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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手机里泡大的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宗庆后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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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7-23 02:12: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手机里泡大的孩子们的心理问题

  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的新书《焦虑的一代:如何养育手机里泡大的孩子》,提出了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Z世代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心理健康危机。

  来自北美、欧洲、澳洲等多国的数据显示出高度一致的趋势。2010年前后,青少年的抑郁、自残和焦虑症状开始显著上升。原因何在?海特给出的解释令人警醒,这是第一代在青春期早期即深度接触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孩子,他们的成长路径,悄然偏离了人类演化塑造的节奏。

  在这个时代,一个孩子的“童年”不再是玩耍、摔跤和结伴回家的街道生活,而是用手指滑动屏幕、在陌生人点赞中焦虑等待的“手机式童年”。自由玩耍、面对面社交、集体同步活动以及模仿现实中的榜样,这些被写进进化史的成长机制,正在一一瓦解。

  这种“手机式童年”彻底违背了儿童成长的本质需求。它代替了真实的同伴互动,让孩子们即便身处人群中依然感到孤独无助。它用无休止的信息流和游戏蚕食了宝贵的睡眠时间,干扰了大脑的正常发育。它通过持续不断的通知,将注意力切割得支离破碎,破坏了孩子们进行深度思考的能力。最终,它借助大脑的奖赏机制,将孩子牢牢钩在屏幕前,让他们陷入难以挣脱的行为成瘾。这四重伤害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今天这代焦虑的孩子。

  《焦虑的一代》迫使我们直面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们是选择默认这场由技术主导的童年变革继续下去,还是鼓起勇气为孩子们夺回一个更符合天性的成长环境?这本书,正是这场必要反思的起点(乔纳森·海特《焦虑的一代:如何养育手机里泡大的孩子》)。

  一点感想:少年儿童的心理问题,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为何如此?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沉溺在手机当中,没有了与同伴的玩耍。玩耍是非常重要的,玩耍是儿童的天性,玩耍也是健全人格形成的重要因素。年龄大点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过去的孩子皮实而现在的孩子脆弱。过去的孩子,晚饭后家长一个耳光(当然这也不好),哭着跑出去和小朋友玩去了,回来睡觉时高高兴兴活蹦乱跳,事情就像没发生过一样。而现在,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情景了。

  民粹主义式营销可以休矣

  面对市场上的竞争压力,一些企业想到了以迎合中底层爱国和公平诉求的民粹主义营销方式,用这套叙事取得消费者的认可,并可以在短时间内让竞争对手形象塌房。

  第一次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成功运用这个战术的是某科技企业,它于2018年左右将这种营销范式发展成熟。此后,房地产商恒大也大打民粹牌,先是投入巨资做慈善,继而宣称“恒大愿意把一切都交给国家”,许家印在网络舆论中获得“最有慈善心”、“最爱国的企业家”的称号,其形象远远好于同业的王健林、王石、潘石屹等人。

  到了去年,最经典的就是宗庆后去世前后,出现的一波娃哈哈爱国营销。宗庆后被贴上“布鞋首富”, “全家无外国籍、无绿卡”的标签,俨然是一个完人,葬礼当天送行队伍数公里长,甚至还有很多外地人赶来,在地上长跪不起。

  最近的则是今年初某行业价格战中,某企业的口号是“不应压榨社会最底层的兄弟”,其创始人被塑造出“人民企业家”、“底层代言人”的角色。在这波舆论最高潮的时候,甚至有网民把把他的肖像挂起来膜拜。

  应该说这种营销模式,在短时间内往往很有效。因为它抓住了当下民众的两个痛点:中美竞争冲突不断,让大家想起以往中国受屈辱的历史,因而产生了浓浓的不安全感;贫富差距不能缩小情况下,底层、乃至中间阶层的被忽略感,以及对公平正义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商品营销一旦与民间痛点贴合,往往就会产生天文级信息流量,比产品教育效果快太多,因而逐渐为企业所青睐。

  我们还应该看出的是,虽然采用这种营销的企业,后来多数都塌房了,但是以后肯定会有更多企业前赴后继来发扬光大,除非它所存在的社会基础不存在了。比如我们熟知的某空调企业领导者,也一直很想利用民间的这些情绪,来让自己封神,只可惜该人手段太拙劣,屡次翻车(BJ王明远《民粹主义式营销可以休矣:娃哈哈事件的启示》)。

  一点感想:民粹主义式的营销手段,在国内并不鲜见,特别是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时候,这种民粹主义式的营销手段往往是一种利器。特别是在网络和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就更是如此。关键的问题,不是企业是否诉诸这样的营销手段,而是社会中有这样的土壤。

  宗庆后在香港为三位子女设立的信托究竟是怎么回事?

  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离世一年半后,一场遗产争夺战在香港打响。但在7月17日,腾讯新闻《一线》从接近香港汇丰银行处独家获悉,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宗庆后,并未在香港汇丰银行设立该信托计划。

  一位在港为富豪人群提供信托服务多年的人士表示,一般来说,若是信托已经完成的话,高院的这份起诉书理应将香港汇丰旗下的信托主体列为被告。但腾讯新闻《一线》获悉的香港高院的起诉书中,并未提及任何涉及该信托的信息,起诉书也未将香港汇丰旗下的信托主体列为被告。

  该份起诉书的核心内容并不多,其中包括截至2024年5月31日,上述提及的汇丰银行账户被转走了108.5万美元,但是并未提及转自何处。上述在港从事信托人士表示,仅从高院的这份起诉书来看,并未明确提及该汇丰银行的账户为信托旗下的账户还是其他类别的账户。

  之前有传言称,宗庆后曾经在集团内下令计划在香港汇丰银行设立该信托,但是信托设立流程暂未完成。截至发稿,腾讯新闻《一线》并未能从包括高院文件等公开渠道获得与该信托有关的书面内容。

  一位在港从事信托行业多年的律师表示,若是信托设立已经完成的话,信托旗下公司的账户资金往来需要获得包括信托旗下公司的董事们在内的授权才可动用。常规来说,信托账户的动用权限取决于信托合同的具体条款,以及信托设立时的约定。通常情况下,只有受托人(信托公司或指定的其他机构)有权动用信托账户的资金,用于执行信托合同规定的事宜,例如投资、分配给受益人等。委托人(设立信托的人)和受益人(获得信托利益的人)通常没有直接动用信托旗下账户的权限,除非信托文件中明确规定了他们的权限。

  截至发稿,腾讯新闻《一线》暂未能获得该案件中三位原告及其代理律师Samuel Fung、宗馥莉及其代理律师等置评(谢照青《宗庆后未在香港汇丰银行为三位子女设立信托》)。

  一点感想:这是腾讯新闻的一则报道。在看了这篇报道之后,又查找了一些资料,总和各方面的材料看,所谓信托的问题,可能的情况是:宗庆后生前确实存在通过离岸架构设立家族信托的意图及操作痕迹,但信托的最终法律效力及资产隔离功能尚未完全确立。三名自称宗庆后非婚生子女提供的2023 年宗庆后指示下属在香港汇丰银行设立专项信托的娃哈哈内部邮件指令是存在的,2024 年 1 月该账户余额为 18.2 亿美元也是事实,但这个程序可能没有走完。宗馥莉转走的110 万美元,是出自东南亚市场拓展储备金。由此引发两个问题。第一,这笔资金可能是通过离岸工具实现资产隔离与控制权保留的一种做法;第二,这笔资产究竟是个人资产还是公司资产尚存模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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