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尼泊尔人用 ChatGPT 选出临时政府总理？感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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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泊尔人用 ChatGPT 选出临时政府总理？

　　网传，在尼泊尔，推翻政府的年轻人使用 ChatGPT 选出临时政府总理。人工智能认为她是一个“能够赢得不同群体信任并引导国家走向公正选举”的人物。

　　其实，这是一种误传。

　　根据能得到的信息看，尼泊尔临时政府总理的任命过程并未直接使用ChatGPT等AI工具进行决策。但2025年9月的政治危机中，抗议群体确实通过社交媒体平台Discord进行线上讨论和协商，间接推动了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苏希拉·卡尔基（Sushila Karki）的任命。

　　这一过程被部分媒体称为“数字民主实验”，但其核心仍是传统政治协商与宪法程序的结合，AI仅作为辅助工具存在。

　　据有关媒体报道，民间团体“反腐青年”在Discord上建立的讨论群吸引逾10万人参与。通过多轮讨论与投票，逐步聚焦于推举中立且具有公信力的候选人。在这个过程中，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苏希拉·卡尔基因其反腐立场和司法背景（曾判处时任部长入狱、罢免贪腐官员），成为共识人选。最终投票结果显示，苏希拉·卡齐获得七千多票支持。

　　而对于最终结果的确定，技术工具说起的作用是辅助性的。在实际流程中，AI仅被用于分析候选人履历或生成讨论提纲，而非直接决策。抗议者主要通过人工辩论和投票达成一致，并向总统和政党施压。最后，尼泊尔总统和军方同意和确认了这一安排。

　　在这个过程中，宪法程序仍然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根据尼泊尔宪法，临时总理的任命需经总统与主要政党协商。卡尔基的提名最终由总统鲍德尔依据宪法第61条（非常规第76条）宣布，体现了对民意的妥协，但本质仍是政治精英的共识。

　　但尽管如此，这一事件还是展示了技术工具在未来政治中的潜力。对于人工智能在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人们已经有种种的展望与猜测，相信历史会提供超出我们想象的答案。

　　感叹，经济贫穷和技术空白保护了我们

　　不知道现在的孩子，高考完之后还撕不撕书。我现在还记得20年前6月初的那一天，教学楼前漫天飞舞的纸屑。这些从天而降的精灵，来自教科书辅导书作业本试卷，更来自我们压抑已久的眼耳舌鼻心意。我们等待这一天太久了。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我暗自发誓，从今往后，谁也不能再拿任何考试结果评判我的优劣。那样子就好比《英雄本色》里，小马哥说：“我发誓，再也不会让人用枪指着我的头。”后来我对于所有带有考试性质的事情，统统采取回避、绕道或蒙混敷衍的态度。

　　当时我以为我们是最压抑的一代中国孩子，我们要摆脱贫困了，要走向丰裕和富强了，后面的孩子要过好日子了。但是这些年来陆陆续续接收的信息却告诉我，情况不是这样的。后边的孩子虽然吃得更好，穿得更好，长得都更高了，但好像更压抑了。

　　原因或许在于管理或监控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那时候再压抑，教室里是没有摄像头的，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同学家里都没电话，更别提手机和智能手机了。是经济贫穷和技术空白保护了我们，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自为空间，救命的空间啊。可惜当时不明白。

　　我不仅同情现在的孩子，而且同情现在的老师。他们本就是一体的，现在的老师就是从前的孩子，现在的孩子也会成长为将来的老师。

　　一份涵盖55万余名大中小幼教师样本的研究显示，2000-2022年，中国教师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的总检出率达到16.1%。检出率位居前三位的心理健康问题依次是强迫（20.5%）、抑郁（18.8%）、焦虑（16.1%）。

　　一个总体性结论是：2000以来，中国大中小幼教师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呈现出整体性、多维度的恶化态势。横向比较的话，教师群体比其他职业群体的心理问题也更严重、更普遍。

　　现在的学校和家长处于一种高强度“向系统汇报”状态。老师很忙，家长也很忙，但每一方都是在机械完成任务，谁也不愿意甚至谁也没能力主动、直接地对孩子的成长负责。

　　老师和家长从早到晚忙活的这些任务，都是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以“为了孩子”之名下发的，好像哪项任务缺了漏了，自己就会犯天大的不可饶恕的错误。但是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所有时间和心力都被消耗殆尽，这两个与孩子接触最密切也本应最关心孩子的群体，反而变成了对孩子最残忍的人。因为他们用来完成任务不可或缺的“道具”就是孩子（西坡《全体压抑》）。

　　一半教师被焦虑情绪困扰

　　教师一直是公众羡慕的职业之一，很多人觉得老师不仅有令人仰视的智慧，社会地位高，而且还拥有暑假寒假和双休，时间悠闲，但老师们自己感觉如何呢？

　　2022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一项针对全国2万多名教师的调研结果显示，有一半教师被焦虑情绪困扰，但其中四成多教师是轻度焦虑风险，中度、重度焦虑风险的仅7. 8%。同时，有超过两成的教师存在工作倦怠，3.5%的教师存在严重倦怠。

　　但值得关注的是，在所有年龄段的教师中，31-50岁的中青年教师是心理健康问题的高发群体。这个年龄段的教师一方面是工作中的主力，另一方面是家庭生活的主力，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分身乏术，体验到的工作和家庭间的冲突较其他年龄段群体要明显。

　　近几年来，“教师课外负累重”的话题已经屡见不鲜了，不少教师在网络发声，吐槽当下的环境中，教师承担了太多教学任务之外的额外工作。

　　在厦门一所公办中学工作了数年的教师向媒体表示，由于工作原因，他打算明年转行，而压垮他的并非是教学任务，而是日常看似琐碎却超负荷的杂务。

　　“今天公开课，明天课堂评比，这周艺术节活动，下周运动会，频繁举办的各种活动，终端压力都给到老师身上。除此之外，还有各级检查、撰写材料、参与课题研究和教学教研活动等额外工作，这些额外工作占据了我大量时间，让人筋疲力尽。”该教师这样说道。

　　压力之下，教师的身心健康容易出现风险，与同龄的不同职业人群对比，教师的亚健康发生率要更高（新京报《人人都羡慕的职业却有一半人感觉焦虑，教师压力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