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习式反腐与政权安全

大参考

　　近期万庆良、苏荣和令政策等实力人物的相继落马，以及江西和山西等省的腐败窝案，被攻破，提升了人们对反腐的预期。现在，估计很少有人仅仅从权力斗争的角度——尽管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来看待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并因此而怀疑他们的反腐决心。

　　自邓小平以来，中共领导人喜欢高唱腐败“亡党亡国”之调，但真正把它上升到“亡党亡国”高度，从而把反腐作为一种战略，而非仅仅一种策略的，可能是习近平。习为什么要用这种雷霆霹雳手段，以强硬之势来反腐？并非习对此问题的认识比其他领导人深刻，而是客观情形所然，不得不反——动辄一个小小的科长，贪腐金额就能达几千万甚至上亿，而在一个副局级官员的家里，竟然搜出现金上亿，都是亘古未闻之腐败。

　　按照一般定义，腐败是对公权力的滥用，并因此损害国家或公众利益的行为。贪腐只是其中最为人所痛恨的一种。中国目前的腐败，具腐败发生的一般特点外，也与中国所处社会转型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关。当下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中，社会转型的广度、深度和跨度都前所未有。在这个大转型、大变动时期，思想的混乱、道德的沉沦、纪律的松弛、信仰的消失、制度的虚无使得人们一切向权力和钱看齐，金钱是社会真实的拜物教。每个人都用自己手中拥有的各种资源，包括权力、知识、关系、美色等交换金钱，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民腐败的环境。而官员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和实际主宰者，其拥有的各种资源比一般人要多得多，因此，在制度缺失和监督匮乏的情况下，也就非常容易把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变现为金钱。媒体曾以120个省部级腐败高官为样本，指出高官贪腐行为契合时代经济特征，与市场经济共生共长，呈多发趋势，并在此过程中进化为复杂的高级形态。何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理论界还有一部分人鼓吹“腐败有理”或“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等论调，为官员的腐败扫清理论的障碍，使得官员腐败起来也“理直气壮”。

　　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来看，包括美国在内，腐败的大量增生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都曾出现过的现象。就此而言，中国的腐败可能是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可称之为转型腐败。然而，中国的问题在于它是一党执政的国家，除了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和其他转型国家不同的地方。故腐败带来的危害直接针对执政党，侵蚀执政党的权力基础，并通过执政党扩散到社会，加剧社会的腐败。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过程。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分析西方中世纪教会的腐败时指出，这种腐败决不是偶然的、如一些人所说是单纯滥用权力的结果，因此只要遏制了某些人的私欲即可将其消除；相反，这不仅是一种源于制度原因而必然的、根深蒂固的腐败，而且是一种不断地向一切空间弥漫的死症，它注定到处孳生出权力欲、放纵淫欲、种种野蛮和卑鄙的腐败情形、伪善和欺骗。黑格尔所讲的实际就是一种腐败的扩散效应。当贪腐成为一种文化，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心理，它就会像癌症一样散发、蔓延，多数人对腐败的态度会由开始的“深恶痛绝”转变为“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及个人利益就听之任之，甚至抱着“改变不了环境就适应环境的心理”。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腐败被淡化、被认同、被怂恿、被放纵，成为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全面侵入社会的肌体。目前的中国就是如此，这是腐败的可怕之处。

　　腐败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腐败导致财富转移到少数人手中，加剧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使得公众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认识迅速提高，容忍度降低。其次，腐败还会降低经济增长的质量，因为腐败把资源配置在不该配置的地方，从而造成经济扭曲、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第三，腐败的失控将破坏关键的治理制度，腐败对环境、公共卫生、教育、司法等关键性公共机构的信誉与士气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例如，高校作为教书育人的地方，它本来应该为社会和民族培养健康的心灵和独立的人格与心智，而大面积的腐败损害的就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医院作为治病救人的地方，腐败损害的就是社会健康的肌体；环境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生存的物质基础，腐败损害的就是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土壤；司法公正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腐败损害的不仅是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更直接摧毁了社会正义的根基。而上述种种，本来是支撑一个政权、一个国家发展的根基。

　　所以，从历史来看，古今中外因腐败失控而致政权败亡的事例实在太多。中国历代王朝差不多都毁于腐败而来的治理失败。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表明，腐败会加大国家爆发全面危机的风险。

　　对中国而言，腐败还会产生额外的危害。由于中共垄断了几乎所有的关键资源和权力，社会缺乏自治基础，其他政治力量无法担负整合社会的责任，也没有这样的资源和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故一旦中共因腐败出现不测，没有政治力量能够接盘，中国势必陷入溃败之中，已取得的发展成果功亏一篑，甚至国家出现分裂也未可定。这不论对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还是大众私利，都不是好事。

　　眼下正到了此种临界状态。但许多人包括执政党的一些高级官员，并未认识到这一点，还活在虚幻的“中国强大”梦中。必须对政权刮骨疗毒，提高其对腐化的免疫力。

　　强力反腐还有一个特殊目的或带来特殊效果，这就是推进改革。反腐与改革，是习的总体战略的“一体两翼”，或者“两个拳头”。习制订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但在改革因利益而遭到顽强抵制甚至锁定的情况下，就必须通过反腐打开缺口。这也是此番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的原因。

　　历史在此一搏。要重建执政党的合法性，大幅提高政权的执政和治理能力，推进改革向预定方向前进，重拾民心，都决定了习王必须以强硬姿态反腐败。以改革以来形成的利益坚硬，这场反腐大戏不会很快落幕，这里当然有权力的生死斗争，但制度重建是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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