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在新时代，大多数人都是多余的；加密货币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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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时代，大多数人都是多余的

　　最近，微软刚刚交出亮眼的财报：上季度净利润258亿美元，同比增长18%。

　　但是，即便赚再多钱，那也是属于这家企业的辉煌。当营销团队利用AI广告节省了70%的时间，GitHubCopilo已经接管了30%的代码编写时……作为螺丝钉的员工，不仅没有资格分享荣耀，还得面临被踢出局的风险：微软宣布裁员6000人，占全球员工的3%。

　　裁员理由写得无懈可击：通过减少管理者精简层级，提升组织敏捷性。但实际上，被裁员工中软件工程师占比高达40%，被优化的大多是“技工”而非管理层。

　　另一大重灾区是销售团队。微软不仅要求销售经理必须掌握ResearchCopilot和OperationsCopilot两大工具，而且每位客户将只保留唯一联络人。也就是说，曾经5人小团队的工作，现在只需要1个人配合AI工具，就能完成。既然如此，我干嘛要养5个人呢？

　　类似的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微软。

　　比如3月18日，亚马逊宣布计划在2025年上半年裁撤1.4万个岗位，给出的理由与微软大同小异：公司组织中存在不必要的层级。什么叫不必要的层级？通俗点就是多余的人力资源。去年至今，整个硅谷已经裁员超过40万。

　　2024年8月，英特尔宣布全球裁员1.5万人；年底，谷歌被爆出3万销售人员将被AI取代；2025年4月，特斯拉宣布全球裁员1.4万人；英特尔被爆出将裁员2.2万人……作为全球科技精英最大的聚集地，你觉得被裁员的这数十万人都不会使用AI工具吗？

　　尤其是作为ChatGPT金主的微软，它旗下的员工有可能不会使用自家公司出品的AI全家桶吗？他们一定比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更精通。但就算你会用，一样要被裁。

　　"我培训了3年的AI助手，最终取代了我的岗位。"“优化组织结构”之类的话术，看看就好；最真实的原因只有一个，企业不需要那么多人了。是否能留下来的标准，从来都不是你会不会使用新的工具，而是谁更符合新时代对“优秀”的定义。当然，如果你不会用新工具，或许连被评估的资格都没有。

　　说白了，就是要内卷，大多数人只有这条路可走。因为在新时代，大多数人都是多余的。甚至包括始作俑者（城北徐公《硅谷大地震！超40万人被裁员》）。

　　加密货币将不得“善终”

　　最新一期《经济学人》封面文章聚焦加密货币。文章指出，这一原本宣称超越政治、倡导去中心化的产业，如今却深陷与美国政府的权力交易之中，特别是在川普家族积极参与和政策扶持下，加密行业逐渐演变为裙带资本和权力寻租的象征，其理想主义色彩正在被现实中的利益勾连所吞噬。

　　文章指出，总统家族的加密资产据称价值数十亿美元，不仅总统的儿子们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广他们的加密项目，连与川普相关的“迷因币”投资者也可通过金钱换取与总统共进晚餐的机会。白宫高层中不少人也拥有可观的数字资产投资，而监管机构中亦有加密货币的支持者进入权力核心。

　　这一切与加密货币最初的理想背道而驰。2009年比特币诞生之初，是一场反权威、反通胀、反金融垄断的技术运动。其目标是赋予个人更多自主权，使他们不再受制于华尔街和中央银行。然而，这股技术解放力量如今在美国的表现却成了权力与金钱勾结的温床，甚至比传统金融行业更甚。

　　更令人担忧的是，加密行业与川普政府的利益融合已对立法造成实质阻碍。5月8日，参议院一项关于加密货币的法案因程序性投票失败被搁置——包括多位民主党议员和三位共和党议员都撤回了支持。这凸显出政治立场对监管进程的深远影响。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加密货币行业如今已经“选边站”，把自身命运与川普及其政治前景捆绑。这种单边政治依附让整个行业暴露在选举风向转变的巨大不确定中。一旦权力更迭，这种过度绑定带来的反噬将是致命的。

　　总结来看，加密货币本应是去中心化金融的象征，如今却成为中心化权力的工具。如果美国不能摆脱政治沼泽的羁绊，制定公正、透明的监管框架，曾经承诺的技术解放与金融公平，或将彻底化为泡影。加密行业是时候从权力的幻象中清醒过来，重新寻找它曾许诺的未来。

　　刘瑜：瑞典为什么从“优等生”变成了问题国家？

　　为什么谈论瑞典？因为瑞典向来被视为西方世界的“优等生”，如果优等生都出问题了，那问题就更值得深思。分析优等生问题出在哪儿，也有助于我们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右翼民粹主义一叶知秋。

　　说到瑞典，我们通常会想到什么？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反正脑子里会浮现出四个大字——和谐社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和谐社会”，过去几年突然有点乱套了。我不妨给大家念一下近年《纽约时报》关于瑞典的几个文章标题，一个是“极右派如何征服了瑞典”，另一个是“手榴弹和黑帮正在动摇瑞典的中产阶级”，还有一个，“瑞典曾经是道义上的超级大国，但这一点正在改变”。

　　显然，瑞典成了一个问题国家，不再是那个世外桃源。一个表现，就是瑞典民主党，一个反移民的右翼政党，民意支持率一步步攀升，2010年还名不见经传，但是在2018年的大选中，已经成为瑞典第三大党。在2019年的一次民调中，该党的支持率已经超过社会民主党，成为瑞典最受欢迎的政党，有人预测，下次大选它有可能成为瑞典最大的政党。

　　为什么瑞典突然从“优等生”变成一个问题国家？从难民人数和本国人口比例的角度来说，瑞典其实是接纳难民最多的国家——仅就2015年，就有16万难民申请者来到瑞典，这听上去不多，但是瑞典的总人口也就不到1000万。如果按照同样的比例在中国安置难民， 相当于中国一年接收了两千多万难民。2015年，瑞典有164万人口出生于国外，也就是其人口的16.8%。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答案是融合很困难。据报道，截至2016年，有至少300个瑞典志愿者以“圣战”战士的身份奔赴“伊斯兰国”为之作战。300个看似不多，但是，同样，因为分母很小，所以事实上，瑞典已经成为“圣战”战士输出比例最高的欧洲国家。极端主义的出现并非孤立的现象，它们背后往往会有一个社交和心理支持的网络，所以300个极端分子的背后，可能对应着3000个温和同情者，只不过这些人没有极端到拿起武器上战场的地步。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很多瑞典人慌了。他们发现，瑞典正在从一个“和谐社会”变成一个“二元社会”——两边的人说着不同的语言，穿着不同的衣服，信着不同的宗教，生活在不同的阶层。而且，由于不同族群的人口出生率不同，那个陌生的世界似乎会越来越大，而他们传统的世界似乎在缩小。根据皮尤中心的一个温和估算，2050年穆斯林将占瑞典人口的21%。30年后是21%，100年、200年后呢？应该说，一些瑞典人担心自己的传统文化被伊斯兰化也不完全是没有根据的（刘瑜《瑞典为什么从“优等生”变成了问题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