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索：伊朗，路向何方？

lameihua

　　6月13日凌晨，以色列对伊朗境内数十个与核计划和其他军事设施相关的目标发动偷袭，伊朗人员、设施损失空前，被羞辱到了新高度。

　　6月15日，伊朗外交部对外表示：准备好签署确保其不拥有核武器的协议。

　　当着世界的面被暴揍，在短暂的、克制的、有限还击之后，伊朗表示，愿意被割，而且确保割的干净。

　　伊朗如此急于妥协，根源在内，不在外。

　　拥有全世界最奇葩的政体，什么“法基赫监护制”，也就是神职精英集团统治，下面再弄个民选政府，用于对接、管理现代社会。双系统运行，庞大的内耗是伊朗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不可承受之重。

　　伊朗教士集团、世俗精英、社会底层的社会结构，实质上是伊朗版的种姓制度。或者说印度的种姓制度原本就源自伊朗，经历数千年而不曾断绝。

　　解释这种现象的成因并不困难，像产生于伊朗高原、青藏高原这种有地缘优势的区域文明，其文明基因的传续相对稳定。直到解放前，青藏高原的统治秩序仍是黑暗的宗教奴隶制。波斯也是一样，虽然其灭亡后先后被阿拉伯帝国长期统治，但其宗教奴隶制的文明内核未曾改变。伊斯兰化之后，波斯人选择小众的什叶派，就是保证其文明的相对独立性。再退一步讲，波斯王国覆灭后的阿拉伯和奥斯曼，也都是深受波斯文明影响的近亲文明，王朝覆灭，文明仍在。

　　在整个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文明的天、地、人是平等的。有了这种认识，人们才有依据，有勇气为自我的生存、为追求平等付诸行动。

　　从西周的国人暴动，陈胜、吴广起义，黄巢剪除门阀士族，朱元璋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再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辛亥革命完成一半的民族主义革命，新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都是在争取人的平等权、发展权。

　　无论是古波斯，还是今天的伊朗，他们的文化历史中缺少人人平等的观念，更缺少改天换地的斗争精神。相反的，从波斯帝国、塞琉古王朝、安息王朝、萨珊王朝、阿拉伯帝国、塞尔柱帝国、伊利汗国、萨法维王朝，到后来沙俄的入侵、裂土，英国的殖民统治，都在持续不断地输入奴役与压迫。

　　几千年来，伊朗人民所处的外部环境没有本质改变，其黑暗的奴隶制内核也未曾改变。在与天争命与屈膝妥协之间做选择，他们会本能地选择后者。

　　至于以苏莱曼尼为代表的对外强硬派，又该做何解释呢？

　　伊朗是一个占地16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近9000万的区域大国，尽管掌控教士集团的阿赛拜疆族群只占伊朗总人口的25%，基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仍有2000多万的体量，加之其掌控全国的权力与资源，使得其能打造出革命卫队这样相对精锐的军事力量。

　　站在国家的角度上，面对美以的敌视，逊尼派国家环视的周边环境，伊朗必须要有自己的应对策略，这种策略表现为什叶派之弧，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防住以色列、胡赛看住沙特、自己守住波斯湾。在地区棋盘上就坐稳了地区霸主的位置。

　　面临全球霸权时，地区霸主就明显不够看了。当特朗普用炸弹杀死苏莱曼尼的时候，美以开始实施对伊朗，更确切地说是对伊朗教士集团的去势行动。接着是哈尼亚、莱西、然后是黎巴嫩、接着是叙利亚……什叶派之弧，伊朗教士集团的中东之刃，断掉了。然后就是13日凌晨的以色列空袭，革命卫队高层及核物理学家被点名清除。

　　对于伊朗这样一个地区大国而言，什叶派之弧是一个相当积极的安全战略。什叶派之弧的断裂，不是伊朗作为国家的实力不济，而是精英教士集团的实力不济。双系统的权力结构、教士集团作为前文明社会的产物在现代社会缺乏应有的信息能力与组织能力，是伊朗作为一个国家不能把国家力量与现代体系集中对外应对的根本原因。

　　教士集团的应对失矩体现在伊朗内政外交，但屈辱属于整个伊朗。教士集团精英的陨落并非全然是坏事，小族统治大族原本就是伊朗统治力薄弱的根本性原因。美以针对教士集团的定点攻击，客观上却有助于主体民族精英的崛起，当主体民族不再是被压迫、被奴役的对象，才能凝聚更深厚的国家力量，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的大团结。

　　伊朗有很多人都在怀念巴列维时代的伊朗，美以也“恰到好处”地推出豢养已久的巴列维王室后人以迎合伊朗人的期待，目的却是颠覆伊朗的现政权。

　　2023年，巴列维王朝末代王储访问以色列|

　　客观而言，在伊朗从英国统治下的半殖民地转型为现代国家的道路上，礼萨·汗和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伊朗现有的工业化、基建、教育、司法、医疗卫生，甚至是原子能计划都是巴列维时代奠定的。

　　问题在于，巴列维王朝（1925-1979）期间，伊朗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文明国家。在全球语境下，这一时期的伊朗仍是英、美、俄的附庸国，内政外交都要看人脸色。在内部，数千年的宗教神权仍牢牢掌控着伊朗的乡村与社会底层。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深化改革，发起一场以土地改革为核心、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发展诸方面的改革，试图把伊朗建设成为独具特色的、君主政体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场名为“白色革命”自上而下的社会经济改革激怒了教士阶层，包括霍梅尼在内的宗教领袖将这些不满与伊斯兰教旨结合在一起，呼吁推翻沙阿及恢复伊斯兰传统，伊斯兰革命爆发。

　　一场革命终结另一场革命，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伊朗从王权资本主义转身走向教士集团与民选政府双系统驱动的教权专制国家。

　　上层精英与广大底层民众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是巴列维王朝走向没落的结构性原因，尽管其试图把国家建设成欧美式的“现代文明”国家的初心或许是好的，毕竟这是他们的王朝。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奔赴西式现代文明的努力最终撕裂了整个社会。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在以霍梅尼为代表的宗教领袖带领下，不满穷奢极欲上层精英的社会大多数汇聚成了滔天的洪水，巴列维王朝就此落幕。

　　巴列维王朝的改革举措，诸如土地改革、森林和牧场的国有化、工人参与企业分红、妇女享有男性同等的选举权、全国性的扫盲运动等，都能看到社会主义的影子，问题在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在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基础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更是经历了漫长的、艰苦卓绝的民族主义革命和民主主义革命。

　　巴列维王朝既没有打扫干净半殖民地时期延续的旧秩序，政治经济上一直被英美俄左右，更没有彻底清除中世纪延续至今的教士集团、社会各阶层中占有土地的地主与贵族，仅仅试图以一场不付代价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完成，这想法难免过于天真了。如果一场改革或者一场革命没有流血牺牲为代价，那代价必然是改革者自身。

　　巴列维的理想主义失败了，伊朗主程序回滚到了排斥现代文明的、死寂的中世纪，为了对接文明世界，教士集团给政权加装了一个民选政府的子系统，以彰显并非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此次以色列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也就是伊核问题。巴列维王朝时期开启的原子能计划，是被霍梅尼政府亲自终结的，经历了菜鸡互啄、郊原浴血的两伊战争之后，伊朗教士集团终于认识到科技与武力的对应关系，重新捡回了原子能计划。

　　综观中东国家的近现代史，所有的地区强权国家，无一不是打出来的。

　　枪杆子里出政权，真理有广泛的适用性。

　　曾被誉为西亚病夫的土耳其，第一次世界大战站错了队，被迫签订《色佛尔条约》，痛失3/4的国土，几乎面临亡国灭种的风险。风雨飘摇的土耳其迎来了它的拯救者，出身军旅的凯末尔击退了希腊为首的侵略者，在列强环伺的危局中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国家。

　　凯末尔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后进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这些改革被称为凯末尔主义，包括共和主义，体现为反对君主专制主义，坚持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原则；民族主义，体现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民族独立和维护国际地位原则；平民主义，体现公民主权，国家权力属于全体公民和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国家主义，体现以国营经济为基础，鼓励私人工商业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原则；世俗主义，反教权主义，体现在反对伊斯兰封建神权势力干预国家政权、法律、教育和社会生活原则；改革主义，体现反对满足现状、盲目保守、听天由命的思想，要坚持不懈地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原则。

　　凯末尔领导土耳其15年，身后给土耳其留下了一支精锐强大的部队，一个根除了专制的共和国，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一个崭新的土耳其民族。

　　凯末尔在临终前留下遗言：“若国家有伊斯兰化倾向，军方可发动政变，对宗教势力进行清洗，可推翻民选政府，且不用负任何责任。”

　　凯末尔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社会改革，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无疑是积极与进步的，历史演进到今天，当西方霸权日渐凋零，这些基于制度与主义的原则逐渐无法回避一个核心问题，我是谁？这个问题不是关于制度与主义的，而是关乎文化与传承的。

　　作为中国人，我们有共同的祖先，从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轩辕氏 ，一直到教员，新中国的奠基者，都是为苍生造福的圣贤，中国天然没有神权统治的土壤，天然就是世俗社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华夏文明自一开始就教会我们自强不息，勇与于斗争的精神，中国人精神浸润的是人生而平等、不平则鸣的普世价值。人与天地是平等的，是和谐共生的。

　　在“天地人”共建的文明坐标系中，人是坐标的原点，华夏文明是以人为中心构建的，人是文明的主人，也是文明反哺的对象。神州之外所谓的“文明”，神是一切的主宰。西方文明在复制了东方的技术文明与制度文明之后，习惯性地把技术与制度奉为新的神祇。自始至终，人都不是其文明坐标系的原点。

　　人作为文明主体被置于错误的位置，一切问题便无从解决。舍本而逐末的所谓文明，失去重心，也就难以在强国林立的世界中获得竞争优势。

　　人，才是文明社会的坐标原点，不是神，不是宗教。制度与技术不是新的教义，而是原点的发散。

　　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当凯末尔主义无法解释土耳人的身份问题，甚至反向以一种制度与主义的方式消解人的身份、人的价值和人的意义时候。埃尔多安，土耳其人身份危机时代的奸雄出现了，他发现奥斯曼土耳其的幻梦早已消散在西方列强的殖民史中，他把目光投向中亚，他把曾经驰骋北方草原的突厥摆上祖先的灵位，把北方的长城作为重塑突厥历史的脊梁。埃尔多安的中亚斯坦国不可避免地遇到文化与宗教的终极拷问，而再度回归的伊斯兰主义与凯末尔的遗言又该如何取舍？

　　此时的欧洲，凯末尔时代光芒万丈的西方列强，早已陷入凯乐奇主义的泥淖难以脱身，若凯末尔源下有知，看到黑绿遍地的圣城伦敦、巴黎，不知会作何感想？

　　中国的先贤早已给出了答案，这个答案叫华夷之辨。辛亥革命只成功了一半，原因就在于华夷之辨执行的不彻底，给后世中国留下了重重隐患。今天广州尼哥泛滥成灾也是同样的原因，是时候请青帝降世，好好再清洗一遍五羊城了。

　　土耳其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好歹实现了大一统，社会各界对国家、民族有较强的认同感，一个地区大国就此铸成。

　　叙利亚则是一个反例，派系林立、少数派掌握权力，每个势力背后都有大国的影子。这样的国家是经不起大变局时期历史风浪的，其曾经民主、繁荣的外衣，很快就被幕后势力支持的极端宗教势力撕的体无完肤，这是小国的悲衰，也是浪漫主义者的墓地。

　　阿富汗，曾经的帝国坟场，三大帝国在此折戟沉沙之后，塔利班坐上了权力的王座，当其孤独地环顾世界，却发现自己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虽然成功地赶跑了侵略者，阿富汗的政教合一的政府却陷入了现代文明转型的困惑。

　　中东的政教一体的政权之中，黎巴嫩的真主党是现代化转型相对成功的一个。作为中东小霸王的邻居，黎巴嫩运气实在不怎么好。也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缘环境，让黎巴嫩真主党发展出了耕战一体的国防策略，密切联系群众、发展军备，同属什叶派，其神职人员已化身政委、党支部，一边生产建设，一边保家卫国，可惜体量太小了点。

　　再回到伊朗，在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方面，需要补的课太多。它至少需要经历三场革命，民族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意识形态革命。不经历民族主义革命，就无法终结少数族群统治多数族群的结构性错乱，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民族团结；不经历民主主义革命，就无法终结种姓制度式的阶级倾轧，就无法实现人人平等的世俗社会；不经历意识形态革命，就难以摆脱中世纪宗教的桎梏，就无法真正拥抱现代文明，身体在二十一世纪，思想却困在中世纪。

　　霍梅尼既然宣扬宗教高于物质，为什么不用宗教经典打两伊战争？他用的是坦克和大炮，用数以万计的儿童去肉体扫雷。

　　塔利班式的民族革命并不适合伊朗，作为地缘角力场，幕后大国支持的杜拉尼式的极端宗教政权也不可能在伊朗复现。出身军旅，终结穆兄会在埃及统治的塞西民选政府或许是一个可参考的选项，可那些一味把巴列维王朝视作伊朗黄金时代的民众，多半会把西方豢养的巴列维子孙推向王座。

　　如今的伊朗面临危机，也面临机遇，一个乱世出英雄的历史机遇，一个居鲁士大帝重生的机遇，而这种机遇，正如色佛尔条约之后希腊联军入侵风雨飘摇的土耳其催生凯末尔一样，如今伊朗面临美以联军，能否在战火中催生波斯今日的英雄？

　　教士统治集团是伊朗体质孱弱、精神萎靡的结构性原因，在美以联军不停歇的轰炸中，教士集团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解。正如僧格林沁连同它的满蒙骑兵逐渐清零之后，主体民族才能重获力量平定甘陕之乱、收复伊犁，才能慢慢积蓄力量重返文明之巅。

　　如今以色列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诞生英雄的机会，一个维护人类文明价值的机会。面对美以反人类集团，升旗是没有用的，表演式的反击也是没有用的。

　　昔日蒋委员长在四行仓库牺牲式的表演，只是为了乞求国联的援助，有用吗？等来援助了吗？并没有。相反，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在没有等到苏联援助的情况下决然出兵，一仗打出了七十年的和平。什么是实力，装备固然重要，意志更重要。

　　面临危局，伊朗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跪，接受被美国人、犹太人屠杀，奴役的命运。要么进行决绝的长期战争，打一场终结以色列反人类政权的灭国之战，重新赢得世界的尊重，也赢得波斯文明的浴火重生。

　　阿拉伯有句谚语，波斯人应该不陌生：真理虽远在中国，亦往求之。

　　那里有十万吨的真理，也有二十六马赫的真理，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真理，更有人人平等，为人民服务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