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两点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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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生活中肯定都遇到过“扫兴”的人——

　　当你努力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一直在旁边说风凉话，打消你的积极性。你把他带进团队里一起做事的时候，他又没有信心，三番五次的说“这件事不行、放弃吧”，听着让人心烦，也影响你的工作效率。

　　这个时候，如果你抱着“远离他”的态度，其实是不现实的，因为你无法保证下一个遇到的人，是否仍然是扫兴的人。

　　你唯有正面面对，让扫兴的人不再扫兴，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教员面对“红旗能够打多久”的疑问而写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标准答案。而他分析问题的方法和逻辑，也是任何时代、任何领域、任何事情都适用的实用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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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能够打多久”，其实不是一个人提出的问题，而是一批人有这样的疑问，甚至可以说，红四军遇到的生死存亡危机越大，有这个疑问的人就越多。

　　1929年1月，国民政府成立湘赣两省“会剿”总指挥部，任命湖南的鲁涤平为总指挥、第十九师师长何健为代总指挥、江西的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为副总指挥，纠集六个旅、三万人，兵分五路扑向井冈山。

　　那时，井冈山根据地正在经历严重的危机——

　　红四军官兵没有冬衣，仍然穿着草鞋单衣。

　　每天三分钱的伙食无法解决。

　　没有盐。

　　缺少医药，伤病员无法救治。

　　在这种“外有强敌、内有危机”的困境中，一部分红四军官兵就直言不讳的问：“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

　　为了解决这次危机，教员和朱老总带3600余人主动出击赣南、彭德怀和滕代远等人带800余人留守井冈山。

　　但红四军分兵，并没有打消那部分官兵的疑问。

　　5月，绵延三月的蒋桂战争结束，桂军大败、李宗仁逃往香港，赣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回防，给红四军造成巨大压力。于是在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等人，便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发表悲观言论，表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这种悲观言论，其实就是在问：“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

　　1930年1月，红四军已从赣南转移到闽西，并开辟了闽西根据地，于是蒋介石召集福建、广东、江西三省军队前来“围剿”。而那时红四军又出现补给困难，无奈之下，红四军前委决定，朱老总率第一、三、四纵队到福建龙岩连城县筹款，教员率第二纵队留在上杭县古田镇策应。

　　临行前，林彪给教员写信，又一次向他提问：“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

　　红四军官兵屡次发出这种疑问，除了遭遇生死危机以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原因——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以后，中央政治局对革命形势做出悲观的估计，认为红四军很难实现工农武装割据，便要求教员和朱老总离开部队到中央工作，红四军分成数十人到数百人的小部队，散入湘赣边界的农村。

　　尽管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回信，坚持了工农武装割据、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等理论观点，但中央的这封信，还是给红四军造成思想混乱。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员见到林彪的信件，便深感事态严重。

　　如果连林彪这种地位高、能力强的干部都没有革命信心了，可想而知，其他红四军官兵又能有多大的信心呢？

　　于是，教员决定给林彪写一封回信，一方面教育林彪，帮他看清革命形势，另一方面以“党内通信”的形式印发给各级干部，帮助所有红四军官兵树立革命信心。

　　这封回信，原标题是《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后来应林彪的要求，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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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文是7200字，后来要收录进《毛选》的时候，教员又删改至6200余字，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

　　尽管这篇文章比较长，但逻辑是清晰的，在我看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以分成五个层面来解读。

　　第一层是讲这篇文章的要领是什么，即要讲什么问题，起到开宗明义的作用。所以教员开篇第一句就写道：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一言以蔽之，党内的一部分同志对革命的认识有错误，我要写文章教育他们。

　　那他们有什么错误呢？

　　这就是文章的第二层，讲清楚这一部分同志的错误，批评出现的具体问题——

　　“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者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来，教员认为这一部分同志的错误，便是不愿意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不愿意建立革命政权，仍然保留着流寇思想，妄图以最小的代价、最轻松的方式取得革命胜利。

　　而他们之所以这么想，又是没有把“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想清楚、看明白。

　　教员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距离“古田会议”只有八天时间，会议精神还没有落实下去，红四军的错误思想还没有改造完成。

　　教员说的“一部分同志”，其实就是古田会议以前，红四军错误思想的代表。

　　既然这一部分同志的错误、出现的具体问题都讲清楚了，那么文章的第三层，便是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告诉他们什么才是正确的——

　　外国列强的矛盾传导到中国引起军阀混战，军阀混战又导致中国难以建立起统一而强大的中央政府。

　　中国混乱造成农民生活困苦。

　　农民生活困苦，意味着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是正确的。

　　又因为中国军阀长期混战，所以各军阀势力的交界处，便是其统治力量薄弱处，可以建立红色政权。

　　而红色政权要完成革命，根本途径是深入土地革命、有计划地建设政权、扩大人民武装，并波浪式的向外扩张，直至解放全中国为止。

　　一句话，这种艰苦的、需要一步步推进的工作，才是中国革命的正路，那种试图以小博大的流寇思想，完全是中国革命的邪路。

　　以上的“正确”和“错误”，几乎都是结论性质的，那教员凭什么断定“一部分同志”是错误的，他写出来的就是正确的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教员的文章第四层，便是详细分析中国时局，讲清楚为什么“一部分同志”是错误的，他的结论就是正确的。

　　这部分内容，教员的原文比较长，我就精简概括一下，大意是——

　　1、中国的革命力量虽然比较弱，但中国的反革命力量建立在脆弱的农业经济上，力量也很弱。西欧的革命力量比较强，但西欧的反革命力量建立在工业基础上，力量也很强。

　　这样一对比，中国革命走向高潮，一定比西欧快一些。

　　这是从世界全局做分析。

　　2、国共两党发起的国民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的革命力量进一步削弱，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现在处于困难时期，但这些仅剩的革命力量，仍然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这是从世界全局缩小到中国全局，对革命力量做出的分析。

　　3、反革命力量的矛盾暂时消失时，革命就会陷入低潮期，反革命力量的矛盾激化时，革命就会进入高潮期。

　　这是在中国全局内，对反革命力量做出的分析，以及革命和反革命两股力量的对比。

　　4、外国列强的矛盾是不可能缓解的，中国的军阀混战也是不可能停止的，军阀混战又必然带来赋税加重，那么纳税人和反革命力量的矛盾就会日益激烈。

　　而军阀混战又会导致外国列强在商品、经济、金融等方面进一步侵略中国，资产阶级必须靠压榨工人才能维持生存，这就激化了资产阶级和工人的矛盾。农村地主为抵消商品侵略和政府的高赋税，只能放高利贷和提高地租，这就激化了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同样是因为外国商品的侵略，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也要走上破产的道路。

　　随着中国各地的经济日益凋敝、税源日益枯竭，反革命力量的士兵将生活在困苦之中。

　　随着兵祸蔓延，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城市贫民，也将面临求生不得的困境。

　　正因为中国社会各界充满矛盾，故而四万万中国人每时每刻都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他们就是遍地干柴。只要我们这些星星之火不熄，迟早能够烈火燎原。

　　这就是革命高潮必然到来、革命必然胜利的逻辑。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不搞工农武装割据、不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如何能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呢？不能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中国革命又如何胜利？

　　那种流寇思想、用游击战争扩大政治影响的错误思想，只能加重中国社会的矛盾，和反革命力量沦为一丘之貉罢了。

　　这就是教员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错误”的原因。

　　至于文章的第五层，则是详细列举了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回信中的观点，以此来消除中央来信中“革命悲观态度”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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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因后果来看，教员的这篇文章其实是“古田会议”的后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由此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起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三篇纲领性文章。

　　这篇文章的背景故事并不复杂，文中却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尤其是教员说服教育的方法和分析问题的逻辑，完全可以在任何时代、任何领域、任何事情上运用起来。

　　相比内容而言，这两点才是我们应该着重学习的东西。

　　就像教员说的：“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文章的最后，教员写道：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你看看，文采多好。

　　如果学生作文能写成这个样子，分数肯定能高一些，如果工作材料写出这种水平，得到领导赏识的概率也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