为存在这种“烟窗效应”，高层灭火通常要比低层建筑困难千万倍。从某种意义上讲，超高层建筑一旦出现火情，几乎不可能完全避免损失，相反通常一出现就是大灾难。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吉林市中百商厦大火、辽源市中心医院大火、央视新址北配楼大火、上海胶州路公寓大火、自贡九鼎楼大火、新余市佳乐苑小区商住综合楼大火，如此等等。大大小小的高层火灾频繁发生，事实上是防不胜防。

　　我们固然要不断完善高层建筑的防火设施，提高居民的防火意识，但是，高层建筑先天的防火缺陷难道不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么？

　　04

　　过度城市化和住宅高层化需要反思

　　现代化的内核是工业化，城市化伴随工业化而出现，自然被赋予了现代化的符号意义，成为现代化的典型特征之一。

　　工业化的效率要靠集约化、规模化来实现，而集约化和规模化的生产又依赖人口的高度集中，这是人类在工业化时代必然走向城市化的根本原因。

　　后工业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也是高科技时代，工业化生产将逐渐被人工智能取代，而现代通讯、交通、物流提供的高效服务完全可以解决集约化和规模化问题，不再需要工业化时代的人口高度集中。从工业化生产中被解放出来的人类，将必然更多地转向服务业，以提升生活品质。这就是所谓后现代社会。

　　在后现代社会，人类是否需要继续推进城市化发展，的确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更需要思考的是，如果城市化的建筑特征就是高层化，无休止无节制地追求高层建筑，随便一栋居民楼就是几十层，整个城市变成了一栋又一栋的“鸡笼子”，这到底是不是人类应该有的居住环境和生态？

　　人类原本来自大自然，人类的基因也是大自然进化的产物，这显然决定了人类繁衍生息需要自然生态。人口密集度与生育率负相关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

　　如果生育率下降的同时，城市化和居住环境高层化导致的疾病和火灾等灾害再进一步加剧人口增长的危机，我们是否应该开始反思问题的症结到底是什么？

　　后现代化时代，人工智能以及现代通讯、交通和物流已经为我们改变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创造了条件。继续走过度城市化道路其实已经是走在逆潮流而动的错误方向上。乡村振兴搞了这么些年，基础建设已经初具成效，但我们许多地方政府基于土地财政的惯性思维，至今仍然在变相推动进一步的城市化发展，通过不断将教育和医疗资源向城市集中来逼着农民进城，上楼。明知不可持续，但非要这么做，短视的背后当然是不负责任，对百姓不负责任，对未来不负责任。

　　人口迁徙要尊重自然规律，要允许双向流动。只允许农村人口进城，不允许城市人口返乡，这种做法需要改变了。乡村振兴需要资本、人才下乡，人口迁徙的单向激励政策与乡村振兴政策是相互矛盾的，是在人为制造矛盾与内耗，需要进行顶层设计。

　　尤其是在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当下，以及必将进一步变化的未来，盲目逼农民进城，不仅正在制造大批城市里的贫民阶层，而且这个问题在未来将会更加突出。目前中国城镇化人口已经达到了67%，这并不包括大量随子女进城的农民，真实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70%。这样的比例已经到了极限，再不彻底转变思路，未来可能后悔都来不及。

　　本文只讲三大突出问题，其实过度城市化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战争对人口密集度过高的城市造成的破坏性远大于乡村，不能等到战争来了才考虑人口分散的问题。西方社会过度城市化带来的城市质量、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水平下降等诸多问题也正在突显。

　　我在十多年前就提出过“逆城市化”发展问题，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恐怕已经到了必须将思考变成行动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