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磊：美国白人至上主义正在引爆新一轮“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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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的变化，除了政治经济贸易等领域的直观性演变之外，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无时无刻都在影响诸多历史走势的元素改变，这些改变从当下去看似乎是特定的、局部的，对整个世界的直接影响又是非常边缘的，于是我们更容易忽略这种改变，但这似乎不是事实的全部。

　　自从“国家”这个组织体系在全球达成存在性共识之后，国家之间的冲突似乎就成了全世界最为关注的一个矛盾点，无论是从过去几次世界大战的角度，还是当下关税战、贸易战等的角度，实际上都是以“国家”为主体，这就使得解决很多终极冲突的逻辑，变成了对“国家”这一全球主流组织的理解和演化探索。

　　有一些国际学者，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纵然存在“联合国”这样的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也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执法机构，联合国并不是一个基于拥有强大暴力工具的，超越国家这个组织体系的裁决者，也就是无法跟国家这个体系下的军队模式相提并论，这就使得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很难获得裁决层面的强制执行，最终依然会走向丛林社会。

　　当然，这种理解有其现实的时代背景，只不过我个人觉得当下和未来的世界，更大的矛盾点，可能还不是对“国家”这个体系下，所有冲突的“无解”，从而滑向丛林社会。因为对于全球大部分国家来说，彼此之间对的主权级别的矛盾，实际上主要还是以获得发展和经济利益为终极目标，这种终极矛盾，是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分工演化、利益共享、组织交叉等等体系来解决的，只是一个策略和方法问题。

　　但问题是，还有另一种超越“国家”体系的，解决方法极其有限的矛盾，从目前的情况看，已经逐步的开始影响全球体系，从而开始较为隐蔽的塑造各种国家关系，甚至决定着未来诸多经济贸易和人类福祉的走向。

　　这里面具体的概念和用词不太好定义，有人说这叫“文明的冲突”，也有人说这叫“种族主义”，还有人说这可能是“宗教异端”。

　　为什么会引出这个话题呢，如果从最近诸多国际事件的叠加看，无视或忽略这种冲突的存在，或单单从二战后运行十分有效的“国家”这个体系去理解和分析其对未来世界的影响，那将很难得到有效的思考和分析角度，正确认识很多问题都可能变得很难，更不要说搞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从美国逐步走向“白人至上”主义，以及跟宗教的叠加，再到南非黑人跟白人之间的问题，再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对整个世界带来的认知“混乱”，如果再加上类似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的，宗教裹挟下的战争冲突，实际上都在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我们更深入的在关注和思考全球基于“国家”这个体系的关税战、贸易战等等世界发展困局和变局的时候，另一个全球性的底层冲突正在崛起。

　　当然，我们很容易把巴以冲突和印巴冲突，理解成“国家”这个体系下的冲突，因为跟南非白人和黑人之间的问题，美国内部白人至上主义的抬头等相比，巴以冲突和印巴冲突，似乎是国家和主权的问题。

　　但实际上这里面蕴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类发展难题，就是当一个组织体系，不管这个组织体系是以什么形式构建起来的，是部落、是种群、是宗教、是国家、是联盟等等，其内部组织很难持续发展的时候，或者说缺乏发展资源的时候，是否能够从更大的撮合体系，以及更高的解决问题的角度，搞出一套新的融合模式，并体现出这种新的融合模式的优势，也就是这种新的模式能够满足彼此融合的发展增量需求，完成文明的升级，还是要以消灭另一个并行体系，来解决新增分配的问题，从而基于对过往的重复，甚至严重倒退，来摆脱困境和解决矛盾的问题。

　　这里面，我们可以更为深入的来探讨这个问题，比如类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叠加问题，一方发展良好，另一方发展落后；一方是犹太教，另一方是穆斯林社会；一方是原住民，另一方是外来者（以色列是基于数千年前的记录来强行建国，可以看成是“国家”这个现代历史发展下的地区性外来者）。

　　因此，巴以之间的矛盾，随便一个拿出来，都可能是拥有各种立场和解释权的，彼此都会出现偏执的支持者。在这样的局限性架构里，矛盾是不可能解决的。落后和发达，是一种失衡带来的矛盾，宗教问题是信仰带来的矛盾，原住民和外来者建国是现代体系下的主权矛盾。

　　要解决这类矛盾，按照国际体系向丛林法则的演化，也就是靠力量对比来解决这类矛盾，恰恰不是很好的办法，因为有可能弄巧成拙，也就是如果仅仅基于力量本身，那当力量弱势的一方，突然或逐步的变为强势的一方，同样也会对另一方进行“围堵”、“封锁”和“灭绝”。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从根本上讲，实际上是整个组织体系认知和“心理”问题。由于政教合一这种体系，在全球已经不再是主流，我们为了把讨论更聚焦一些，可以把这类问题，归结到民族这个体系下，因为现代国家就是基于民族国家来构建的。

　　说到这里，为了使得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能直白和便于理解一些，可以结合我们中国的一个提法。近年来，我们时常会听到、看到这样一个提法，就是“民族自信”。

　　请注意，我这里解释这个逻辑，只是个人的一点瞎思考，不存在对其定义等，仅仅是为了把一些问题讨论得更有意思一些，如有不对的地方，大家尽管批评。

　　如果基于“民族自信”这个角度去理解，类似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采取的行动，以及各种类似南非的问题 ，美国开始大张旗鼓的搞白人至上等问题，实际上非常好理解。就是无论是多数对少数，还是先进对落后，又或者是落后对先进，实际上只要开始采取一方打压另一方，一方排斥另一方，一方试图“灭绝”另一方，都可以看成是失去了“民族自信”。

　　很多人可能会说，发展好的也会失去“民族自信”吗？难道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也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失去了自信吗？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自信”这个词的理解，完全是错的。自信这个词，如果辐射到国家和民族这个层面，实际上是一种更加广阔的融合体系 ，也可以说是解决人类终极冲突的一种根本性认知和感受体系，这反而是超越国家、民族和宗教这些具体冲突的一种方向和孕育新秩序的土壤。

　　“民族自信 ”里面，不是我最好、我最棒、我最特殊，而是我的历史、文化和发展体系，是基于我的文明演化出来的，面对全球各种不同的体系或文明，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真正的“民族自信”恰恰是避免形成对其他民族体系的绝对定义。也就是说，在这样的“自信”心理之下，任何全球的体系，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无论其他体系是落后的，还是先进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是弱者还是强者。

　　为什么说失去“民族自信”就是危险的呢，因为当失去“民族自信”的时候，就算你是强大的一方，也一定会朝着一个可怕的方向发展，那就是“种族灭绝”。比如在以色列这个民族看来，巴勒斯坦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非常弱，对人类都没有正向贡献了，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了，这个时候就会把对方变成“动物”属性，人类在面对“动物”属性的时候，就只有两种选择是会获得心理安全感的，一个是动物园模式，也就是圈起来，另一个是灭绝模式，就是想办法猎杀。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失去“民族自信”，你就会对发展得没有你强的一方，失去耐心，从而获得“围堵”、“封锁”，甚至是“灭绝”的合法性。如果大家看不懂这种逻辑，当大家开始发现，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开始将其降低到“动物性”认知的时候，就要保持警惕了，这就是“灭绝”的开始，因为只有将另一个民族降低到了“动物性”的时候，才会达成内部对其“无用”、“威胁”的认知共识，才会对“灭绝”等出现集体性支持。

　　因此说，真正的“民族自信”，是从整个民族心理层面，认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万物皆有优点，而且这种优点一旦被毁灭，地球上就没有了，如果保持其合理的存在，或许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上，会以某种方式拯救人类和自己民族。

　　当一个民族认识到，无论什么时候，万物皆有优点的时候，就算自己发展的多么强大，都不会以灭绝另一个民族为解决问题的共识。如果大家还不明白这一点，其实除了以色列，从美国的发展周期上面，也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为什么美国会在这个周期内，如此明显的走向白人至上主义呢，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这个整体性的体系，尽管依然强大，但也开始失去自信。美国开始谈白人对美国的贡献更大，开始谈美国对二战的贡献更大等等，实际上这些问题美国以前是不会拿出来说的，因为是自信的，也就是不言而喻的，而当开始非常较真的拿出来说这些“贡献”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会有不同的选择，各种内外政策都将走向种族化和阵营化。

　　在美国和中南美洲这片土地上，曾经生活着印第安人，这些人发明了很多东西，土豆玉米等让全球化后的世界人口保持了巨大的增长模式，使得人类可以支撑得起工业经济的生产需求，人类文明才有了今天的辉煌。如果再回到民族、宗教和国家主权等问题更为复杂的中东地区，由于这一地区的人们在诸多历史的关键时期，保持了亚欧大陆的流动性，保持了商业传递信息的可持续性，保持了对不同知识体系的尊重，才会使得东西方文明拥有了交融和存储体系。

　　如果全球当下更为强大的国家或民族，给较为弱小的民族一定的发展空间和时间，这些当下弱小的民族，会给未来的世界带来何种惊喜，实际上谁也无法抹杀这种可能性。殖民者之所以开始对印第安人的灭绝等合理化，最关键的原因是，印第安人失去了发展、调整和再次给人类作出创造的机会，让殖民者试图要让全世界觉得印第安人就是被灭绝之前的落后模样，就算不灭绝，也不会给人类有啥贡献了。

　　但事实是，如果印第安人保持有足够的数量，一个能够驯化那么多植物，以及发明和建造出各种精美和神秘文字的文明，其智商和创造体系带来的可能性，不会弱于任何一个人类种群。

　　就像如今的以色列，如果将巴勒斯坦人围堵和封锁得水泄不通，那么这个地区的发展就没有任何可能，其酝酿出来的就只能是极端。而当酝酿出极端的时候，对其打击、封锁、灭绝等就有了新的道德和合法性支撑。其实当年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灭绝也是同样的思路，对其进行特定区域的封锁，然后使其不得不酝酿极端选择，最后基于遏制极端的理由，逐步将其灭绝。

　　如果说“民族自信”带来的是世界的多元，以及人类未来发展的更多可能性，那么这种自信自然会形成新的秩序，也就是万物皆有用，万物皆有其优点，灭绝任何一种地球生物，都是人类和自身巨大的发展性损失。只有相信这一点，才会有真正的“民族自信”，才会避免任何形式的，将人类推向丛林社会的动力成为获得发展的主流。

　　一直以来，很多大师级学者，也在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全球体系，才是具有更大包容性的，也就是可以超越民族、宗教和国家等体系的，二战后联合国的成立等，其实也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体现的就是人类社会正在寻找解决共存问题的发展模式。

　　但我个人觉得所有的问题，实际上本身并不能完全超越组成和造成这些问题的本身，想超越民族、宗教和国家等体系，首先必须要有民族自信、宗教自信和国家自信，这种自信其中最重要的内涵不是我最牛，我要让别人都跟我一样、听我的等等，而是能够用更高的传承和知识等体系，找到、发现和绝对相信其他不同体系蕴藏的优点和潜在贡献，只有这样，人类所有的体系才会有共存的可能，才会撮合出超越当下矛盾的未来体系。

　　更重要的是，我这里提到的“自信”，跟现实背景下的强弱无关，只跟各自对历史、文明和自身体系的认知和心理状态走向有关。强者一旦不自信，给全球带来的灾难，远比弱者的不自信更加可怕。

　　所以呢，未来解决全球诸多矛盾的历史背景，是由具体的，滑向丛林法则之后，由更强大的暴力来塑造，或者说是由征服性哲学的强制制定，还是由各个矛盾主体对“民族自信”这种心理状态的深刻理解和持续调整来塑造，实际上其对人类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因为从历史去看，一旦社会秩序由丛林法则主导，80%以上的概率将是狭隘取代包容。

　　当然，把当下世界的很多发展性难题，很多具体的冲突，完全定义为“民族自信”这种心理问题，似乎是在避重就轻，但实际上这本身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直以来，是什么决定了发展，很多人可能会说是制度，那是什么决定了制度，很多人可能会说是历史文化，那又是什么决定了历史文化，很多人会说是发展形成的民族生存共识等，其实追问到这一步，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是什么在塑造民族生存共识，这里面最后大家会发现，是不断的，处在动态演化当中的内外环境，而如何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内外环境，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制度问题，制度只是一种末端表现，恰恰相反的是，正确认识和理解内外环境问题，从而理解是什么在塑造民族生存共识，是较为抽象和隐蔽的民族心理问题。

　　也就是说，未来只有在正确的“民族自信”为主流的世界秩序底层塑造力量的时候，世界才会有机会发展出超越当下各类矛盾的秩序和具体的末端制度体系。这就好比说，如果你认为除自己之外的世界，是危险的、不值得学习的、超级坏的，那么这种心理酝酿出来的未来制度体系，就一定是容不下其他族群或秩序的。

　　当然，如果不举出一个非常准确的例子，大家还是很难理解这种较为抽象和隐蔽的逻辑体系，就拿现在的美国来说，再具体到当下大家关注的关税战、贸易战、白人至上主义等来说，如果美国大部分人都认为，全球其他国家和种族等都在占美国便宜，对美国来说都是坏人，这个时候想都不用想，这种心理导致的，美国酝酿出来的末端操作制度，一定是狭隘的，也就是专注于打击对方的。这对世界来说，难道不危险吗？

　　假设这个时候，美国开启了对世界其他体系的“灭绝”或对“灭绝”的支持（只是假设性讨论），那意味着什么呢？其实美国自身的发展也会失去更多可能性，就拿过去推动美国发展的人才体系来说，像至今还在给美国创造巨大产品红利的苹果创始人乔布斯，是叙利亚裔，特朗普政府非常特殊的一员马斯克是南非这个生存环境下存在的，甚至像卢比奥这种美国心理出现问题的代表性政治人物，都来自古巴裔。

　　也就是说，假设当年在其他国家都没有发明原子弹的时候，美国用原子弹进行全球性“灭绝”，恐怕整个美国都会沦为永久性的铁锈地带，倒退到拥有原子弹的农耕社会重复模式，这就是为啥历史以来，掌握绝对武力的纯征服帝国所创造的体系反而是落后且不可持续的根本所在，而恰恰是外部种族和不同生存模式的存在和塑造，给二战后的美国带来了新的发展资源和更高的追求。

　　至于解决未来世界的各类矛盾和发展问题，到底是具体的制度优先，还是需要更抽象的主体心理调整，这是一个开放性问题。当美国开始变得狭隘，世界种族问题等依然愈演愈烈的时候，过去很长时间里，世界对具体制度决定一切的理解，可能会像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样崩塌，而没有方向的混乱，不一定会酝酿出更先进的智慧，更有可能是长周期的人类发展性停滞。

　　以上仅供闲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