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家长里短话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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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女孩的争议

　　5月29日，哈佛大学举行毕业典礼，三名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表毕业演讲。其中一位来自中国青岛的女孩蒋雨融的演讲，在网上引发强烈争议。

　　有人认为她的发言是哈佛传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致力于以柔软和精神的力量打动和改变世界，消除隔阂与仇恨，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芒。但更多的人则认为，这是“一篇自我催眠式的演讲”、“通篇白左的自我陶醉的呻吟”，“政治正确但是浮在半空不接地气”，在人类面临的现实困境面前毫无意义。

　　然后就是揭其人生经历，挖其家庭背景，舆论很快演变为一场网暴。

　　这几天不断有人问我对这件事情怎么看？甚至有人问，如果是你的学生发表了这样的演讲，你会是什么感觉？我的回答很简单，第一，演讲的内容没有什么价值。第二，作为一个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讲这些内容无可厚非。

　　人们的非议，集中到一点，就是空洞、不接地气的理想主义空话。

　　我完全认同上面的批评，但我想问的是，你想让她讲什么呢？讲对世界复杂性的理解？讲对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危机的深思熟虑的看法？讲她为世界想出的某种走出困境的思路？要知道，她只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尽管也曾短暂工作过几年时间。

　　这让我想起一种经常见到的情景：大人开玩笑地问几岁的孩子，你长大想做什么啊？孩子说，我想当工程师，或者说我想当飞行员，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什么。幼稚吗？幼稚。天真吗？天真。但他就是处在说这种话的阶段。

　　我看到几种有关的解释。

　　第一种，青年时期是大脑前额叶皮质（负责理性决策、长期规划）快速发育的阶段，但尚未完全成熟。这导致青年更易被宏大愿景、抽象理念所吸引，而对现实复杂性评估不足。我不知道这种解释是否有道理，但类似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

　　第二种，埃里克森心理学理论指出，青年期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他们通过探索价值观、信仰和社会角色来定位自己，理想主义成为身份构建的驱动力。

　　第三种，青年尚未完全进入职场、家庭等现实责任体系，较少受房贷、育儿、职业竞争等现实压力的约束，更敢于追求"应然"而非妥协于"实然"。同时，他们没有经历过理想的幻灭与社会的残酷，因而，对于世界的想象往往是玫瑰色的。

　　大学和知识分子为什么普遍偏左？

　　大学和知识分子偏左，在西方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美国更有右的社会、左的大学的说法。

　　这里可能有一种结构性的原因。

　　至少有两个因素可以部分地解释这种现象。一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唱反调、对社会进行批评，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天性。知识分子的习惯性思维就是，我要说得和你不一样，否则还有什么价值？这里说的你，既可能是别人的观点，有可能是一种现实。二是知识分子身上的乌托邦精神。虽然现在的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是很密切的，但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和氛围，还是有很强的象牙塔的特点，一般地说，在象牙塔里坚持理想主义要比在社会里容易得多。

　　以美国社会为例，其整个社会的框架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

　　尽管我完全同意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最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个人潜能发挥的一种制度，但不是说，对其进行批评和反思就没有必要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的日益撕裂，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其间的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中有一部分人持一种反思和批判的立场，以作为一种对冲的力量，是完全必要的。

　　如果社会和大学跑到一边去了，才是值得警惕的。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哈佛已经成了白左的堡垒。从现象的层面，这也许是一个事实。但需要进一步拷问的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这样的现象会成为可能呢？有人给我们描绘了这样的一种图景：白左控制了大学的权力，对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压和排挤。

　　我觉得这多少有点阴谋论。要知道，把几千个几乎每个都自命不凡的哈佛教师的大脑都控制起来，在美国现有的体制中，这可能吗？

　　这不禁让我想起一件事情。有一次，我一位中学时的老师，需要做一个手术。她知道在某地有一位人称全国第一刀的专家，但如果排队的话需要几个月。老师问我能不能帮忙。我找到一个朋友，朋友说，你真是找对人了，那位专家很倔，找他们院长都没用，恰好我和她的一个闺蜜是好朋友，我找她闺蜜吧。事情就这样办成了。

　　这还是在权力很起作用的我们这里。

　　我想说的是，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很倔的，别人想改变他们的想法是很难的。如果你觉得一个有很多知识分子的地方成了白左大本营，一定要明白，那一定主要不是思想控制的结果，一定是另有原因。这原因你自己琢磨去吧。

　　丘吉尔：良心与脑子

　　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有一句话经常被人们引用。原话是，如果你二十岁时不是自由派，你就没有良心；如果你四十岁时不是保守派，你就没有脑子。

　　这段话，后来被人们演绎成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如果你年轻时不是左派，你是没有良心；如果你老了还是左派，说明你没有脑子。还有一种说法是，如果你年轻时不是理想主义者，你是没有良心；如果你老了还是理想主义者，说明你没有脑子。

　　不管具体的表述是怎样的，这句话都说明人生与阅历对人的认知和价值观的影响。

　　其实，丘吉尔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年轻的时候，丘吉尔属于英国自由党，曾支持自由贸易、社会福利改革等自由主义政策。在当时，自由党是属于左翼，丘吉尔也被人们视为具有“进步良心”的自由派政客。

　　但到了中年之后，丘吉尔的政治立场开始转向保守主义。1924年，丘吉尔正式加入保守党，这时，他更加强调维护传统秩序、个人责任和市场自由，对激进的社会变革持警惕态度。他反对大规模国有化，主张通过稳健政策而非激进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

　　丘吉尔认为，年轻时因理想主义支持自由主义（关注公平与变革）是“良心”的体现；而随着年龄增长，经历政治实践后，认识到社会变革的复杂性，转而支持保守主义（注重秩序与实效）。他认为，否则便是“缺乏理智”。

　　回到题目上，我为什么用了一个家长里短的说法？我的意思是说，在对待左右的问题上，我们需要一种平常心，需要有一种韦伯所说的理解性的解释，而不是动辄誓不两立，动辄视若仇雠（最后说明一点，以上讨论的左右，都是西方意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