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镇长：政府收入，如何影响社会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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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说过，人只有吃饱饭才能从事政治科技文化活动，所以人的思想行为很大程度受到他经济来源的影响，简单来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

　　政府机构也是如此。税收作为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每一次税制上的变化，都极大地影响着政府的行为，进而改变我们的生活。

　　1980年代，财税制度实行“大包干”式改革。顾名思义，改革的核心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交够国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这时的政策总的取向是放权地方、调动地方积极性。

　　当时地方税收的一大来源是企业的增值税，为扩大税基增加收入，地方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大力鼓励创业兴办企业，充分发挥了积极性。

　　但地方的发挥的积极性远超了中央的想象。

　　需要上交的是税收等预算收入，而乡镇企业利润作为预算外收入是地方独享的，所以地方会对企业大力减税免税甚至放任企业偷税漏水，然后用行政收费、集资、摊派、赞助等手段收一些回来。

　　乱收费问题后来需要中央专门做决定整顿。

　　地方通过“用费代税”，把预算内收入变为预算外，避免了和中央分成。

　　虽然增值税最终由消费者承担，但征收时却面向企业，所以地方扩大税基的方法是服务企业而非消费者。地方政府由此练成了组织产业发展经济的能力，但也形成了重生产轻消费的惯性。

　　财政包干制导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预算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这“两个比重”下降，同时地方积累了大量物力财力，有初步形成“诸侯经济”的态势。

　　“两个比重”从80年代到分税制改革前一路走低

　　为了解决“两个比重”下降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国家在1993年推行了分税制改革，把税收大头收归中央。

　　改革后，增值税中央拿四分之三地方留四分之一。但第二大税种，企业所得税，依然是按隶属关系上缴：央企上缴中央，地方企业上缴地方。

　　于是，地方非常积极地扶持新办乡镇企业作为收入来源，特别是高收入的烟酒类企业。这是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大发展的一个动力。

　　为了保护本地乡镇企业，当时省与省甚至县与县直接都会设立关卡，禁止外地烟酒进入本地。地方保护主义强到像是一个邦联。

　　除了本地的烟酒企业外，各地方还大力欢迎外来制造业企业入驻，拉开了招商引资的大幕。

　　各地为吸引企业开启了内卷，竞相提供更廉价的工业用地、更宽松的政策法规，甚至在劳动保障和环境保护上也争相向企业让步和妥协。

　　正是各个地方政府的内卷，开启了中国工业化爆炸式发展的时代。

　　注意1992-2002,2002-2012两段巨大的飞跃

　　这种各地经济碎片化显然不利于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用现在的话说是“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于是2002年进一步改革，企业所得税中央和地方按六比四分成。

　　地方已经连续失去了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两大收入来源，但招商引资所需的初期基建和政策优惠都需要财力，怎么办？

　　办法就在脚下，在土地上——住房商品化改革，分房取消。

　　先贷款基建招商引资，企业到来后吸引人群到所在地区买房，推高地价，把地卖给地产商就能偿还初期基建的贷款，还能有盈余升级基建进行下一轮招商引资。

　　这就是大家熟悉的土地财政。

　　国有土地转让收入占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

　　只要大部分人都还在农村，都有到城市分享经济成果的愿望，只要经济有上升预期，这个过程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虽然以上三个时段税制不同，而且有着放权和收权的巨大差异。而针对不同税制地方政府都会极力增加自己能直接支配的收入。

　　此外“重生产轻消费”的取向也是一贯的。但近期的消费税改革不同：

　　消费税由生产端征税，改为在消费端征税。

　　过去，上海人喝茅台，消费税交给贵州；现在，上海人喝茅台，消费税留在上海。

　　对生产端征税时，税基是企业；对消费端征税时，税基是消费者——特别是有强大消费能力的富人。

　　相比阻力巨大的资产税，鼓励奢侈消费再大征消费税更温和也更现实一些。

　　征税的原则

　　因为消费税直接归地方，地方政府必然会极力增加这部分能直接支配的收入收入。可以预期，各地方会大力建设配套服务来吸引富人——正如八九十年代卷招商引资、00年代后卷卖地炒房一样。

　　个人的机会也在于此，正如八九十年代的风口是做乡镇企业、00年代的风口是房地产一样，未来一段时间的风口是到对富人有吸引力的地方，赚富人的钱。比如《去浦东，蹭分封》。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个人奋斗，但也要考虑税制带来的历史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