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中美贸易战如何影响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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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克松夫人眼中的“未来总统”

　　我们先从一个小故事讲起：很多年前，川普还年轻的时候曾上过美国一档电视访谈节目。节目录制播出后，时任总统尼克松的夫人帕特·尼克松（Pat Nixon）看了节目，非常欣赏这位年轻人，甚至向尼克松推荐说：“这个小伙子若从政，有潜力当美国总统。”后来尼克松还专门写信给川普表示欣赏，川普对此颇为得意，时常挂在嘴边“吹牛”。！image-20250506104811799

　　理查德·尼克松1987年12月21日写给特朗普的信

　　译：“我没有看到节目，但尼克松夫人告诉我你在《菲尔·多纳休秀》（The Phil Donahue Show）上表现出色。正如你所想象的，她是政治方面的专家，她预测你无论何时决定参选，都会是赢家！”——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

　　从这个插曲可以看出，尼克松对川普的成长风格确实有一定影响。尼克松的鲜明特质在于他的鲁莽与不可预测性，而且他将此风格战略化，广泛用于外交和国内政治博弈中。基辛格曾半开玩笑地警告各方尽快签协议，否则“疯子”尼克松一发火连自己人都敢打。

　　为迫使北越就范，尼克松甚至扬言投掷核弹；而这位美国政坛最反共的人物，随后又能突然现身北京，握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手。这种极端反转的操作，后来在川普身上也有体现——他能在朝鲜半岛与金正恩握手，也可能一转身出现在莫斯科红场阅兵，或突然和中国“称兄道弟”。image-20250506105650248

　　1989年3月11日 川普和尼克松

　　历史上的尼克松与今天的川普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即他们都善于运用地缘政治作为杠杆。川普团队中的一些人试图“逆向操作”：拉拢俄罗斯对抗中国，仿效当年基辛格牵中国抗苏的战略。这一思路若彻底贯彻，可能带来极为激进的政策转向。在战略界与金融界，不少人担心川普若再度执政，是否会“顺手”出卖台湾。这种推测虽极端，但其背后确实有着美国民意中孤立主义与“新门罗主义”的基础。

　　新门罗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抗

　　所谓“新门罗主义”，是一种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相对立的潮流。回顾近几十年，自克林顿、奥巴马、拜登以来，包括欧洲左翼政党如工党在内，主流政坛基本都处于新自由主义主导之下，强调全球化、自由贸易、普世价值等。

　　但这一潮流正在遭遇挑战。许多右派力量并不完全属于传统“新保守主义”——那是小布什时代主张军事干预的思潮；他们更关注现实利益，如经济和地缘博弈，认为新自由派只是在打着“民主人权”旗号做意识形态输出。

　　新自由主义中发展到极致的，诸如DEI、LGBT、Woke文化等，近年来正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击。美国政坛对此早有预判，他们认为相较于美国，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周期滞后一轮。因此，我们看到保守主义在意大利已崛起，在法国、德国、英国蠢蠢欲动；反观加拿大，因川普因素操作过猛，反而成为“反川普”的前沿阵地。后续还需观察如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是否也将出现保守主义反转。

　　尼克松的金融遗产

　　尼克松对当代全球格局的另一深远影响，则体现在金融体系上。他推动美元与黄金脱钩，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变革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2”，也就是以美国国债信用为锚的全球金融秩序，核心是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1970年之前，美国是工业强国与贸易顺差国；脱钩后，制造业逐步外移：先是日本，再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与东南亚，最终部分转移至南亚。这种制造业“东移”，其实是全球产业链的再轮回——从明朝时期东亚制造业中心的衰退，到西欧、再到美国东海岸，再向西海岸，最终又回到东亚。

　　这种格局以“美元输出—商品输入—美元回流国债”为循环。美元的全球集聚分为三块：

　　欧洲美元：源自欧美间的贸易顺差；

　　石油美元：通过中东石油出口形成，尽管页岩革命后美国已减少依赖，但发展中国家仍以美元采购；

　　东亚美元：通过长期贸易顺差积累，加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教训，各国增加美元储备，而2008年后美联储通过货币互换巩固了这一体系。

　　当系统内美元积聚过度时，美国通常会启动“系统重置”。其中最典型的方式是推动贸易伙伴货币升值，如广场协议对日本与德国的影响。

　　彼时美国国债水平尚可承受，便以汇率重估来修复失衡。通过货币重置释放系统压力，可以有效调节体系的负担。此举的目标是将压力调整至可控水平，借此维持经济系统的稳定性。特别是在广场协议期间，美国为了达成与日本的协议，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手段。

　　各种世界媒体尤其靠中文的媒体，有时候有色眼镜，有倾向性的，讲到美国就恶霸的形象，但是实际上处理的时候，它的身段没有那么硬。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通过威胁调整日本的汽车产业来迫使其在半导体领域做出妥协。作为回报，美国将琉球群岛的治理权交予日本，从而达成了妥协，拿了大棒，也给了胡萝卜，通过这个释放系统压力，然后又继续跑了一阵子。

　　欧洲的内部整合

　　之后，随着苏联解体，欧洲在试图获取所谓的“和平红利”的过程中，推动了欧盟的形成。这一过程中，欧元成为了新的金融体系的核心。然而，欧盟在许多领域仍面临整合问题。例如，欧盟尚未完全统一财政和税收政策，其银行体系也相较于美国银行仍显薄弱。瑞士银行及英国金融体系则充当了欧盟的“外挂”，提供了额外的金融支撑。

　　尤其是在南斯拉夫被肢解，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被“消化”之后，欧洲实际上初步形成了一个统一市场。尽管中间仍存在问题，但大体上已经建立了共同的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外交政策，以及劳动力流动政策，例如《申根协定》所体现的市场一体化机制。然而，有几个关键领域尚未实现统一。

　　首先，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其次，金融体系尚未整合。目前欧洲最大的银行，如瑞士的瑞银（UBS）以及德国的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仍远不及美国主要银行，甚至无法与英国金融体系相比。

　　此外，英国的金融体系本质上是“外挂”于欧洲的存在。过去由于英镑曾与美元共同作为储备货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了国际地位，尽管后来逐步衰落。英国在作为欧盟成员期间，与欧洲大陆的金融联系较为紧密；但脱欧之后，其角色进一步边缘化，基本处于体系之外。

　　中美贸易战：美元经济圈内战

　　中国加入WTO，实质上是将一个拥有强大制造业潜力的经济体纳入全球体系。当时外界普遍未曾预料中国后续发展会如此迅猛，最终成长为全球性的“庞然大物”。在当时的判断中，中国的发展前景或许被视为接近今日的印度，甚至可能略逊于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传统经济强国。

　　然而，事实是，中国不仅加入了WTO，也同步纳入了全球美元体系。这一加入显著增强了美元体系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在与欧元体系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中国以其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强化了整个美元金融架构的基础，推动了美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与扩张。这是一个典型的制度性协同扩张过程。

　　到了2005年，美国方面开始显现出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担忧。当时中国推进了两个关键政治动作：一是重新赋能国家发改委，二是确立国资委的管理规则。这些举措从美国的视角看，是对中国经济主权的强化，而美国的制度特点，如“旋转门”机制，使其难以对这种内部重构产生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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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旋转门”，指的是美国政商精英在政府、华尔街之间的频繁流动。例如，加拿大新总理在担任英格兰与加拿大央行行长前任职于高盛，德国新总理朔尔茨也有传闻其曾供职于BlackRock。这一模式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无论外界如何评价中国金融高层，如周&易，他们的背景始终不属于这种跨国资本网。中国曾一度考虑让高盛的胡祖六担任副行长，但最终并未成行。

　　美国中小企业的制造业基础在这一阶段受到明显冲击，形成了被美国舆论称为“China Shock 1.0”的阶段性现象。虽然这一冲击并非完全由中国因素引起，还包括自动化技术的进步等，但中国加入WTO的确加速了这一过程。

　　作为回应，2005年中国启动了一轮人民币的显著升值。如果您在外贸或金融体系中工作，对那一轮升值应当印象深刻，它是对全球压力与经济再平衡的一次直接政策回应。当时设立了一个“经济战略二加二”平台，但到2007年，讨论的重心逐渐转向美国金融危机，原本议题因此未能继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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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发展背景下，出现了“中美国”（ChinAmerica）概念，即中美经济高度互补而非直接竞争。美国主要提供消费市场，中国则提供制造业和供应链，两国在美元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形成了紧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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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此后，这种合作关系逐步演变为“脱钩”或“去风险”的方向，进入新一阶段。

　　从这一视角看中美贸易战，其实不只是关税问题，而应理解为美元体系内部的一场“经济内战”。

　　这种结构性矛盾划分下，可以看到两种主要论调：第一是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所强调的“中国产能过剩”，但若从全球市场需求看，只要中国产能可以被世界吸收，并不存在真正的过剩。例如，中国电动车仍有巨大发展空间。美国实际想表达的，可能是希望中国的产能更多分散到其他国家，即所谓“China+1”策略，强调供应链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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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观点则指向美国自身的“需求过旺”，这导致了财政与贸易双赤字，构成所谓的“双向失衡”，亟需调整。若回到中美具体经贸关系，可以归结为两个核心问题：中国是否对美国市场依赖过大？美国是否对中国制造依赖过深？这要求双方各自调整：中国需扩大内需、发展一带一路等非美市场；美国则考虑推动再工业化，通过“有岸外包”或“近岸外包”以分散供应链风险。

　　至于双边贸易失衡本身，相对容易解决——例如调整采购结构，通过“你多买一点、我少买一点”来微调。真正需要应对的，是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

　　从全球市场的角度看，美国通过国债支持其购买力。一旦这种购买力收缩，势必对其他经济体产生影响，特别是那些将美国作为最终市场的国家。这种影响有多种表现形式。比如，美国整体需求未必减少，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下降，或全球总需求本身同步减少，那么对中国产品以及其他“岸”与“近岸”制造国的需求也会下降。

　　这两种不同路径的需求萎缩，在金融体系中体现出贸易互依度的降低，进而使美国金融业务的利润空间收窄。这种变化往往具有滞后性，但趋势已较为清晰。

　　当前在金砖国家推动的“非美元贸易支付”体系中，俄罗斯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其粮食出口开始通过与人口大国如中国、印尼等直接结算，同时连接粮食生产大国如巴西和俄罗斯自身。这种机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美元系统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成为独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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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美国金融体系而言，这意味着其必须重新依赖一部分与制造业和实体贸易挂钩的基础支撑结构。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可能正在尝试通过“打印度牌”来建立新的战略方向。同时，在这些非美元贸易体系逐步成型后，相关国家也必然会建设与之配套的本币金融体系。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去美元化”趋势，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步瓦解的过程。如果这一演变过于剧烈，不排除引发地缘政治冲突。因而，这两个方面——金融重构与战略博弈——需要统筹来看待。

　　中国发展路径：美国模式VS德国模式

　　在中国自身的发展路径选择上，决策层面临两种参照模式：美国模式和德国模式

　　美国模式：强金融，弱制造

　　第一种是美国模式，美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从一个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国家，逐步转型为“制造业相对弱化、金融业极度强化”的国家。另一个相近案例是英国，其发展路径显示出从制造业强国转变为制造业与金融业双双弱化的趋势。这一逻辑路径在中国高层看来，并非一个理想选择。

　　德国模式：弱金融，强制造

　　第二种是德国模式，德国最初在英国工业化之后起步，作为一个“后来者”的工业国家，虽然金融业也得到了发展，如法兰克福金融市场和德意志银行体系，但始终坚持以制造业为国家经济的核心支柱。同时，德国通过瑞士的金融体系作为外挂，为其金融功能提供补充支持。

　　对比之下，中国的发展模式在逻辑上更接近德国。一方面，中国以制造业为本，自身金融体系尚不成熟；另一方面，通过香港这一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外挂”，实现功能补全。这与德国—瑞士的组合具有一定相似性。

　　即使不完全对标美国的强金融路径，中国也可以考虑通过“香港+内地金融中心”的复合体系，构建有别于美式金融霸权的金融结构。如今，新加坡的立场尚不明朗，但“香港+上海+北京+深圳”的多中心组合已展现出平衡美国体系的潜力，并为中国金融的内生发展提供了可观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