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并非势同水火，现代性是两种启蒙传统共同锻造...

lameihua

　　关键是历史背景的差异

　　对于两种启蒙传统的差异，人们更多地是将其理解为两种知识谱系或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如英国的经验主义与法国乃至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

　　其实，这与其说是人们头脑中的差异，不如说是更现实的历史背景对其进行选择的结果，实际上，法国的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的学说和主张，与"英国传统"要更为接近；而英国的霍布斯和潘恩的思想和学说，则更接近 "法国传统"。因此，对这两种启蒙传统，尽管不能完全否认其知识谱系的差异，但这当中更多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概括地说，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一场政治转型已然完成的后革命启蒙，其主要的关切不再是政治革命而是革命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再是政治社会的建立而是市民社会的有效运行。相比之下，法国启蒙运动则是在专制王权和天主教会双重压迫下兴起的，具有更强反抗运动的色彩，因而具有更强烈的革命性和批判性。

　　这种背景差异直接影响了两种启蒙传统的思想取向和实践方式。

　　从时间上说，英国的光荣革命是发生在1688-1689 年，而苏格兰启蒙运动，大约是发生在从1740年到1790年这一段时间。与光荣革命同时代的是洛克，洛克的学说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石和精神源头。而洛克尽管与英国光荣革命同时代，但他并不是直接参与者。因为光荣革命的核心参与者是英国议会、新贵族阶层，洛克并不在这些核心决策或行动群体中。

　　但洛克的思想，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精神内核上，与光荣革命都是高度契合的。

　　他在《政府论》中提出 “天赋人权”（生命、自由、财产权），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授权，若政府违背人民利益，人民有权推翻它。这恰好为 “推翻詹姆斯二世、邀请威廉夫妇继位” 的革命行为提供了正当性解释。而英国的光荣革命，则在实践的层面，以 “不流血的政变” ，终结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确立了 “议会主权高于王权” 的原则。这成为近代全球民主制度的重要范本。

　　如果说洛克思想与英国光荣革命的关系是一种契合，而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则是相当直接。

　　18世纪的法国仍然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国王拥有绝对权力，天主教会控制着社会生活和人民思想。其时，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就曾大力引进和介绍洛克的思想，使其成为法国知识分子批判君主专制、倡导自由平等的重要武器。1789 年，法国《人权宣言》明确提出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表述与洛克的天赋人权的理论如出一辙。

　　现代性的双重根基与互补性

　　所以，两种启蒙传统的关系并不像有些人描述的那样，一种经验主义的启蒙路线酿造了一场渐进主义的革命，而一种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点燃一场激进主义大革命的烽火。然后再进一步引申到，这场激进主义大革命的烽火又如何造就了暴力与极权。

　　历史不是这样的简单的线性关系。

　　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客观地看这个问题，就可以看到，这两种启蒙主义的传统确实历史背景不同，知识谱系有异，但现代性，或者说现代文明的根基，是由这两种启蒙传统共同锻造的。完全没有必要将两者视若水火。

　　现代文明的核心特征包括科学理性、个人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等这一系列的特质。在这些现代性的核心特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两种启蒙传统的交叉作用与互相影响：科学理性是理性思维与经验方法的结合，个人主义是自主理性与经验自我的融合，自由民主制度是理性设计与经验演进的统一，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与理性经济人的合璧。

　　对于这些现代性因素的形成，两种启蒙传统均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大陆理性主义，强调理性是知识的根本来源，追求普遍、绝对的真理。其对现代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确立了人的理性主体地位；推动了科学思维和系统化知识的发展；奠定了现代哲学和伦理学的理论基础；以及为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提供了理论框架。启蒙思想家描绘的理性、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蓝图，在实践中演变为法国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并成为现代文明追求的目标。

　　而以英国或苏格兰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则发展了实证科学方法和归纳逻辑。他们质疑 “理性万能”，强调经验与习惯对人类认知和社会秩序的影响，这一思想间接影响了后来的保守主义和渐进式改革理念，为民主制度中的妥协精神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这一脉的启蒙思想，也奠定了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基础，如天赋人权、有限政府等。在经济方面则催生了现代经济基本理念的诞生，如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等重要的理念。

　　在工业革命中，这两种有差异的启蒙传统，实际上都各自从不同的方面形塑了近代工业的基本面貌。英国的经验主义的实证精神，推动了技术创新；而大陆的理性主义的系统思维；则促进了近代工业的组织构架的形成。由此可见，这两种传统并非相互排斥、水火不容，而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对话、冲突和融合，共同塑造了现代文明的复杂面貌。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美国的制度设计更是融合了经验主义的务实精神和理性主义的权力制衡思想。看一下美国的历史就会发现，美国的建国理念深受洛克经验主义的影响，《独立宣言》强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体现了经验主义对个人权利和实际经验的重视。而美国的宪政设计则体现了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理论的影响，强调权力制衡和制度设计的理性原则。

　　两大传统与两大制度的建构

　　尽管人们对现代性有不同的理解，但在最大公约数上，除了理性化的精神气质之外，经济上的现代市场制度与政治上的民主共和制度，是其核心的制度构造。

　　而在这些制度的建构上，同样体现了两大启蒙传统的共同作用。理性主义推动了社会规划和制度设计的理想主义；经验主义则强调社会演进和自发秩序的重要性。这两者共同塑造了现代社会的制度形态。

　　在政治制度的建构上，大陆理性主义传统为自由民主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思想，强调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共同意志，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为权力制衡提供了理论框架。这些理性主义思想为民主制度提供了理想模型和价值导向，强调民主制度应该体现人民的普遍意志，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平等。

　　而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则为自由民主制度提供了实践路径和制度经验。洛克的"政府论"强调了政府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主张有限政府和权力分立。这种经验主义传统更关注民主制度的实际运作和效果，强调民主制度是在历史演进中逐步完善的，而非一蹴而就的理性设计。

　　在经济制度的建构上，同样可以看到两种启蒙传统的共同作用。

　　大陆理性主义传统为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框架，魁奈的重农主义强调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则试图通过理性设计构建更合理的经济秩序。这些理性主义思想为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提供了理论视角，强调经济活动应该遵循客观规律，通过理性规划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则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解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强调了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著名比喻，认为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会无意中促进社会整体利益。这种经验主义传统更关注市场的实际运作和效果，强调市场是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而非理性设计的产物。

　　在上述现代文明两大制度形成的过程中，两种启蒙运动在目标指向上，有没有差异？有。尤其是实现的路径上，两者的差异更大。但尽管如此，这两大制度的形成，正是这两种传统结合的产物。

　　问题出在后来的变异

　　不错，在后来的发展中，这两大启蒙传统都出现了种种的变异。如何看待启蒙及其种种的变异？也许将其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才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一条大河往往由不同支流汇合而成。人类的历史如果从早期智人算起，有几十万年了；真正的文明，至少也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种漫长演化的过程中，尽管也有波折和起伏，但人们所致力的方向是明确的，即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使自己生活的条件更好一些。从最初的茹毛饮血，刀耕火种，到今天的工业文明，人工智能，就是在朝着这个方向一路走来。

　　在这样的一条历史长河中，启蒙运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坐标上？从本质上说，是人类自身状态的一次重要的改变。这次改变的重要性，绝不亚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文明。这次改变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就是走出野蛮，走出愚昧。通过走出愚昧，走出野蛮，走进一种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文明。这种现代文明的核心是什么？是人文主义，是人的觉醒，是人在世界上作为目的的存在。

　　变异不能简单等同于基因。毋庸置疑，在当今的世界上，对启蒙运动有着多方面的反思。特别是其中法兰西或欧陆的理性主义启蒙传统，更是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这种质疑来自一种鲜明的对照，英国经验主义催生了撒切尔-里根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繁荣。而苏联式计划经济与极权主义体制，追根溯源，与法国理性主义传统不无逻辑上的关联。

　　但找出某些基因的类似是一回事，把因果更多归咎于基因是另一回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冷战时期，即使是在理性主义启蒙中心的法国和德国（当时是西德），曾经形成极权主义的体制或主导性思潮了吗？没有。相反，那里是两大阵营对抗的前沿。问题出自冷战结束后的乐观主义。

　　激进左翼为什么会成为冷战结束后的主流思潮？我曾多次引用卢比奥下面这段话：冷战结束了，苏联垮了，而总统们，我这里说的是总统们，因为这是美国两党总统的共同问题，变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我记得当时流行的说法叫，历史终结论。狂妄自大的总统们，开始疯狂地支持全球化，美国疯狂邀请全世界各个国家参与到全球化来。

　　这说的就是冷战后盲目的乐观主义在当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不仅仅是全球化，激进左翼的很多主张都与此有关。如人们经常批评的多平包甚至逆向种族主义，均与此有关。在泛道德主义的驱使之下，一种过度反思忏悔甚至补偿的主张开始萌发。其结果，就是我在2020年就曾经讨论过的文明冲突的内部化，西方文明的根基开始动摇。

　　但我们需要看到，在这股激进左翼背后的，有着不同的思想资源。多平包似乎直接来自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但实际上也与流传多年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有着某种渊源关系，而后现代的思潮，追根溯源，又可以追溯到苏格兰启蒙传统的源头。当然，实际上，两者也是根本不同的，也不能做这样简单的归因。

　　任何反思都不能脱离具体的语境。前些天我在《还没走出愚昧，就要否定启蒙》一文中，曾引用一则网友的留言：还没有走出愚昧，却遭遇了对启蒙的否定，并写了下面的两段话：

　　一切都源于语境的不同。 在过去几十年中，激进左翼在西方贻害深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对此的反应，社会在开始向右转。在这其间，甚至种种极右思潮也开始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这是自有其逻辑的。若干年前，我就曾经说过，如果包括移民在内的问题不能很好解决，逼出一个法西斯主义来，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没有逻辑的是我们具体语境中与所谓白左黄左不共戴天的人们。他们整天在数落白左的祸害，这在西方的语境中当然是有意义的。但你们难道真的认为，几十种性别是我们这里的真问题？移民和零元购是我们这里的真问题？多平包（过分的多元、平等、包容）是我们这里的真问题？难道你们真的以为我们应当反思的是这些问题？是普世价值走过头了（在他们的概念中，普世价值就是左，启蒙就是左，中国的右就是左）？

　　说明：我不是思想史方面的专家，上面只是一些初步学习的体会和粗浅的想法，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