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围绕娃哈哈的正式产权与非正式产权的冲突

lameihua

　　蝉的幼虫成熟后会从坚硬的外骨骼（蝉蜕）中脱出，外壳留在原地，自身则飞走。古人将其称之为金蝉脱壳。

　　现在，宗馥莉与娃哈哈集团之间上演的，就是这样的一幕。问题是，事情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未来又会走向哪里？

　　正式产权与非正式产权

　　我们先不说宗家的事，先说另外一个人。他叫倪志伟，英文名字Victor Nee。倪志伟是康奈尔大学社会学教授，康奈尔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倪志伟以研究市场转型闻名，其中，在对中国市场转型研究中最为人们重视的，是关于中国改革中非正式私有化和非正式产权的理论。

　　我们都知道诺斯关于产权的理论。其基本观点有两点，第一，清晰的私有产权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条件之一。第二，产权是由国家来界定的一种正式制度，这种正式制度保障了产权的有效性。

　　但在对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的研究中，倪志伟发现了另外一种现象：

　　那个时候，中国乡镇企业发展非常快，甚至有人说乡镇企业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但当时这些乡镇企业的产权却是很模糊的，名义上是集体所有，但实际上是由私人经营的，而且也基本是按照私营企业在运转。

　　怎么解释这种现象？不是说清晰的私有产权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吗？

　　倪志伟的解释是这样的。他认为这当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存在一个事实上的非正式的私有化过程。正是这个非正式的但具有实质意义的私有化过程，才是推动乡镇企业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它调动了那些实际上的私营企业家的积极性。

　　那么，非正式私有化是如何实现的呢？

　　这就涉及到产权的界定方式。在诺斯那里，产权是由国家界定的，形成的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而倪志伟在对乡镇企业的研究中发现，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另外一种产权的界定方式，即通过社会认知和多方默认形成的非正式产权。比如说，当时的红帽子企业，虽然戴的是国有企业的帽子，但大家都心知肚明，那就是私人所有的。在实践中，包括政府在内，也没有人真正将其作为国企来对待。

　　那为什么要弄出这样一种模模糊糊的非正式产权呢？这是由当时的大环境决定的。因为当时的私营企业还不能名正言顺地存在，至少在经济活动中还有诸多不便。这个问题，在后来乡镇企业改制的过程中，以尊重历史的态度和原则，大体算是逐步理清了。这就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过程。

　　说是理清了，但如果按照现在的法律条文逐条来抠，其实很多事情还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娃哈哈就是在这样的心照不宣中一路模糊走来

　　在宗庆后的带领下，娃哈哈这些年就是在这样的一系列心照不宣中走过来的。其间，非正式的默认与正式的法律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团几乎没有解开可能性的乱麻。

　　现在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一种是说，娃哈哈就是国有的，宗家是在掏空或转移国有资产。另一种说法是，你说娃哈哈是国有资产，国家有什么像样的投入吗？娃哈哈本来就是宗家的，没有宗庆后，哪来的娃哈哈？

　　你说哪种说法有道理？都有道理，就看从哪个角度说。

　　从正式产权的角度说，在没有其他约定的条件下，企业资产的产权，是属于其投资人的，无论其最初的投入是多少。打个极端的比方，假定一个老板只投资一块钱创办了一个企业，后来这个企业在一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的经营下，变成一个亿资产的企业，这个企业的资产属于谁？当然属于老板，而不是属于这个职业经理人。

　　如果这样来理解，娃哈哈根本就根本没有宗家的份儿，宗庆后就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作为承包人的职业经理人也是职业经理人。

　　但宗庆后真的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吗？如果按职业经理人来定位，对宗庆后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显然不符合事实。搜索有关文献，没有任何关于宗庆后是娃哈哈集团职业经理人的提法，公认的提法是，宗庆后是娃哈哈集团的创始人及实际控制人。

　　在娃哈哈产权的演变中，有三个环节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个环节是校办企业经销部的承包。娃哈哈的前身是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创办于1987年，创办的目的是解决教师福利问题，初始业务为代销汽水和文具。同一年，42 岁的宗庆后以 “年利润 10 万元” 的承包承诺获得经营权。但这一阶段为时很短。在这一阶段国资的投入，可能是两种意义上的，一是有限的办公和仓储用房，二是校办企业经销部的名义。不久，宗庆后通过经销部为杭州保灵公司代加工并销售 “中国花粉口服液”。

　　这时作为承包者的宗庆后，在法律的意义上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他得到的只是经营权，销售部的产权是国家的。

　　但这时，糊里糊涂的种子实际上已经种下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一般都是实行“死承包” 模式，即承包人承担全部经营风险，发包方不参与亏损弥补。在这样的前提下，承包人在完成上缴基数或承包费用后，剩余收益归承包人所有。这种原则也为后来的《民法典》所确认。

　　在销售部承包的第一年，共实现利润22.2 万元，此时宗庆后承包收益约为11.2万元。那这些属于宗庆后的投资收益哪去了呢？投入了企业的再生产中。到了代工生产阶段，出现了对资金的需求。资金来自哪里？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属于宗庆后的承包收益，另一个是宗庆后以个人信用向银行申请了5 万元贷款。注意，到这个时候，宗庆后已经成为投资人，甚至是主要投资人。但到这个时候，并没有明确企业的产权结构。

　　第二个环节是娃哈哈的创立。1988 年，宗庆后终止代加工模式，自主研发 “娃哈哈儿童营养液”，并注册品牌商标。这一产品精准切入独生子女营养需求市场，配合 “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 的广告语，迅速打开全国市场，1990 年销售额突破 1 亿元。

　　问题来了，娃哈哈是属于谁的？

　　我们能够看到的，这当中没有国资的实质性投入。娃哈哈创办的资金，实际上还是原来糊里糊涂积累起来的营业收益。但实际上比这还麻烦和乱套。对娃哈哈进行过系统调研的吴晓波先生讲到：娃哈哈开办那的14万元，是宗庆后辛苦赚下来的，但当时不能办私营企业，便以借款的方式给了区教育局，然后再注入企业。在这整个过程中，上城区政府作为校办企业的主管单位，实际上并未投入一分钱现金资本。

　　这就更糊涂了，本来属于自己的承包收益，自己不直接投入娃哈哈，却把钱借给政府让政府来投入。你说这个企业是属于谁的？按正式的法律规定，也应该是属于国家的。但实际的情况是，这只是当时的一种变通的办法。

　　第三个环节是改制。娃哈哈共进行了两次重要的股改。第一股改是1999年11月：上城区国资局以原校办企业资产折价入股，占股51%，成为第一大股东。宗庆后以个人信用向银行借贷1.5亿元，获得29.4%股权，成为实际控制人。38名高管持股2.3%，1885名正式职工持股17.3%。

　　在达能退出后，娃哈哈启动第二次股权改革。上城区国资局将 5% 的股权转让给职工持股会，国资局持股比例降至 46%。2018 年，娃哈哈集团推行股份回购计划，将原有的员工持股模式转变为干股形式。通过这一系列的股权改革，最终形成“国资46%+宗家29.4%+员工24.6%”的混合结构。

　　至此，股权看起来明确了吧？但实际上还是没有真正明确。因为在这种看起来明确的股权中，还是藏着一个心知肚明的心照不宣。以原校办企业资产折价作为投入的国有股为什么一开始就能占51%？这真的能体现其投资的份额吗？显然，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结果。国有股占51%，确立了娃哈哈国有控股的身份，于政府而言避免了谁也承担不起的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于宗庆后而言，有国企的身份可以更好干事情。

　　所以，娃哈哈的股改还是没有挣脱正式产权与非正式产权交织在一起的那团乱麻。这样我们也就可以想通了一件事情：为什么娃哈哈的大量业务在体外运行？体外运行的资产和利润大大超过了集团本身？

　　是有关部门视而不见吗？不可能的。唯一的理由是，有关部门也心知肚明：那本来就不是国有的，那是人家的。政府每年得到几十亿的税收，不是很好了吗？

　　从模糊无限大到有限清晰

　　宗庆后那代企业家是在宏大叙事中长大的，大，是他们的信仰和宗教。他们那代企业家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做大。许家印是如此，宗庆后也不例外。宗庆后是真的做大了，而且与许家印不同，宗庆后做成的这种大还是很不错的大，但尽管如此，这个大还是一种糊里糊涂的大。

　　驾驭这样一个庞大而产权模糊的摊子，是非常不容易的。宗庆后可以在这团乱麻中长袖善舞，甚至游刃有余。因为他有这样的地位与资源。但宗馥莉不行，她没有这样的地位与资源。你还想这样下去，有关部门买你的账吗？娃哈哈的老臣买你的账吗？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妹呢？他们的妈妈呢？

　　宗馥莉的头脑应该是清楚的。她知道，在这团乱麻之中，他父亲可以长袖善舞，但她不能。她舞不了，因为她没有这个资源。甚至我猜测，她也不见得愿意舞下去。作为一个在西方接受教育的人，她可能很不喜欢这种状态，而且她也深知，将来这个坑有多大。

　　于是，她想要明确，想要清晰，想明明白白。娃小宗，可能是比娃哈哈要小，但宗小哈比娃哈哈要清楚，要明白。于是，就有了她的那一系列所谓的折腾。

　　现在最为难的，我想倒有可能是有关部门。我们的很多事情都有点模糊不清，对模糊不清问题的最终解释和裁决，要取决于风向和氛围。如果这时候强调的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事情可能是一回事；如果这时候强调的是保护民营企业，事情就可能就是另一回事。在这上面犯了错误，是吃不消的。

　　但娃哈哈产权的一团乱麻，理是理不清楚的。你说价值几百亿的娃哈哈商标究竟属于谁？这些年国资对娃哈哈隐性的价值怎么算？理不清楚的。类似这样的事情，只能做一个彻底的切割。

　　浙江毕竟是一个民营企业最发达的地方，也是有关部门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最开明的地方。最终的结果也可能就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做一个彻底的切割。两败俱伤的局面，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