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世界必须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前进；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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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必须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前进

　　如果川普背后存在某种主导性的哲学，那就是：道德是给傻瓜准备的。强者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弱者只能承受必须承受的一切。这是所有恶霸的逻辑。如果他的策略有一贯性，那就是：日复一日，这届政府致力于创造一个冷酷无情者可以兴旺发达的世界。这意味着要摧毁一切可能制约强人权力的制度或安排。法律的规则，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限制了权力，因此必须被肢解。

　　川普的第一任期为他的第二任期铺平了道路。他的第一个任期逐渐侵蚀了规范，使美国适应了一种新的政权形式。这为他现在的第二任期奠定了基础。我们曾生活在一个意识形态相互碰撞的世界，但如今意识形态似乎已经无关紧要。强人对权力的理解正在大行其道。权力就像金钱：越多越好。川普、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以及世界上其他专制者，正当着我们的面组成一个冷酷无情的轴心。川普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虚无主义，它正吞噬着所到之处的一切。

　　川普式虚无主义已经肢解了保守主义。这届政府中的人并不是保守派，他们是保守主义的反面。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曾信仰稳健而渐进的改革；而马斯克推崇的是鲁莽、瞬间的破坏性革新。保守主义者曾相信道德规范可以约束人、文明化，并培养人向善；川普主义却在每一个方向上都践踏这些规范。

　　保守主义者曾捍卫宪政制度和麦迪逊式的权力制衡；而川普则像推土机一样横冲直撞，公然在社交媒体上宣称：“拯救祖国之人不受法律约束。”里根曾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制度，因为他认为民主是最符合人类尊严的政治体制；而川普政府对民主毫无兴趣，对人类尊严同样不屑一顾。

　　过去八十年，美国承担起全球经济领导者的角色，建立了以信任和相互尊重为基础的联盟，并积极倡导自由开放的商品与服务交流——这个时代已经终结了。这是一个悲剧，但也是全新的现实。我们无法再回头了。世界其他国家已经明白，他们必须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前进。

　　对美国人而言，这一认识可能是痛苦的。但我们必须明白，世界其他国家现在对我们的了解，比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还要清晰（ Jonathan V. Last《“普京赌对了！”》）。

　　达利欧：要理解关税背后更深层的背景

　　此时此刻，人们理所应当地将大量注意力集中在新宣布的关税及其对市场和经济的巨大影响上，但对促使这些措施出台的深层背景、以及可能即将到来的更大规模冲击，却几乎无人关注。

　　不要误会，这些关税公告确实是重大事件，而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总统是促成它们的直接推手，但大多数人忽视了那些让他当选总统、以及最终推动关税出台的深层背景。

　　同时，人们也大多忽略了那些正在驱动几乎一切（包括关税）的更为深远的力量。

　　我认为，更重要、也更需要我们时刻记住的是：

　　我们正在见证的是全球主要的货币秩序、政治秩序和地缘政治秩序的典型崩解。这类崩解，一生中只会遇到一次，但历史上存在类似不可持续条件的时期已发生过多次。

　　具体而言：（全球）货币/经济秩序正在崩溃，原因在于（美国）现有债务规模过大，新增债务速度过快，而资本市场与经济体系又严重依赖这一不可持续的债务结构。

　　这一结构之所以无法持续，是因为存在严重失衡：一方面是债务方（如美国）债务过多，继续过度借贷以维持过度消费；另一方面是债权方（如中国）持有的债务已过多，却仍依赖向债务方出口商品来维持自身经济增长。

　　这种失衡正在承受巨大的修正压力，而修正过程势必将从根本上改变货币秩序。

　　例如，在一个去全球化的世界中，主要经济体彼此不再信任对方是否会继续提供关键商品（这是美国的担忧），或是否会按时偿还债务（这是中国的担忧），那么还存在着的巨额贸易失衡与资本失衡状态就显得极为荒谬。

　　这正是自给自足成为优先目标的战争式博弈的表现（达利欧《更深层的问题，被很多人忽略了》）。

　　米兰报告勾勒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五个战略动向

　　米兰报告勾勒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五个战略动向虽然米兰报告的标题是“重构全球贸易体系”，但它的理论探讨与政策主张却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货币金融领域；尽管它撰写于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执政之前，具有明显的预测性，但大致勾勒出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五个可能的战略动向及其政策特征：

　　第一，完全以美国利益为核心重振制造业尤其是高附加价值制造业，实现其所谓的与其他国家处于“更加公平竞争”的地位，促进制造业资金回流，增加就业机会。

　　第二，高度关注贸易失衡与货币金融失衡之间的政策矛盾、冲突及其协调，试图在以高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辅以货币贬值来抵消高关税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等不利影响。

　　第三，试图通过单边或“有限多边”的政策协调，在维护美元既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同时，形成一个“新美元体系”，该体系相较于既有美元体系有两个主要的不同：一是美国不仅要做世界上最主要的市场提供者，同时也要做世界上最主要的制造业生产能力提供者，改变现有的以资本项目顺差弥补经常项目赤字且仍有大量逆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二是公开将安全体系与国际金融体系紧密联系起来，强迫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盟国支撑美元霸权。

　　第四，公开要求贸易对象国尤其是盟国分担美国在全球贸易、金融和安全领域中的成本，并以贸易成本（征收高额关税）、金融成本（短期国债长期化）和安全成本（提供保护伞）构成一个互为支撑的“成本转嫁体系”，胁迫贸易伙伴国、美国国债持有国及其盟国进入到该体系当中，籍以形成一种新的“结构性权力”——集美元的安全优势、金融优势为一体，迫使对手支撑特朗普政权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战略目标。

　　第五，以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强调俄罗斯相对于中国而言，不是美国的主要对手），试图将中国置于要么合作（制造业投资美国、支撑美元）、要么通过关税压力等使之陷于所谓经济动荡的境地，而且几乎在所有领域都试图迫使其盟友和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离间它们同中国的经济交流和其深化发展，孤立中国（李晓《鱼与熊掌能否兼得：米兰“新美元体系”构想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