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我早该料到保守派运动有另一派，他们获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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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该料到保守派运动有另一派，他们获胜了

　　我一生中始终怀有对美国的一种特定的观念。我一直认为，美国是一个深受缺陷困扰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世界上一股巨大的善的力量。从亚伯拉罕·林肯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再到罗纳德·里根及其之后的美国人，他们为自由和人类尊严而战，反对暴政；我们推动了民主，资助了马歇尔计划，挽救了非洲数百万人的生命，使他们免于艾滋病的侵袭。

　　即使我们曾造成伤害——比如在越南、伊拉克——那也是出于自负和天真，而非邪恶的意图。

　　直到 2025 年 1 月 20 日，自那天以来，看着美国以卑劣的方式行事——对待我们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朋友、对待欧洲的盟友、对待乌克兰的英雄们，以及椭圆形办公室里的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总统——我几乎无法描述我所经历的痛苦。是悲伤？是震惊？还是像置身于某种幻觉之中？也许，最恰当的描述是“道德上的羞耻”：眼睁睁看着国家的荣誉被摧毁，那种感觉既令人尴尬，又令人心碎。

　　如果川普背后存在某种主导性的哲学，那就是：道德是给傻瓜准备的。强者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弱者只能承受必须承受的一切。这是所有恶霸的逻辑。如果他的策略有一贯性，那就是：日复一日，这届政府致力于创造一个冷酷无情者可以兴旺发达的世界。

　　可悲的是，我竟然没有预见这一切，

　　我在 1980 年代加入保守主义运动。那个年代的保守阵营中，有两种人：保守派和反动派。我们这些保守派认真研读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伯纳姆、惠特克·钱伯斯和埃德蒙·伯克的著作。我们保守派将写作、供稿于知识分子杂志作为人生方向；反动派的目标则只是想激怒左派。我们虽属右翼阵营，却拥有许多自由派朋友；而他们则蔑视任何非反建制右翼的人。

　　他们并不是亲保守——他们只是反左。我如今才真正明白，这之间的区别极其重要。

　　川普式虚无主义已经肢解了保守主义。这届政府中的人并不是保守派，他们是保守主义的反面。保守主义者曾相信道德规范可以约束人、文明化，并培养人向善；川普主义却在每一个方向上都践踏这些规范。保守主义者曾捍卫宪政制度和麦迪逊式的权力制衡；而川普则像推土机一样横冲直撞，公然在社交媒体上宣称：“拯救祖国之人不受法律约束”（大卫·布鲁克斯《我早该料到保守派运动有另一派，他们获胜了》）。

　　一点感想：文章的作者是一位传统的保守派，看看他是什么感觉。

　　在教育减负的另一面

　　2023年，北京大学三位教育学者周子焜、雷晓燕和沈艳联合发表了一篇名为《教育减负、 家庭教育支出与教育公平》的论文，然而研究结果却触目惊心：

　　经过十年“减负”，处于收入分位数下10%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下降了9.3个百分点，教育总开支平均下降了21%，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下降了9.19个小时；

　　而处于收入分位数上10%的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上升了5.3个百分点，教育总开支平均上升了67%，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上升了10.37个小时。

　　如何理解这种变化呢？

　　用经济学原理来看，教育减负的政策整体上减少了教育资源的供给，然而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并没有改变。“供不应求”的结果就是资源价格上涨，从而变相削弱了低收入家庭对教育投入的负担能力。

　　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曾在采访中指出，“我们现在职高里75%的孩子都是农村的！”这正是农村教育资源减少、分配不均导致的结果，同时也为“寒门再难出贵子”现象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事实上，内卷早已成为东亚国家的共同困境。在论文中，三位学者也指出，韩国、日本等国家在实施减负政策之后也得到了类似效果。

　　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减负政策，结果家庭教育支出并没有得到显著降低，反而刺激了非法补习服务。

　　日本政府从2002年起开始推广“宽裕教育”，将学生的到校时间从每周六天降为五天，并压缩了约30%的学校课程。然而，日本学界和政界对此充满了担忧：一方面担心升学考试和学生家长的压力会限制减负政策真正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则担忧其会弱化日本学生的学业表现和就业技能，尤其是针对低成绩群体和家庭教育环境较差的学生群体。

　　最终，日本于2011年彻底放弃了“宽裕教育”……（少年时《10年减负，3位北大学者揭露教育现状：寒门无望，日韩阶层固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点感想：说到学生的负担，不免让人心情沉重；于是要减负，但减负的实际效果会如何？两点：一是考试制度不改，光改教学是没用的；二是社会环境不改善，教育改革的空间也不大。

　　有一种门诊叫“拒绝上学门诊”，而且一号难求······

　　北京儿童医院是我国最早一批开设儿童心理门诊的三甲医院，2024年6月，医院从原来儿童心身医学科的基础上，单独分出了一个“拒绝上学门诊”。门诊开设10个月，接诊近1万人次。

　　心理方面的问题分抑郁、焦虑、双相情感障碍等，拒绝上学属于什么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孩子出现这种状况？

　　清明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北京儿童医院挂号系统内，拒绝上学门诊的一周号源显示全满。该门诊副主任医师李瑛当天接诊的第一位患者是14岁的千千，她是因为遭遇校园暴力，进而拒绝上学的。

　　与千千不同，16岁的佳佳不肯去学校的原因却是从一卷涂改带找不到开始的。佳佳和妈妈都知道，导致她不能上学的肯定不是那卷用完了的涂改带，而是长期积压在内心的焦虑、迷茫。巨大的学业压力让佳佳喘不过气，她不知道怎么诉说，只有手腕上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伤疤知道，她已经承受不住了。

　　李瑛表示，拒绝上学的现象在初一和高三群体中较为常见，其次是初三和高一群体，这是一种年龄阶段性特征。他们常会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部分孩子还会出现躯体化症状。通常，当孩子已经无法维持正常上学时，就表示其心理问题已达到至少中度以上的程度了。

　　在拒绝上学门诊，很多父母为了带孩子看病，放下手中的工作专程请假前来。在问诊中，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期待和无法跟上同龄人脚步的焦虑，成为治疗过程中首先需要克服的，李瑛和其他医生要帮助父母们把期待调整回合理区间。

　　李瑛说，其实孩子们在遇到此类问题时，自己也很困惑，父母最应该做的其实是先去接受和面对，同时站在孩子的角度尝试理解他。在诊疗过程中，李瑛注意到，如果全家都以治疗孩子拒绝上学的问题为中心，孩子的心结可能越来越解不开。他建议，家长可以选择不再关注、谈论孩子上不上学的问题。

　　今年初，北京儿童医院推出了向日葵成长部落心理工作坊，帮助在拒绝上学门诊治疗过一段时间的儿童青少年，进一步恢复社交、融入集体，寻找家庭和学校之间的平衡点。在这样的过渡环境中，他们可以认识新的朋友，从新的朋友那里获得新的支持（郑州晚报《孩子不愿上学是一种病吗？“拒绝上学门诊”一号难求······》）。

　　一点感想：昨天中午，和朋友吃饭。说到拒绝上学门诊，三位朋友都没听说过。可见，这个问题在最近这些年是日益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