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披霾睹天
关于清朝的甲午之败，最近网文、出版物与军事研究等皆口诛笔伐，连篇累牍；几乎全是偏离军事战略之内涵，而缺乏追昔抚今之真谛。多数论者故作深奥、坐井观天地将其归因于“制度的失败”或“文化之较量”（以刘上将亚洲先生文章为典型）；甚至有人说“儒教不敌基督教”云云；都是借题发挥来攻击中国传统与华夏文明。这位刘上将断言：“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是现代国民意识的胜利。”好一个吹捧侵略者，为倭贼罪行辩护！语不惊人他不说。按照他的逻辑，“进步的一方”无论怎样行恶，都会是理所当然地成为正义与胜利的一方。上将是在倒卖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沉迷于百年前的“自虐情结”。这难道不是中国军方的一种悲哀吗？与其这般，还不如：“裙带将军民主饵，骗倒美帝攻心战”！（另见诸玄识“《清除军队高层西化！谁在蠹我长城？》）
此乃西化毒害之愚昧无知，人云亦云之标新立异。在世界历史上，华夏在科技、经济、文化与政治等方面皆为“文明之母”，近代西方与现代世界大体上是她的派生和变异（莱布尼茨和欧洲启蒙学者。限于本文主题，兹不赘述。详见诸玄识文章）。清朝与欧美文明不是一个档次，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它在向“恶”的方面转型来得太慢，惨遭失败而已。今学者却对它上纲上线，加上莫须有之罪，非将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可！
撇开满清入关致祸华夏不说，清朝前期在“地缘政治”方面，对中华民族做出了极大贡献；若非如此，中国不能幸存于近百年，遑论和平崛起与海洋立国。一如宋朝的科技之于欧洲，清朝在政治与经济体制上对欧美文明贡献极大；另外，近代早期西方从神权社会变为俗世文明，主要归因于启蒙学者们所发挥的“天朝”的榜样力量。往昔，中华文明的重心所置，并非战争与竞争，而是和平与和谐，这样才能长享高度文明；否则的话，它若不能武力宰世，必然压垮自身，所以万不得已，不会变换“刚柔阵容”。那时的中国在文化与物质上都是“鹤立鸡群、独上高楼”，因而她能够超越人类的“物种劣根”；但到近代，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中国不得不革故鼎新、唯变所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华夏从两千年的“中天下而立”的文明主轴，沦为险些亡国灭种的“世界战国”之一员；亦即，“中国人曾经把中华帝国视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大国，他们今天正在思考着，自己的国家作为全球竞技场上彼此争战的国家中的一员所发挥的作用。”（《人类与大地母亲》）
（二）战略透视
让我从战略知识上疏解一番，大家就会一目了然（具体战术战斗与军备军械等，那也很重要；但它们皆从属于战略层面，暂且存而不论）。关于清朝的战败，笔者总结它在三方面处于绝对逆境；此乃“文明冲突”全过程之序幕部分，挫折在所难免，亦即，它是“否定之否定”（正反合）的“正题”。详述如下：
第一、国际盟助。A.弱肉强食，列强猎物 →B.争霸火拼，结盟幸存 →C.崛起壮大，和平外交。［Ⅰ.在暴力制胜上，华夏原是厚积薄发，备而慎用。除非列强首战灭华，否则中国必后发制人，而且赢得天下。Ⅱ.只要能靠近列强，它们都会落入“中国智慧”的陷阱：用“战国策”因霸顺势，凭“阴阳律”强弱转替。Ⅲ.中国“正合奇胜”：正合即正面对峙，强军控海，凝滞霸权；奇胜即迂回乘虚，共赢发展，丝路席卷。］
晚清之际，世界帝国主义尚未分裂内讧，倒是一致祸华；并且正在拉日本入伙来共同肢解，蚕食鲸吞。在此情势下，若是能够让列强尚未来得及“屠龙”，就互相打了起了，那的确是中国的“不幸中万幸”。从日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到冷战，说起来，中国的“运气”也真不坏。可怜大清实在难以“伐谋伐交、以夷制夷”，实在玩不转“战国策”（远交近攻、合纵连横）呀！而日本则得到英美等列强的扶植。众所周知，结盟御辱（外交先行），是20世纪中国能够幸存于世界大战与冷战、从而能够“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国民党抗战先后获得德、苏、美、英等国的有力支持（其中苏联援助1000架飞机和2000名飞行员，加上更多别的装备）。冷战时，新中国先“合纵”于苏联而有后盾（工业化与原子弹），再“连横”于美国而有奥援（现代化与高科技）。
另一方面，日本在其“近代化”的过程中很容易得到西方科技，而中国则遭受祸害和阻挠。对此，英国科学史家贝尔纳指出：“在整个十九世纪中，西方通过贸易战争、争夺租借地和破坏有秩序的政府等等，在中国进行干涉的可悲历史，……有效地阻止了中国的科学发展。中国人从来都不像日本人那样……可以大量输入西方技术和科学。”（《科学的社会功能》第8章）
甲午战败，李鸿章联俄制日，“因势利导”而酿成日俄战争（1904年），却被对方以《英日同盟》为倚靠而将其打败；日俄侵华则变本加厉，而且狼狈为奸。所以清朝的“以夷制夷”是“生不逢时”，机会远未成熟也！事后孙中山训示和蒋介石笃行的是：以国力对比之强弱悬殊，列强之一灭亡中国仅需三个月，中国只能利用其互相对抗来暂且苟延；唯有结盟获援，中国才能幸存良久，而伺机强大。（蒋执着于美，而功败垂成；毛变换盟主，而大功告成）。
第二、地缘政治。A.古代：欧亚草原倾压文明中心→B.近现代：海洋（机动捷便）扼制大陆（崎岖滞动）→C.从今往后：陆权驾临海权：Ⅰ中国：陆基、速运、远射，加上倚陆海权；Ⅱ美国：缺少安全的、适度距离的海上支点，“炮舰政策”终结。
从冷兵器与热兵器之交到“空中打击”这几百年里，岛国相对于大陆具有绝对的战略优势。对于这一点，首创“海权论”的美国军事学家马汉，在论及英国之所以能够扼制欧洲大陆和德俄法意等列强时，说得很清楚。岛国机动捷便，易攻易受，而大陆则崎岖滞动，防不胜防。即使大陆发展海军，也是被动挨打：你去进攻，会被闷死于朝日之间的海峡；而对方则伺机出动，避实击虚，集中投射。你打不动他，他能打到你。对此，日本地理学家说：“日本离中国之间……地理环境，使日本处于一个绝佳的自卫地位。首先，中国人要想跨海袭击日本，４５０英里的海运距离是一个大陆民族难以轻松逾越的。而从陆路进攻日本列岛，不但要越过崎岖的朝鲜山脉，还要准备越过日本海峡的海军，这也是（中国）很难实现的。而这样的地理位置对日本人则极为有利，当需要袭击中国大陆时，浅浅的日本海峡对于人人熟悉海潮的日本人来说，如同儿戏。而一旦战争失利，撤回本土就意味着安全……。”
一个“海洋地缘”被动的国家绝对不可优先发展海军。进而，一个弱国或在“战争机制”方面相对较弱的一方，不能依仗海军；而只能诱敌深入，发挥地形与纵深的优势。明代刘基著《百战奇略》曰：“凡战，若彼为主、我为客，唯务深入；深入，则为主者不能胜也。”例如中法战争，陆战则华军得胜，闽浙海军却遭重创。七七抗战爆发，国民党解散海军，沉船布雷；诱敌深入于山水危地，而遏止消耗之。晚清以其积弱，效法“船坚炮利”，而斥资于三洋水师；赶忙“整军经武”，而投注于三面海防；这是不是对路呢？但似乎尤当如此。那时，它尚以天朝统辖九州、四裔和众藩，徒为“天下中心”，若无这般大气与威望，则多元管理的虚拟框架就很有可能趋于分崩离析，沙散玉碎。清朝可否像后代政权那样“重疆缓海”，待“大国崛起”而后再改弦更张、海洋立国呢？
有人说：“面海而兴，背海而亡。”凡事都得讲因缘与辩证，不可一概而论。地利与天时际会，只欠东风。宁可水到渠成，岂能挟山超海？各个国家进入或分享海洋，都需要克服两个基本障碍——地理障碍和国际政治障碍。在地理障碍方面，利用大西洋所需要的技术量，要比太平洋要低得多。比较历史：由不同时空之迥异所决定，中英两国在此方面的成功分别是：Ⅰ.英国：凭借中国传统科技可以克服大西洋的自然障碍（1492年后），而它克服国际政治障碍则是开始于1588年（击溃西班牙“无敌舰队”）。Ⅱ.中国：凭借西方近代科技可以克服太平洋的自然障碍（非指一般航行，而是整个民族的“外向发展”——生存方式延伸到“全球性生态”之中），而她克服国际政治障碍则是开始于1978年（“中美蜜月”对抗苏联，从而“西方向中国开放”和让其参与世界市场）。中日两国“海洋地缘”的战略优劣之根本改变，是在21世纪初。眼下中国急切地进一步扫清海洋地缘的霸权障碍（一体化与再平衡，以及越菲律日台诸坎坷），果真如此，那她的“面海而兴”必将是一帆风顺、一往无前了！（注：美国“离岸封锁”方案，被中国的“丝路”所破）。
今天，由于科技与武器的升级，中日两国的地缘势态已完全颠倒过来了——日本列岛沦为大陆方面理想的战略目标，很容易使之陷入火海，化为灰烬！反之，它绝难进攻大陆，就是日美联合之全力以赴，也无法取胜；这主要不是军力的问题，而是在现代技术的条件下，它们缺少理想的海上支点。（注：美国指望以核潜艇作最后的“介入威慑”，负隅顽抗，不想退出亚太）。
（地缘政治：上图：往昔日本优势；下图：今中国的优势）
第三、军国机制。A.先秦：战国七雄/军国机制→B.世界历史：中华“全胜”/文明中心（她所派生的对立物：“草原暴力”、“海洋暴力”。近代欧美是其“子文明”）→C.近现代：世界战国/军国机制（一如战国七雄，充实科技内容而已）。
清朝衰季，列强交侵，内忧迭起，犹能平叛靖边；左宗棠一人之功能否“抵罪”于晚清之全部过失？若非左公这般“三不朽、大有为”，则回疆必失，蒙满接踵；由是，全无屏障的汉地暴露于血盆大口之下，岂能保种（姑不论倭患，想想俄熊策划陕回与突厥的几次种族屠杀吧）？当然，左公此役和稍后的中法战争，毕竟都是中国传统的、非总动员型的“战争机制”的最后的有效发力。
国人常叹：清朝GDP世界第一却败给小日本，而新中国之初综合实力最低则不输于霸权联盟（朝鲜战争）。这就是战争机制（军国机制）的问题！对中国而言，就是文明的重心从和平/和谐变为战争/竞争；从本质上是回到“战国七雄”，但需充实现代物器内容和选择新型手段。其本质特征是：A.总动员的有机架构；B.精神、物质、建制等“非和平性”的倾斜；C.铁的纪律和战斗意志以及普遍的警惕性。凡此，平时的副作用极大，这是一个不向外侵略的大国很难承受的。
军事战略的硬件的三要素是：A.地缘（海陆位置、逆顺相形）；B.组织（军国机制：战争机制）；C.科技（吸收强国，自主创新）。
西方是契约社会，人无亲情，若不向外争衡，就会自相残杀，但这是“天然的”战争机制（“有组织的暴力”）。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说：“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文明的冲突》第二章）。在此方面，晚清属于“转型”之始，国民党是其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新中国是完成阶段。我们从甲午战争的清朝和国共内战中的国民党都被“间谍渗透”这一点，两者的“战争机制”（军国机制）均不具备或不完备。无知学者会认为，这都是因为它们腐败。实际上缺乏由战争机制所带来的普遍纪律，摈弃情谊关系；所带来的复仇亢奋，造成高警惕性。
清朝体制属于儒家德治或“太平政治”。此种体制在传统时代的好处是，很少强制性与压迫力，地方、边区和藩国都是自治。诸位须知，正是这个备受今人诟责的传统体制赢得了泛世界的“千禧天下”，而日本和欧美则是其反面的子文明！——它们构成“海洋暴力”，一如往古“草原暴力”（游牧部落的战争机制）；只不过“海洋暴力”并非一次宣泄，而是“暴力的再生产”，再加上对地球生物圈的致命冲击。有人却把如此“文明”吹上天。
但不管怎么说，但当两千年来国际形势首次从“华夏中心”蜕变为“世界战国”的时候，中国传统政治（清朝）因为欠缺组织力与动员力，而显得完全不胜任了。因此，中国需要“转型”——建立一个极具组织力与动员力的新的国家机器。孙子兵法云：“令民与上同意也（步调一致），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驱使亿兆万民去赴汤蹈火，驾驭洪水猛兽而不互相内耗，这谈何容易！
俗话说，船小好掉头。日本转型很容易。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日本能采纳和利用西方强国的原则，并将它们用于自卫及后来的势力扩张。相形之下，中国却不能以……西方方式重新组织自己。”（《全球通史》第16章）中国不仅是广土众民和多民族多番邦，还得承受列强侵略与西化侵蚀；一旦变乱（转型在精神上是亲和性变为斗争性），则各种祸因都会被列强所利用，里应外合，倾覆中土。日本无此忧患，还能向外宣泄矛盾（这样其内部就会团结）。如果日本需三十年就可顺利转型，那中国至少八、九十年，外加社会阵痛而死几千万人！倘若只有西方刺激、而无列强侵略和西化侵蚀，中国仅需五十年就可以顺利转型了。
另一方面，从政治中枢稳定、防止社会与领土分裂的角度讲，转型欲速不达。例如戊戌变法干脆把朝政托管于伊藤博文，让中华民族消融于帝国主义的“血腥大同”之中（康有为设计“大同书”）（请见诸玄识：《慈禧改革与戊戌汉奸》）。再从清朝垮台，蒙古分离与疆藏满危也可看出，处理转型的副作用是何等艰巨！
（战国七雄是军国机制（战争机制）） （战争机制：最大组织力与动员力。在中国是双刃剑）
（三）通观宏览
说清朝是制度与文化的落后，一如说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是“封建社会”，那都是“西方中心论”与“殖民文化心态”的思维定式。现在凡是学术严谨的西方学者都不这么说了。按照历史文明的标准，清朝的体制与近现代的体制有天壤之别，美国恐怕一千年也赶不上！略述三点：
第一、西方时代是人类社会的低谷。《易经·明夷》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
上文西化刘将军大放厥词——列强进步，侵略正义——令我掀起当年，罗素和托尔斯泰异口同声地告诫世人：中国为了幸存于欧美日俄的侵略，不得不把她自己降到了西方的水平，创建一个含有总动员、军备型和竞争性的国家，这是人类文明的莫大的悲哀！罗素还说：“中国只有向西方学恶，她才能幸存下来”，而近现代西方政治十分之九都是恶的。汤因比断言，西方民主是部落精神和穷兵黩武；在道德上，欧美文明并不比原始人高尚。梁漱溟在其所著《中国文化要义》书中写道，近现代西方国家体制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七雄”，是同一层次的，都属于“军国社会”（战争机制），而中国传统体制则超越了“国家是必要之恶”。
第二、传统和谐是和谐世界的内核。《尚书·尧典》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梁漱溟和钱穆说，清朝在地方上基本上是无为而治，犯罪率极低。辜鸿铭说，辛亥革命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无需警察、律师与教士的“良民自我管理之高尚社会”。英国哲学家罗素1921年来华讲学，身临其境于这个“礼乐文明”的暮色余辉之中，感叹道：这是一个“不用法律而有秩序，不用宗教而有道德”的艺术家般的文雅国度；全世界都像中国，人类方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就连鄙夷华夏的黑格尔也承认，中国传统政治（主要是康乾之治）是近代欧美建国的楷模；而美国，如果不是灭土著、拓边疆，则不仅不能“立宪”，而且自相火拼；倘若欧洲也可以那样“西部拓疆”的话，那就不会发生无比残酷的法国革命。前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也说，美国建国时的宪政与民主，直接来源于欧洲，间接撷取于中国。然而，启蒙时代的西方“向中国学习”，只是按照“人性恶”的标准“为我所用”，而抛弃了中国文化的“道”与和谐。
第三、中华文明往往以退为进。《易经·乾卦》曰：“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体制不仅是恰到好处，行之有效，而随时变通，而且简直就是叹为观止的“理想国”（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近代之初，西洋引进天朝各种制度与管理，几乎是从零开始的（中古神权禁锢，莫有俗世体制）；而且永远学不来像它那样在不伤害全人类与生物圈的前提下，拥有多民族和超国家的“天下太平”。即使在“西风压倒东风”的时候，中国也能比其他受害国更好地发挥体制功能，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在比较印度与中国时说：“印度处于无政府状态。因而，英国人能够挑拨一个印度王公反对另一个印度王公，直到他们成为整个半岛的主人为止。这种情况全然不同于中国；在中国，清朝帝国结构仍然完整无损，从而迫使所有的外国人只能与在北京的皇帝直接打交道。”（《全球通史》第15章）然而无论如何，清朝已不能适应国际形势的急剧恶化了！上世纪初，美国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时说，为了救亡图存，清朝必需变成一个真正的中央集权，而非传统的“虚拟权力”；但清朝向此方面的努力，却受到地方自治与西化文人的双重阻碍，而寸步难行。中国人民只有在饱尝极度苦难之后才能委身于强权，而被其驱使去奋斗牺牲！
领导推翻清朝的孙中山告诫国人，清朝并非专制，而是“专制无力”；我们的“文明转型”亦非进步，而是中国文化的暂时的“战略退却”——从往昔的天下观或世界主义，退却到现在的国家观和民族主义；不久将来，功成救亡，跻身超强，中国还得回归传统，那就是实行王道，领导全人类迈向大同。
附文：清朝前期所打造“地缘政治”——对中华民族的永久性的生命攸关的贡献
清朝之代替明朝，不再用长城限内外，从此塞北江南永和为家；绝除千年胡患（夷戎蛮狄），囊括四疆形胜（蒙藏滿疆）；再加上收台湾，臣藩邦，拒沙俄，宾泰西；从而谱写了空前无比的“盛世华章”。从那以后，中国就能够充分利用大纵深和高倾压的大陆地缘（非比从前那单薄的中原：四面受敌、四战之地），来应对来自海洋方面的至大外患。其功巨也！若非如此，数百年后之中华则必亡于列强——不仅蒙藏滿疆非我所有，反被敌国用来居高临下，倾覆华夏；尤其是在遭遇“海洋暴力”之时，中国哪能迂回喘息而存有生机！俄罗斯与日本乃虎狼之国，后者败则美苏英分割我沿海与边疆矣！事实上，自从清朝盛世以后，中华虽然罹至患而国运极为悲惨，但其地缘政治的优势却也愈趋显著；她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扭转逆境，这一客观条件也是起到重要的作用的：从世界屋脊顺势而下，俯冲太平洋，能攻能守，其力弱时亦能阻挡外寇，后者最多像日本之侵华，逆水仰攻而越陷越深；其强大时尤可倾压霸主，后者想要长期遏制中国，而欲使这个面向大海的国度“虽是近水楼台，却不敢越雷池一步(指深蓝色海洋——太平洋的纵深)”，真是越来越难呀！如果不是清朝在“地缘政治”的方面立了大功，现代中国哪里谈得上有效地应对冷战与后冷战，遑论和平崛起与海洋立国也！（请读诸玄识：《清朝的国史贡献》）
| 
发表于 2014-7-10 13:09: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