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镇长：人人和稀泥，个个不背锅

lameihua

　　某地重大恶性案件本身已经令人震惊。

　　而案件后先迅速传出“嫌疑人是烂赌鬼”的消息，然后迅速被辟谣。围绕案件的信息域争夺战如此激烈，可见案件争议巨大。

　　这类献忠事件的争论其实就两方：

　　一方认为这种人渣只要处刑就好，不要谈什么背后的原因，谁谈谁就是洗地共情罪犯。

　　另一方认为，人家命都不要了，哪怕死刑也没威慑，更不在乎被说成“抽刃向更弱者”的懦夫。不追究背后的原因，无法阻止同类的事再发生。

　　概括就是“都是犯人一人的错”和“社会也有错”两种观点的争论。

　　容小镇和个稀泥，推荐一个欧美的成熟经验，让谁都不用背锅：

　　社会当然没错，甚至犯人也没错——

　　一切，都怪精神问题。

　　大家会觉得欧美把反社会重罪犯当成精神病好吃好喝关在疗养院里是脑子坏了，但欧美社会走到这步是有自身的逻辑的。

　　中世纪和近代，欧洲搞的是严刑峻法，通过酷刑威让人不敢犯罪。

　　但严刑峻法把群众放在“潜在的罪犯”的位置进行威慑，本质把群众和罪犯放到了同一战线，所以容易激起群众对罪犯的共情。

　　中世纪有不少笔记记录了公开处刑时围观群众爆发骚乱抢夺罪犯的事。这些事件中受刑者不是起义领袖或者侠盗，就是罪犯。

　　为了威慑公众设立的处刑仪式反而让公众和罪犯产生了共情。

　　所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西方刑罚开始往“惩罚一小撮危害社会的人渣”的叙事发展。

　　但这种叙事有个问题，当初推翻封建主的时候你们不是说资本主义是基于理性的完善的社会形态吗，为什么还会持续地产生罪犯？

　　而且资本主义时间够长，1800年的时候可以用“这只是短期内的个例”来回应，但1900年时总不能还是说是短期内的个例吧？

　　海量个例，百年短期，这么搞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怎么吹？

　　为了解决这个疑难，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内部帮重罪犯在心理、精神甚至生理病变方面找原因的声音日益强大。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富人指望通过精神鉴定逃避刑罚以及律师集团借帮重刑犯脱罪扩张权力，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此后，需要逻辑的文艺作品中，善于做人的汉尼拔悠闲地在精神病院养老。

　　而现实不需要逻辑，所以打死七十多人的布雷维克在狱中公开要求最新款游戏机。

　　这一转变甚至和意识形态无关，因为苏联几十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一百多年的路：

　　斯大林时期，由于斗争残酷，真的心理和精神病患者可能被当成怠工搞破坏的反对派被处罚。

　　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通过全盘否定斯大林上台，怕被说成斯大林第二而不敢惩处反对派，所以选择把真反对派送进精神病院——

　　因为他有病，所以他说的话都是错的；也因为他有病，所以他说错话我也不和他计较。

　　几十年前，对于美苏把政治反对派送进精神病院，中国认为属这是迫害，对此大加批判。

　　如今，我们也该到了考虑让精神病院给出一个“所有人都没错”的和稀泥的结果的时候了。

　　他是不是真有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人都没有错”。

　　大家都不喜欢和稀泥。只是如果社会治理的前几个环节少和点稀泥，小镇又何必在最后一环提这么荒唐的建议呢？

　　美苏的昨天，成了我们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