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欧洲人为何不热衷于打折、拼团、秒杀？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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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人为何不热衷于打折、拼团、秒杀？

　　中国电商的爆发，也与消费主义的迅速兴起密不可分。年轻一代习惯了“买点什么来让自己快乐”，平台又不断制造购物节，把消费推向狂欢。

　　但在欧洲，消费观念更克制、更保守。

　　欧洲中产阶层的家庭，大多有较为稳定的收入和储蓄，他们对消费的态度是“刚需为主”。而在商品选择上，他们更注重质量、环保和可持续，而不是“低价”和“爆款”。

　　电商平台的那套打折、拼团、秒杀的逻辑，并不完全适合欧洲。

　　质量方面，欧洲人一般也更信赖实体店，比如欧洲城市有很多服装小店，一家店就有自己的设计师，这种体验是电商不具备的。

　　欧洲人愿意为一条本地手工制作的面包支付高价，却未必对线上打折的量产面包心动。他们觉得那不是“省钱”，而是“牺牲了生活品质”。

　　这背后所体现的，是消费文化的不同：在中国，电商满足的是消费升级与性价比的需求；在欧洲，消费本身就带着文化认同和价值判断，电商的“低价冲击”未必是优势。

　　把以上几个层面结合起来可以看到，欧洲人电商不发达，并不是因为技术不行，而是因为生活方式、文化认同、法律制度和消费理念共同决定了“没那么需要”。

　　这种“不发达”，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一种“文明的稳态”。它保护了小商户，保护了社区文化，也让人们在快节奏的现代化进程中，保留了一份属于自己的慢生活。

　　中国的电商奇迹，确实让人惊叹。但如果因此就认为欧洲“落后”，未免太过武断。

　　真正的现代化，不是所有人都走同一条路，而是允许每个社会根据自己的文化与结构，选择最适合的生活方式。

　　欧洲人的消费没有被电商统治，在他们看来或许恰恰是一种幸福（黑噪音《欧洲电商不发达，不是因为“落后”》）。

　　什么是民族主义？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温和形式的民族主义是人类创造的最仁慈的信条之一。国家（民族）是成百万互不相识的陌生人组成的社群。但是多亏了民族主义， 我们能够互相关心和有效合作。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有些人，比如约翰。列侬，想象如果没有民族主义，世界将是一个和平的天堂。但更可能的是，我们会生活在混乱的部族社会。看看今天世界上最繁荣最和平的国家，像瑞典，瑞士和日本， 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相对来看，缺少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国家，像刚果，索马里和阿富汗，社会趋向于贫穷和暴力。

　　那么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它和民族主义有什么不同？

　　民族主义告诉我，我的国家是独一无二的，我对我的国家有特定的义务。相对来说，法西斯主义告诉我，我的国家是至高无上的，我对我的国家有绝对的义务。除了国家，我不需要关心其他任何人，任何事物。

　　当然，通常来说人们在各种不同组织中可以有各种身份和对组织的不同忠诚度。例如，我可以是一个好的爱国者，对国家忠诚，同时也忠于我的家庭，我的邻里团体，我的职业，热爱人类，追求真和美。当然了，在我有不同的身份和忠诚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会造成矛盾冲突，增加了生活的复杂性。但是，谁说生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生活是复杂的，面对这一真实吧。

　　当人们试图忽视生活的复杂性，想让生活变得太容易的时候，就容易进入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否认除了国家（民族）身份以外的所有其他身份，坚持我只有对自己国家（民族）的义务。如果我的国家要求我牺牲我的家庭，那么我就牺牲我的家庭。如果国家要求我杀死上百万的人，那么我就杀死上百万的人。如果国家要求我背叛真和美，那么我就应该背叛真和美。

　　例如，法西斯主义如何估量艺术？一个法西斯分子如何决定一个电影是好的电影还是坏的电影？这非常非常非常简单。只有一种衡量方式：如果电影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就是部好电影。如果电影不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就是部坏电影。就这么简单。

　　相似的，一个法西斯分子是如何决定在学校里教孩子们什么知识呢？同样，非常简单。只有一个衡量方式：教给孩子们能够符合国家利益的东西。真理是什么并不重要（尤瓦尔。赫拉利《不要低估人类的愚蠢，它是塑造历史的最有力的力量之一》）。

　　什么是欧美的左翼？

　　欧美左翼是一股多元而复杂的政治力量，其思想渊源与派别分野长期塑造着西方社会的政治格局。从主张渐进改革、维护社会公正的温和力量，到力求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激进派别，左翼的多样性既体现其活力，也孕育着内部张力。它既是现代社会中争取平等与正义的旗帜，也常陷于自我分裂和现实困境。

　　纵观历史，左翼确实推动了重大进步。战后福利国家的建立，使教育、医疗和养老金制度成为全民共享的权利。六十年代的新左派运动则把反战、女权与少数群体权益带入政治核心，扩展了民主的边界。

　　冷战结束后，多数左翼政党与共产主义保持距离，转向“第三条道路”，试图在全球化与福利之间寻找平衡。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一度将“市场效率与社会公正”结合，但也因妥协过多而饱受批评。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后，激进左翼在南欧崛起，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赢得执政，却终因现实压力而不得不屈从于国际金融体系。这一过程昭示了左翼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艰难抉择。

　　进入二十一世纪，欧美左翼面临新的困境。内部路线之争不断重演。极右翼在欧洲多国掌权。与此同时，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之间的张力日益突出。左翼在性别、种族、移民等问题上勇于倡导包容，但却常与传统工人阶级的经济诉求发生割裂。这种矛盾导致其在街头动员与选举政治中显得力不从心。右翼更能动员愤怒，而左翼却未能有效激发希望。

　　未来的出路，在于左翼能否重建广泛的社会联盟。理论上，左翼需要超越碎片化的身份政治，重拾阶级分析，同时又能整合多元诉求。美国学者南希·弗雷泽提出的“进步的联邦主义”，试图把经济正义与身份承认融为一体，正是这种努力的体现。跨派系合作亦是必然之路。西班牙“联合我们能”党与社会党人的结盟经验显示，左翼在碎片化的政治格局中，唯有联合才能执政。

　　齐普拉斯曾说：“左翼的使命不是管理资本主义，而是超越它。”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左翼要赢得未来，首先要证明自己能改善大多数人的现实生活。欧美左翼的历史，是理想与妥协的交织史。今天的世界正处于政治极化与社会撕裂之中，左翼若不能提出新的整合性方案，就会在夹缝中边缘化（蔡德林《欧美左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