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明：哈里斯的镜鉴：白左女权亡国记

lameihua

　　美国之殇：极端女权+官僚女权=亡国

　　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推举哈里斯作为总统候选人，成为近年来白左女权影响最大的一个案例。此举直接导致全球“白左”政治势力在其发源地——美国失去政权，民主党随之溃败，目前在美国政坛被严重压制。

　　极端女权带来的亡党亡国风险，美国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实样本，充分展示了其危害性。美国存在约30-40年为周期的政治更替规律。2024年的大选标志着旧政治王朝的终结与新王朝的开启。因此，当前可见马斯克与特朗普阵营内部的分歧，却鲜见特朗普与民主党之间的激烈对抗，原因在于民主党在此次大选惨败后迅速陷入沉默，元气大伤。此次失败极为惨重，而其前兆正是极端女权的泛滥。

　　哈里斯的个人属性具有三重特征：

　　第一，她并非通过正常婚姻组建家庭（为某政客小三步入政坛），缺乏家庭责任感，其身份本质上具有反家庭倾向；

　　第二，她的职业背景为文科出身，曾任检察官，与尹锡悦类似。这类背景使其世界观缺乏客观性与唯物辩证法的训练，倾向于以主观意志主导现实，其职业与工业化社会中的先进生产力相距甚远，所以有天然地反科学反理性的影响。用主观文科来捍卫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者的社会职业自国家乃至奴隶制时代便已存在，传统而固化。奴隶时代的祭司可以献祭活人，黑暗中世纪的教士集团可以审判科学家，科举体制下的东林党可以党同伐异，工业时代的律师可以当国家元首，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检察官可以干掉政治家。主观的东西，是没有一定标准可言的，所以谁在社会上的同党势力大谁就是“真理”，所以在非战争年代或者斗争不激烈的太平年月，往往是党同伐异的“帮亲不帮理”的人群获得主观类学科的话语权，因为在没有激烈的自然淘汰情况下，筛选不出像毛主席这样的“优秀文科生”，却是容易让王明博古这样的“钦点文科生”获得权力。尽管掌握权力，但其三观体系缺乏客观实践支撑，劳动经验中无先进生产力元素，背离现代社会的核心发展动力；

　　第三，她们获取最高权力的方式往往依赖向建制派与既得利益者妥协，形成压迫广大民众的权力结构，本质是“媚上欺下”。

　　综上所述，可理解“国之将亡，必生妖孽”的深层含义。美国冷战后的政治周期已至终结阶段，但这一终结难以在拜登手中完成。尽管拜登年迈，但他经历过冷战，熟悉美国社会运行逻辑，尚能维持政局稳定。而一旦权力移交至哈里斯这类人物，或当拜登等成熟政治人物被彻底边缘化，该现代政治王朝最后的政治合理性与能量将彻底消散。

　　哈里斯等人之所以失败，在于其背离“三个代表”的原则，体现出三大落后性：

　　其一，代表落后的文化与意识形态；

　　其二，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反而依附于少数腐朽的既得利益集团；

　　其三，不代表先进生产力，而是落后生产关系的代表。她们依靠垄断、官商勾结、小圈子运作与舆论操控维系权力，与高新技术的需求背道而驰。正是她们的政策取向，逼迫马斯克等先进生产力代表脱离民主党，也将拜登等稳健政治人物排挤出局。

　　另有一事引发美国社会广泛愤慨：大选前，一名民众收养并训练一只小松鼠成为网红，松鼠与人亲近，能听懂指令。因其主人在网上表达对特朗普的支持，哈里斯掌控的地方执法机构便以借口上门，将松鼠击毙，并连带杀死主人一同饲养的另一只小动物。此事激起大量民众对哈里斯阵营的强烈反感，许多原本中立者转而支持特朗普，成为哈里斯阵营惨败的重要诱因之一。

　　这就是官僚主义的具象化体现。

　　由此可见，哈里斯一类人物代表的是媚上欺下、极度恶劣的官僚主义。她们掌握一定社会权力，党羽遍布美国体制内的法律与舆论系统。其所倡导的“女权”，实为女权、官僚主义与少数族裔特权（类比“八旗”）相结合的落后政治模式。因此其被推翻毫不意外。

　　极端女权的危害在于，一旦与官僚主义结合，便会排斥党内成熟理性的政治力量，招致社会大众的普遍反感，并背离先进生产力体系。即便成功执政，也将引导国家走向落后；即便获得权力，也将在持续不断的反对声中陷入混乱。即便在舆论上暂时占优，也会导致社会道德与风气严重恶化，并且会引起全民的愤慨与反抗。在极端女权（瞒着马斯克阉割了他的大儿子）、官僚女权（哈里斯为代表的美国司法系统和舆论系统）的兴盛下，把先进生产力、广大的人民群众、先进文化的意识形态，完全逼到了对立面，实现了对立势力执政合法性与先进性的“强背书”，所以自然会实现丧失执政权的情况。

　　阴性女权vs阳性女权

　　真正有意义的女权并非极端女权或者官僚女权，而是革命女权。革命女权要求女性真正参与斗争、上战场、为人民牺牲、为历史进步付出劳动。在毛泽东执政时期，中国涌现出大量此类女权代表，与哈里斯所代表的西方“白左”女权截然不同。例如，西瓜品种的改良得益于女性科学家的努力，青蒿素的发现者屠呦呦，劳动中的许多女性劳模，能操作各类军事装备的女性，均体现了女性在生产与国防中的重要作用。这种女权基于劳动，因承担社会责任而获得权力，其工作具有创造性与生产性。

　　权力与责任是一体的，极端女权实际上就极端在了其“极端利己”的问题上——只想追求权力，而却与该承担的责任做切割，如此违背天道，怎能不祸乱天下。

　　在当时，天下大同的经济基础与维护大众权益的上层建筑相结合，整个社会强调一种利他精神。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认为，女性能干、坚韧，既能劳动，又能持家养老育儿，撑起家庭重担，这类女性值得尊重，许多祖辈女性均有类似经历。她们能从事科研、上战场、在劳动中领先、掌握科学知识，具备极强的组织能力，证明女性不逊于男性。这种“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理念，才是真正的中国式女权、革命女权，毛式左派女权。

　　相比之下，西方“白左”女权虽冠以“左”名，实则对应国内政治光谱中的右派，因其依附于金融资本、犹太资本等既得利益集团，维护少数特权阶层利益，并非代表群众的利益，也不尊重客观的科学知识——人均姜萍，属于是工业时代的“文盲”群体。

　　白左女权主要集中于舆论、法律及体制内文职岗位，这些领域决定了其背离社会生产与创造性劳动。其斗争对象并非资本家、既得利益者或外部侵略势力，也不面对家庭、育儿、赡养等现实困难，因其多数不组建正常家庭。从经济基础看，她们不参与生产；从上层建筑看，她们勇于欺负老实人却胆怯于真正的斗争，这些都与毛泽东时代的女权完全相反。她们不在强博弈的领域、自然科学或人类未知领域探索，建设之功没有，却喜欢在成熟领域挤占劳动者的利益，形成垄断，导致整体氛围的恶化。

　　因此，白左女权天然适合现代“察举制”式的权力结构，与哈里斯、尹锡悦等检察官出身的政治集团结合，也常与极端反社会的女权分子联动，表现为侮辱、诬陷男性等行为。

　　可见，“女权”之名虽同，实质却天差地别。女权的性质取决于其生长的土壤：有的促进社会发展，有的引发混乱与倒退。辨别女权的根本标准在于是否符合“三个代表”：是否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一边；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是否传播积极向上、先进的文化，而非自私、恶毒、反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

　　据此可将女权分为“阳性女权”与“阴性女权”。阳性女权即毛泽东时代以劳动者为基础的女权，强调女性为家庭与国家奉献，属于劳动型、建设型女权。阴性女权则与金融资本勾连，依靠法律、舆论等文科权力，崇尚自私、反家庭、反两性和谐、逆向民族主义，属于寄生型、破坏型女权。二者泾渭分明。

　　阳性女权促使国家社会阳光、壮大；阴性女权则使国家逐渐走向衰亡。

　　阳性女权实际上离现在的时代太遥远，以至于人们可能已经有所遗忘。但阴性女权则是人们刚刚经历过的现实。复兴阳性女权，才是遏制阴性女权的正解。

　　后冷战时代的女权兴衰背后

　　在核平衡格局下，各国因拥有核武器而难以爆发世界大战，但各国仍需在全球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建立联系与组织。在这一宏观世界格局下，金融资本必然形成对全球生产力的支配局面：因为资本本身具有高度流动性，尤其是金融资本，能够在各国之间迅速流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支配各国的经济政策。

　　因此，在过去几十年中，金融资本实际上建立起一个国际性的资本组织体系，其下辖有金融计划机构，它们操纵全球资本流动，摧毁或兴建一个国家的工业体系，支配生产力在全球的分布，并进行全球资源配置。当它们认为“日本老工业区”的产能需要转移时，便会制造经济危机，迫使产业向新兴地区转移；当它们判断泰国或东南亚地区“经济过热”时，便会组织资本军团进行金融收割。然而，当其“老家”如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时，它们则官官相护，全力维持其金融体系不倒。

　　因此，全球存在着一种国际性、有组织的金融统治与操纵集团，且掌握了世界货币——美元的发钞权。由于掌控了世界货币的发行权，它们便能够定义全球财富。这种经济基础必然衍生出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即西方的“白左”势力，这个势力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资本女权”。

　　白左的资本女权不断发展，最终走向极端女权。其特点是：她们所掌控的领域正是舆论、司法，而其服务的“上家”，则是金融。

　　实际上，她们在舆论和司法这两个领域拥有最强的控制力。她们利用舆论对国民进行思想灌输与洗脑；利用司法为垄断资本和既得利益集团提供便利，为垄断者提供保护、靠山与背书。

　　舆论与司法，本质上属于文科性质，简单说就是依赖“人际关系”，是“帮亲不帮理”，“只唯上不唯实”这些东西盛行的领域，是可以通过人际关系让文盲也能混得风生水起的地方。它不像“大国工匠”那样必须凭真才实学，差之毫厘便无法立足；也不像战士或缉毒警察处于斗争第一线，稍有迟疑便可能面临残酷的风险与生命威胁。这些领域拼的主要就是关系。

　　依靠司法与舆论来控制国家，这种事情在武则天的时期也发生过：

　　在武则天时期。武则天重用酷吏，重用科举筛选出来的文科生，用以打击异己、迫害对手；同时大力扶持佛教等意识形态组织，强化对社会舆论的操控。她做了两件事：一是重用酷吏，二是大兴佛教。前者用于残酷镇压，后者用于精神催眠与思想洗脑。

　　结果是，契丹势力趁机南下，兵临河北。在唐朝国力强盛、经李世民与唐高宗两代苦心经营的边防体系被武则天破坏殆尽，四周边防形势急剧恶化。一代将才与华夏文明的精英力量被系统性摧毁，名将大批被杀。国内政策荒唐，如因信佛而禁止百姓吃肉，严重扰乱民间生活。

　　可以看出，白左女权司法舆论集团、武则天时期的“酷吏+宗教”集团，二者具有共性：不从事生产，不在斗争第一线，既不抵御外敌，也不推动发明创造，只致力于建立垄断体系以盘剥国民，依靠意识形态的操纵来维护统治，其政治经济结构的核心特征就是——不事生产，以掠夺劳动成果为生，用唯心思想来控制社会的意识形态。

　　如此一来，其怎能不经济凋敝，怎能不小人得志，怎能不失尽天下人心，怎能不令亲者痛而仇者快。这种结构下，内部济凋敝，外部威胁恶化，也就是必然的结局了。

　　如同美国白左的势力，不负责生产，不推动科技创新，只通过资本运作将财富转移至少数人手中。这种模式不提升社会生产力，不推进技术进步，也不承担国家层面的外敌防御、民族尊严维护或社会保障责任。

　　其行为违背天道、逆天而行，达到极端程度时，必然引发人民群众、民族力量与先进生产力的抗争。

　　因此，武则天被政变囚禁，美国的白左势力亦在2024年大选中被彻底击败——在美国“白左王朝”的角度上看，等同于“亡国”。

　　由此可见，历史规律反复验证：当一种非生产性、寄生性、反人民的政治力量登顶，并不意味着其得势，反而预示了其衰亡只是时间问题。

　　反常者，必不久。

　　为什么历史上的女权运动都不长久

　　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小人指的就是媚上欺下的人，极度利己的人。女子并非指广大女性，而是特指非劳动女性：或以色侍人，或嫉妒争胜之人，特指帝王将相家族中那些不从事生产、却又掌握一定社会资源的女性群体。正是这类人，才真正符合“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的定义——即那些极度利己、媚上欺下的人。依靠这种人群，很难形成一个可靠的政治势力。这个群体，不但本身不参与生产，嫉妒心强，物质欲望极重，同时又不忠诚，“胳膊肘往外拐”、习惯性讨好外邦，损自己人而便宜外人。

　　因此，这种所谓女性化的力量、女性化的群体，都很难长期供养，因为一旦放任，他们就会将整个社会的正能量吸干，使社会环境极度恶化，使整个国家的发展朝着衰败和覆亡的方向一路狂奔。

　　实际上，宋朝由于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社会产业模式，因此在北宋前半段，也曾出现一定程度物质女权的复兴与抬头。正是这种现象，促使朱熹、二程等所谓的儒家理学学派得以兴盛起来。物质女权发展的特点就是如此：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向反民族、反家庭、反国家，而后就会得到强烈的负反馈，使得全社会形成必须对其进行强力反制的社会共识。

　　在法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验证。法国在一战前，由于社会经济较为发达，民众的斗争意识普遍降低，不再尊重劳动者。由于法国实行殖民地资本主义，因而形成了大量非生产性的资本经济基础，由此也衍生出一些物质形态的女权。这类物质女权分子自己不上战场，却到处羞辱留在国内、未上前线的法国男性，无论对方是残疾人、老人还是退伍老兵，都给他们佩戴白羽毛以示羞辱。她们自身不承担任何战争责任，却对他人提出苛刻要求。同时，当美国在一战中加入英法阵营，派出上百万士兵赴法助战时，这些法国女性在后方与美国士兵私通混杂，造成严重道德混乱，最终导致恶劣后果。

　　最终，男女关系彻底失调的法国男人，在一战法国勉强过关后，二战直接选择了投降。投降之后，部分女权分子甚至直接与纳粹侵略者勾结。例如某著名女权分子得所做所为：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她组织法国女大学生去伺候德国士兵，给德国人提供“慰藉”的服务。

　　因此，正是由于西方女权、极端女权、白左女权和物质女权的这些特点，使其一旦发展到极端程度，便会与民族国家之间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又因其并不掌握暴力机关，仅掌握舆论、司法、金融等非暴力权力，无法通过强力镇压反抗其统治的革命力量，因此往往最终都会被人民推翻。

　　所以，美国的哈里斯也正是因此被彻底击败。因为美国民众不认可她的那套理念，群众组织起来，最终将她淘汰出局。

　　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才能对抗资本女权

　　这个女权的问题，实际上只要是工业社会，都必须解放女性，实现男女平权。因为作为劳动者而言，现代社会所面对的已不再是重体力劳动，即便是战争，例如操控无人机、发射导弹等工作，所需要的主要是组织性和服从性。因此，凡是进入工业时代的国家，基本上都会出现女权运动。

　　而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与女性的解放有着直接关系。这就导致了一个现象：女性权利的推进程度与生育率成反比。这是各国普遍观察到的结果，至于其成因目前尚无定论。但事实是，女性权利越高、权力越大，社会的生育率就越低。因此，西方社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便不得不依赖大规模移民来弥补主体民族人口的减少——越工业化女权越厉害，女权越厉害生育率越低，生育率越低移民比例越高，移民比例越高去工业化越厉害，逆工业化越厉害金融、舆论、司法势力越强，金融、舆论、司法势力越强群众反感越大，群众反感越大推翻旧体系的动力越大。

　　这就是一个以工业化开始到去工业化的螺旋，但是有的国家去工业化了，别的国家可能正好接收转移出来的产能与生产力，所以在全球层面可以看到既有内部的工业化与去工业化的起伏，也有全球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前进。

　　只要社会生产力不断解放、不断发展，女权运动就必然会出现，但是之后怎么走，却是有区别的。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你选择的是哪一种女权？是毛主席时代“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社会主义女权，还是资本主义式的白左女权乃至极端女权？

　　如果走的是社会主义女权道路，即鼓励女性参与劳动、承担家庭责任、发挥社会作用，那么不仅不会抑制生育，反而可能促进人口增长。在这种模式下，女性既能从事科学研究，也能上战场，能在各个岗位上与男性并肩而立。一批批有担当、有责任心、有家庭责任感、具备利他精神的优秀女性会被筛选出来。这是华夏文明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开创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的女权模式。走这条路，社会得以大发展，人口持续增长，主体民族的主体性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日益提升，社会分裂、男女对立现象减少。人们由衷地尊重那些有责任心、有牺牲精神、能干且尊重客观规律的女性，她们因劳动而承担社会责任，也因贡献而获得社会资源与权利。这种认可是发自内心的，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但若走资本主义女权、白左女权乃至极端女权的道路，结果将是毁家破国；拖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制造社会不公、司法不公；埋下动乱隐患，使民族前景黯淡无光；性资源被轻易让渡给外国，本国男性难以成家，血缘关系混乱。因此，资本主义女权是资本主义社会衰亡的重要推手。在王朝终结时期，它会表现出极其明显的、令人不适的特征，正所谓“国之将亡，必生妖孽”。

　　而社会主义女权不仅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为人民大众所拥护，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对文化与文明的进步具有积极意义。但要推行社会主义女权，必须依靠群众运动，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当一小撮人已经把持关键岗位或渗透进体制时，谁能阻止他们？苏联的教训表明，如果不依靠群众，就会被颠覆；而全球的现实也证明，只要充分依靠群众，依靠大众力量，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希望，在于备份了毛泽东思想的人民群众。

　　中国的人民群众，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群众，他们不但明辨是非，而且忠肝义胆。他们敢于在聋哑母亲的孩子受到霸凌的时候，站出来说“她的妈妈不能说话，我来替她说”。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私人时间和专业知识去检举极端女权分子的劣质论文和学术不端。人民自发地与这些破坏共和国的恶行作斗争，顶着暴力与压力去追求正义，这就是毛泽东开辟的社会主义路线必然能够走下去的原因，礼失求诸野，人民群众就是毛泽东思想最强大的储存器，能够在不同时代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强力量源。

　　中国，是中华民族的中国，是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是人民群众的中国，是华夏文明的中国，这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规律，这就是中国的天道：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要求人们的利他精神，就要求人们对家庭负责；

　　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就要求用人民群众的监督来让腐败力量无所遁形，就要让劳动者获得尊重，就要让国家的复兴压过个人的富贵；

　　人民群众的中国，就要求惩治仗势欺人的傲慢之辈，就是不能光顾着重视营商环境来让资本家的子女搞宫斗而忽视了民生环境让大伙喝粪水；

　　华夏文明的中国，就是要以唯物辩证法为信仰，就是要以中华民族的主体为核心，不能忘记岳飞、李定国、冉闵这样的民族英雄，要保护传承华夏衣冠的中学生不能受到恶势力的打击报复。

　　在美国，极端女权和女权官僚主义的势力已经强大到能将哈里斯推为总统候选人，几乎就要掌控国家权力。而在中国，类似哈里斯式的人物，甚至连在图书馆诬陷他人这样的行为都难以得逞，反而会遭到群众的群起而攻之和广泛抵制。这说明，中国的群众力量远比美国强大。美国人难道非要等到哈里斯成为副总统、总统候选人才开始痛恨这种现象吗？但他们无法阻止，直到最后才拼尽全力将其遏制。这说明，美国人的奴性要比中国严重地多，被欺负得麻木了。

　　因为美国太久没有经历革命，社会长期缺乏彻底的涤荡。而中国不同，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们不断革新，不断去腐生新，不断除旧布新。这种持续的自我更新，使得群众的力量强大，群众的三观端正。群众与国家之间无需言语，便能明辨是非，敢于对丑恶现象进行斗争，表达立场，采取行动，寻找解决路径。这正是国家元气未衰、民族正处于兴旺发达前兆的体现。

　　资本女权与极端女权的问题，是全球在资本全球化三四十年来所共同面对的挑战。但相对而言，在中国，这一问题造成的危害在同等体量的大国中是最轻的。其原因在于，尽管许多舆论阵地和某些领域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渗透，但人民群众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毛主席一生创造的最大革命成果，并未传给血缘继承人，而是交给了全体人民。正因如此，人民群众受到毛主席的教育，在他逝世几十年后，仍能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抵御世界性的灾难与侵蚀，维护国家稳定，保护民族文明。人民群众如同华夏文明的“白细胞”，赋予中国强大的免疫力。

　　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只有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才能平安地渡过未来世界的大动荡期。

　　在全球许多国家已陷入“亡政党亡国家”的危机、美国已实际经历政治溃败改朝换代的大背景下，中国面对的挑战并不轻松。

　　哈里斯弄丢了美国白左老家的政权，这雄辩地说明了，想要靠舆论洗脑和司法特权来压制人民的力量逆时代而动是徒劳的，任何做这种尝试的人都应该明白这条路的终点是毁灭。

　　不要想着愚弄人民，不要想着仗势欺人，要真的提供公平与正义，要站在人民的立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给出的答案——人民当家做主。

　　但是只要把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树立起来，自然就会有人民群众拥护支持，有了群众的力量，中国才能获得真正的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