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明：从五胡乱华到犹太篡美

lameihua

　　历朝历代的移民政策

　　移民问题的影响，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果。从中国历史来看，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时代几乎不存在主动的、非军事性质的移民。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多由外族入侵引发，或由中央王朝主动引入周边民族以为军事目的。汉朝、唐朝和明朝都曾主动引进周边“夷狄”人口。这些举措并非出于军事失败，而是因为当时中央王朝国力强盛，周边民族生产力较低，朝廷将其安置于边镇，令其承担边防与军事任务。

　　然而，这种政策最终均带来了严重后果：东汉末年及西晋统一后爆发“五胡乱华”；唐朝末年陷入“藩镇割据和接下来五代十国”的分裂；明朝则面临边疆归化的异族将领割据自立、最终入主中原的局面。这三个强盛朝代的移民政策，都值得深入探讨。

　　以汉朝为例，自汉武帝击败匈奴后，对归附的匈奴人采取了不同的安置策略。北方游牧民族被安置于边塞地区，其原有的社会组织（如单于制度）未被彻底打散，仍保留了一定的军事结构，并未能完成文化上的汉化。而南方的百越则被逐步纳入“齐民编户”，与汉人杂居，最终完全融入汉族。因此，南方逐渐成为中原王朝的稳定基本盘，而北方则埋下了隐患。

　　当中原王朝衰落或陷入内乱（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西晋的八王之乱）时，那些保有组织性、未被汉化的北方移民群体便迅速转化为军事力量，凭借较高的组织度对中原社会发动冲击，最终酿成“五胡乱华”。其中，后赵君主石虎（据史料描述可能具有高加索白色人种的外贸特征）曾系统性地征发汉人服劳役、参与战争，并实施针对汉族的大规模屠杀。石虎的部下进言，“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

　　季龙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鄴北，广长数十里。赵揽、申钟、石璞等上疏陈天文错乱，苍生凋弊，及因引见，又面谏， 辞旨甚切。季龙大怒曰：“墙朝戌夕没，吾无恨矣。”乃促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 四门，三门通漳水，皆为铁扉。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晋书）

　　可以说，这其实就是针对汉族的一场种族灭绝计划，但是中国人不是犹太人，即便是处于劣势也仍然会发起不屈的反抗

　　在此背景下冉闵挺身而出，发动反击，对胡人进行报复性清洗。石虎曾收养冉闵，但石虎之罪孽，罄竹难书，正所谓无道之至，亲戚畔之。冉闵发布杀胡令，六夷凡敢动用兵器者一律皆斩。杀一胡持首到凤阳门，文官晋位三等，武将皆拜牙门。经过这一轮相互的暴力冲突，部分族群在中原彻底消失。

　　此后，自后赵以降，北方少数民族逐渐认识到汉文明的韧性与力量，开始主动融入汉文化。北魏、西魏等政权无论统治族群为何，均推行汉化政策。至隋朝，不仅文化上全面汉化，统治阶层也基本转化为汉人身份。中国由此重新实现统一，进入所谓“华夏第二帝国”时期。由此可见，早期失败的移民政策曾导致长达数百年的分裂与动荡，但最终中华文明仍以汉文化为核心重新归于一统。

　　唐朝也搞了类似做法。唐太宗李世民在击败周边民族后，常将其部众安置于边疆军事要地，担任戍边任务。然而，朝廷并未彻底瓦解其社会组织，也未推动深层次的文化融合或人种混杂。这一政策隐患在安史之乱中集中爆发——安禄山、史思明等“蕃将”本为朝廷倚重的边将，却最终反叛，严重动摇国本。五代十国的长期分裂，亦与这些未被有效整合的异族军事集团在中原的影响力密切相关。

　　此后，宋朝虽然羸弱，也在移民上栽过跟头，由于善待了泉州的蒲寿庚家族，结果在异族入侵时移民族群叛变投靠了侵略者，致使迁居至此的赵宋皇室被血洗。而至元朝，汉族地位跌至谷底，实行四等人制度，汉人沦为被压迫最深的群体。但汉族素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传统，并非以顺从求存，而是以斗争回应压迫。明太祖朱元璋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崛起，推翻元朝统治，重建汉人政权，一度解决了此前长期存在的边疆民族问题。

　　然而，明朝后期亦重蹈覆辙，在边陲地区引入大量移民。例如万历三大征中，有两场即涉及边疆民族势力，如宁夏哱拜之乱和播州杨氏之乱。

　　这些人皆属于明代“卫所—边镇”体系中的军政官员，实际上可视为明朝在边疆地区安置的“移民干部”——即通过移民政策被任命为边陲地方长官的群体。

　　哱拜，故鞑靼种也。嘉靖中，拜得罪其酋长，父兄皆见杀。拜伏水草中得免，来投守备郑印，隶麾下，骁勇屡立战功，历升都指挥。《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

　　杨氏盘踞播州，历二十九代，祖上杨端在唐朝就是宣慰使，万历年间，杨应龙因为应调有功，从都指挥使加封为骠骑将军。

　　努尔哈赤也曾被明朝授予“龙虎将军”之职，同样属于明朝正规军事序列。他们虽拥有明朝官职、身份乃至国籍，却同时保有自身的社会组织结构与文化体系，而这种文化体系与中原汉文化并不兼容，具有显著的异质性。

　　在此背景下，这些边镇势力逐渐军阀化，形成具有独立意志的地方武装集团。他们既掌握汉地的政治资源与军事技术，又保留自身族群的组织传统。最终，明朝正是被这些边镇军阀化的“明军”所瓦解。其中部分势力入主中原，再度导致汉族陷入被压迫状态，这一局面一直延续至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解决此类民族与政权结构失衡的问题。

　　辛亥革命后，中国虽陷入政局动荡，但汉族的地位反而持续上升。在新疆，汉族军阀逐步掌控地方实权；在东北，汉族军事力量亦占据主导地位。汉族人口比例在持续的斗争与整合过程中不断增长。与此同时，汉文明对西藏等地的影响也日益深入，同化能力显著增强。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概念逐渐形成并巩固。自此以后，汉族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长期保持在90%以上，整个中华民族范围内的汉化程度，相较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达到了较高水平。

　　近代以来高质量海归人才报效国家

　　在此阶段，中国基本不存在大规模移民现象。即便存在移民，也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人数极少，二是质量极高。最具代表性的成功案例，是20世纪中叶一批海外归国的科学家，如钱学森、钱伟长、王淦昌等。他们均为理工科领域的顶尖人才，在国外已享有极高声誉，多为博士生导师级别的专家。

　　以钱学森为例，他曾在美主持火箭实验室研究，是美国航天与导弹技术领域的核心人物之一拥有美国国籍。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放弃优渥待遇与身份，返回祖国。归国后直接推动了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奠基，对原子弹、核武器及核工业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一时期的移民政策成效显著：引进一人，往往可带动一个行业从无到有地建立。这些归国科学家的共同特点在于：第一，均为华裔；第二，均已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第三，归国后并非将产业或资源留在国外，而是立足本土，致力于培养中国自己的技术骨干。一人归来，即可带出一个团队、一个学科，乃至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正是依靠这种“以顶尖人才带动本土人才培养”的模式，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成功建立起核工业、导弹、洲际弹道导弹等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科技产业。

　　由此可见，新中国早期的移民政策本质上是一种“人才移植”战略：既积极吸收世界先进科技与文化，又确保核心技术与国防安全牢牢掌握在本国手中。该模式强调引进“超高级人才”，并为其提供优于国外的资源与待遇，使其能够高效培养本土技术力量。这一路径不仅保障了技术引进的效率，也维护了国家主体性。

　　改革开放后，中国继续沿用并拓展这一思路。随着经济实力增强，国家开始引进更多国际知名专家，他们普遍是各自领域的权威人物。如杨振宁曾协助中国避免在某项高能物理设施建设上造成数百亿元的经济损失，并长期致力于培养中国物理学人才。

　　总体而言，新中国以来的移民政策始终围绕一个核心原则：以华夏文明为主体，强化文明的主体性与延续性。引进人才的重点始终是“掐尖”——只引进全球最顶尖的专家，尤其以华裔为主；同时要求其扎根国内，培养本土团队。这种模式并非简单接收个体移民，而是通过引进关键人物，将其数十年积累的技术与知识体系整体“移植”至国内，从而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因此，人才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性资源。移民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引进人才，而在于引进何种人才。若引入的是高质量、高专业度、认同中华文明主体性的个体，则可极大促进国家发展；但若大量引入带有强烈异质文化意志、具备初步组织形态甚至潜在离心倾向的群体，则可能埋下深远隐患，尤其当其质量不高时，风险更为突出。

　　若引入的群体不仅携带异质文化，还具备一定程度的内部组织联系，甚至已形成初步的组织雏形，那么其潜在风险将显著上升。这种风险与历史上“五胡乱华”、五代十国时期的藩镇割据，以及明末边镇军阀叛乱的情形具有相似性。尽管社会已从农业时代迈入工业时代，但此类结构性隐患依然存在。为何如此？我们可通过观察工业时代其他国家的实践加以印证，尤其是美国的经验。

　　美国今日之乱象，正是演绎了一出“诸胡乱美”

　　美国原本是以白人为主体的国家，做为初代的“非法移民”，白人群体尤其是其中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族群占据主导地位。在其白人主体结构稳固的时期，国家发展蒸蒸日上。二战期间，美国作为“世界工厂”，其工业产能一度占全球三分之一至一半以上。这一成就的背后，是社会内部高度的文化向心力与共同体意识——民众普遍认同“为自己而劳动”的价值观，社会凝聚力强。

　　这一时期的美国，其建国精神深受清教徒文化影响。清教徒强调自律、勤劳、家庭责任与勤奋工作，这种文化传统长期延续，即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仍能有效支撑社会化大生产。无论是电气革命、钢铁工业，还是后来的各类新兴产业，美国均能建立起覆盖全国的超大型生产体系。同时，其军事动员能力、国际竞争力与文化输出能力亦极为突出。这正是人们所熟知的强盛美国——一个以主体民族为核心、高度整合的工业强国。

　　二战期间，美国迎来一次重要的人才引进机遇。由于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大量欧洲精英流亡海外。美国借此吸纳了一批顶尖人才，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金融家索罗斯等。其中，爱因斯坦在移民前已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其加入对美国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曼哈顿计划中，许多关键人物均为此类移民。爱因斯坦虽未直接参与核武器研制，但其科学声望与思想推动了整个核物理领域的发展，并协助培养了美国本土的科研力量。这一引进模式，与中国后来引进钱学森等科学家的情形高度相似：顶尖人才不仅带来前沿知识，更通过本土人才培养，建立起完整的产业与技术体系。

　　然而，并非所有移民都具有同等效应。以索罗斯为代表的部分犹太移民，其背景与贡献则更为复杂。索罗斯早年在纳粹占领区曾通过伪造证件等方式获得身份，初抵美国时学历与专业技能有限，属于青年才俊但非技术精英。他们并未直接引入先进科技，却逐步掌控了美国金融体系的核心权力。此后，这批人推动了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变革，倡导“多元化”（Diversity），大量引入非白人移民，包括非洲裔、拉丁裔（如墨西哥人）等群体。

　　这种策略被类比为构建一种“现代八旗制度”：新移民群体在司法、教育等领域被赋予超越主体民族的特殊权利，形成制度性特权阶层。由于这些群体本身不掌握资本或生产资料（如印度裔、拉美裔等），便转而依附于掌控金融资本的精英集团，成为其政治与社会基础——可视为“绿营”。正如历史上“有八旗必有绿营”，这种结构天然具有等级性与依附性。

　　由此可看出移民政策效果的分野：若采取“掐尖”策略，引进在学术或技术领域具有世界级成就的顶尖人才（如爱因斯坦、钱学森），其结果是推动国家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与国民素质提升，实现良性发展；但若大量引入中低技能、缺乏核心技术贡献、却拥有强烈文化认同与组织能力的群体，则其难以通过生产力贡献融入社会，转而寻求通过政治动员、身份特权与群体抱团的方式攫取资源。他们往往推动开放移民政策，引入更多次级移民群体作为自身社会基础，从而构建一种隐性的等级秩序——虽无“四等人制”之名，却有其实。所不同者，蒙古帝国依靠马刀确立等级，而当代某些势力则依靠资本与话语权实现类似结构。

　　索罗斯等人此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所谓“民主基金会”、颜革，其策略最初即在美国本土演练成型。近年来，其支持的“安提法”（Antifa）等组织频繁参与暴力抗议、打砸抢烧，甚至涉及更极端行为，引发懂王政府与其公开对立。这一现象进一步印证：移民政策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所引进人群的性质——是否具备客观的技术先进性、是否认同主体文明、是否致力于本土人才培养。

　　综上，美国的经验与中国新中国的实践殊途同归：引进无政治倾向、技术顶尖的理工科人才，并以其为核心培养本国技术队伍，是高效且安全的“人才移植”模式；而引入缺乏生产力贡献、却具强烈文化意志与组织能力的群体，则可能催生内部割裂，甚至重构社会权力结构，带来长期风险。

　　某些群体通过金钱手段系统性地腐蚀政府部门，尤其是政策制定机构，推动整个社会向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美国实体工业的衰落与这一群体的崛起呈显著正相关：他们越强大，美国的实体经济就越萎缩；其势力扩张与美国生产力的发展呈负相关，而与国家整体衰落则呈正相关。从这批人进入美国社会到其步入老年，恰恰对应着美国制造业和生产力大规模向海外转移的全过程。

　　这一现象引出了另一种模式：当美国国内因这类群体的主导而难以维系实体产业，主体民族被边缘化，从事理工科与实业的人才遭到系统性排挤时，美国为赢得冷战，转而扶持德国、日韩等外部力量。这种策略并非依赖大规模移民，而是将这些国家留在本土，通过直接的政治与经济控制剥夺其主权，从而操纵其政权。这种“海外治理”模式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美国能够对当地实施高强度管控，既压榨出高效率与高利润，又避免引发大规模反抗。

　　因此，美国在冷战中的“成功”与“失败”并存：失败在于丧失了国内的社会与产业阵地；成功则在于成功构建了海外“经济殖民地”。而这一成功的关键前提，是美国必须牢牢掌控这些国家的政府。例如，美国重用日本企业，但前提是能控制日本政府，从而实现周期性“收割”——当日本经济壮大时，便可行使“削藩”之权予以压制。

　　换言之，唯有具备“削藩”的实力，才敢扶植“藩镇”；唯有既能捧得起、也能踩得下，才能维持这种不对称的依附关系。反观美国对印度裔的引进，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后果。印度裔群体普遍未掌握核心技术——相较于华裔，其在尖端科技领域的代表性明显不足。但他们擅长占据中高层管理岗位，通过拉帮结派巩固自身地位。如今，微软、波音等关键企业高层多由印度裔主导。

　　一旦这类群体掌权，企业技术实力与经营水平往往迅速下滑。这些公司内部“多元化”势力膨胀，实干人才被排挤。例如，波音飞机频发安全事故，被讽刺为“老墨飞着叶子造飞机”；微软则被指充斥“PPT文化”，管理者热衷于画大饼、吹嘘业绩，向上级和股东提供“情绪价值”以获取职位，而非依靠真实技术贡献。真正致力于技术研发的企业难以容忍此类风气。

　　典型案例是Twitter：在马斯克收购前，管理层多为印度裔；收购后，马斯克大规模裁员，保留下来的多为具备实际技术能力的华裔员工。原因正在于：华裔普遍拥有扎实的技术背景，而许多印度裔管理者则缺乏核心技术能力。

　　这些实例揭示了一个根本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移民政策的过程中，若将核心生产力乃至经济命脉逐步交由移民群体掌控，后者便可能凭借经济基础的控制权，进一步谋求政治与军事权力。一旦掌握经济主导权，他们便会推动政策向自身倾斜，持续扩大移民规模，最终与本土主体民族形成尖锐对立。今日美国正处在此种状态：社会撕裂、半分裂化，生产力停滞，国际地位持续衰落。

　　究其本质，资本主义移民政策的根本缺陷在于“权责不对等”。美国的国家基础是由主体民族通过长期劳动与建设奠定的，本应继续依靠这一群体发展。尤其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完全有能力通过提升教育与培训，使本土民众胜任工程师、科学家等高端岗位。然而，资本出于短期利润考量，倾向于雇佣薪资更低、福利要求更少的外来劳动力，认为“既然别人只要一半工资，为何不用？”

　　但他们忽视了一个关键前提：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依赖劳动力成本，更依赖文明体系与生产关系的匹配。来自落后生产关系背景的群体，若未真正脱离原有文化与组织逻辑，往往会以“取巧”方式适应新环境。表面上看，企业节省了人力成本，实则牺牲了效率与质量。例如，印度裔员工虽看似“便宜听话”，却导致企业技术退步、管理空心化——波音飞机事故频发、公司经营恶化，正是这一逻辑的恶果。

　　归根结底，这是资本在追求私利过程中牺牲国家与民族整体利益的典型表现。企业主为短期利润引入低质量移民，最终不仅摧毁了产业根基，也瓦解了社会结构。当国家民族利益得不到保障，仅服务于私人资本利益时，结果必然是系统性崩溃——企业、产业、国家无一幸免。

　　这一过程，正是美国自进入工业时代后期以来，逐步被移民群体“夺舍”、制造内部混乱的历史轨迹。资本对移民“廉价劳动力”的诱惑无法抵御，虽短期看似提升利润率，却最终以社会解体与国家衰败为代价。

　　美国社会在移民政策长期作用下，逐渐形成了一种压迫主体民族的结构性制度，可类比为现代版的“八旗制度”或资本主义语境下的“四等人制”——即一种系统性歧视并压制原主体民族（白人，蔑称其为城市贫民或红脖子）的社会安排。这种制度与我国历史上的类似结构高度相似。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移民政策上并非全然失败：其对某些群体的引入成效显著，而对另一些群体则处理失当。

　　具体而言，美国在吸纳黑人、拉丁裔（“墨”）、部分穆斯林群体（“绿”）以及犹太人等具有较强内部组织性和文化凝聚力的族群时，面临较大挑战。这些群体的组织程度普遍高于美国社会平均水平，且其文化具有“抑制性”特征——倾向于强调唯心主义、主观建构的价值体系，对以实证和理性为基础的主流社会构成某种“降维打击”。尽管这种优势在策略上可能有效，但对国家整体稳定而言并非好事。

　　相比之下，美国在引进东亚裔移民——尤其是华裔、日裔、韩裔等儒家文化圈群体方面则相对成功。这些群体普遍秉持唯物主义世界观，缺乏强烈的排他性内部组织联系，更倾向于将国家政府视为自身归属的组织本体，积极融入并服务于国家体系，未引发社会动荡，反而显著提升了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实力。事实上，当今美国高精尖技术领域，如洲际导弹（如“民兵”系列）等核心项目，多由华裔科学家主导设计。

　　“我有一个好朋友，我回国了，他留在了美国。他搞的是美国的洲际导弹，我搞的是东风导弹，我的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有人曾问我对此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我们祖国的！”（梁启超之子，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

　　由此可见，即便在资本主义框架下，美国的移民政策也呈现出鲜明的得失对比：引入文化兼容、组织度低、现代化适配性强的群体（如东亚儒教文化圈移民），不仅未造成明显危害，反而带来巨大技术红利；而引入具有高度内聚性、文化异质性强、意图重塑社会权力结构的群体，则易引发系统性风险。这一经验值得深入反思。

　　毛泽东思想下的人才政策

　　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回顾新中国成立前30年，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人才政策。早在井冈山时期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吸引外国人士前来参与革命事业，体现出开放的人才态度。然而，这一过程亦有成功与失败之分。例如，曾有共产国际代表如李德（Otto Braun）等人，因其脱离中国实际的指挥，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毛泽东曾批评某些外国顾问“脱离实际”“思想僵化”，甚至直言其智力水平不济，反映出对盲目引入外部干预者的警惕。

　　而到了延安时期，引进如白求恩等具有国际主义精神、技术精湛且理念契合的外国专家，则取得了显著成效。这说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种族或国籍，而在于引进对象的性质：若引入的是试图凌驾于本国之上、干预政策制定、主导国家战略的“大爷型”人物，必然损害国家发展；若引入的是具备专业技能、理想信念与本国价值观高度一致、成熟务实的技术人才，则能形成强大助力。

　　例如杨振宁其父母杨武之、罗孟华均为学界知名人士。杨振宁本人作为世界级物理学家，在归国后为中国科学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类似延安时期亦有日本共产党代表如野坂参三等国际友人参与合作。这些案例表明，华夏文明历来具有吸纳人才的传统，但始终强调一个前提：文化上的同化与认同。

　　我们并不以血缘或种族划界，而是坚持“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原则。若外来者进入华夏体系后仍固守原有文化、维持独立组织结构，拒绝融入主流文明，则将对华夏文明构成重大威胁。

　　因此，未来的移民政策应明确两个核心原则：第一，避免引入意图构建“新八旗”、谋求特权地位、热衷攫取政治权力的群体。此类人往往抱持“四等人制”思维，以制造社会对立为乐，对国家政治生态极具破坏性。

　　第二，应优先引进高水平技术专家，尤其是那些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具备前沿知识、真正从事技术劳动并能带动本土人才培养的“大拿”。不应大量引入知识层次较低、仅擅长商业逐利、不创造实际生产力却可能掏空国家民族利益的群体。

　　事实上，中国长期以来在人才引进方面成效显著。尽管存在人才外流现象，但外流者多为中等层次人才，而回流者则多为高层次专家。面向未来，即便面临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人力资源缺口，也完全可通过教育体系加以弥补。现代工业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已大幅降低，更依赖高素质工程师——一名优秀工程师的产出可抵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而工程师是培养出来的，与人口基数无直接关联。

　　若我们能将全体国民视为未来先进生产力的核心载体，通过高质量教育体系将其培养为工程师与技术骨干，同时有针对性地引进全球顶尖技术人才，便足以维持并强化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关键在于：我们不需要引入带有强烈异质文化、高度组织化、意图争夺社会资源并破坏政治生态的群体。唯有坚持文化主体性、聚焦技术引进与本土人才培养相结合的道路，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与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