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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天昊:夏天瞭望,中国未来需要三大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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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7-9 02:07: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公道自在人心,成败全在时势。

  在中国,一般十年为一个常规政商周期。三十年为一个大周期。

  先集权,再搞改革,此前成为上一个十年的流行心态。

  上一个十年已过,中国即将开启另外一个新的十年政商周期。

  也许,中国还将开启下一个三四十年的大周期。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其实是得益于前期的持续放权,通过放权,激发了各个地方的发展积极性,最后造就了整个国家的飞跃。正如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说,地方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腾飞的重要因素。而放权,则是地方腾飞的制度性保障。

  当下,全球竞争日益激烈,国内民众对于社会经济日益高涨的要求,在这个国运转折点,加速改革,顺应时势,才能安度未来。

  民营经济动力不足,地方发展动力不足,社会活跃度严重不足。

  三大时弊,正对应三大改革。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治乱之鉴,放权大势已成。

  (1)财权不足导致地方经济发展动力衰退

  地方发展自主权,包含两个领域,一个是财权,一个是事权,而这两个权力,都逐步受到了侵蚀。

  二十多年前的分税制改革,最后演化为地方财权被变相剥夺。此前,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主要靠抽成,即地方按照一定比例上交税收,其余的留给地方自主使用。这种抽成式的财政分配机制,后来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逐步引起了中央不满。一是,部分地方为了少上交,隐瞒当地发展情况,少报GDP,二是,中国改革初期,实行的是非均衡的发展模式,部分后发地区需要辅助,三是,国家需要相当财力,重点建设一些项目,并发展公共事业。

  分税制的推行,很快就造成了地方财力不足。实行分税制后,中央的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上升到50%以上。且保持近20年,其中,刚实行分税制的最初一年,甚至达到了57%,其后一直在50%以上,直到2012年才跌破50%。

  分税制之后,中央当初的目的,多数没有达到。特别是中央的支付转移,则严重畸形,最后演变为大众诟病的排队分钱,奥运和世博,就至少在北京和上海身上各自砸了数千亿。而其它很多地方缺钱,嗷嗷待哺,国家也不顾上。严重偏离了分税制的初衷。

  最后,地方财富被抽干,造成了两个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是,此前的抽成制,地方有足够的发展动力,开展经济建设领域的竞争。而分税制之后,大头归中央,地方发展动力萎缩。尤其是,地方普遍对培育本土品牌,本土经济失去了耐心和信心,都想傍大款,抱央企的大腿。进行短期突击,一个央企的投资,动辄数十上百亿,甚至上千亿,带来的经济总量增加,以及财政收入的增加,是立竿见影。依靠央企崛起的投机主义模式,普遍被追捧,而实实在发展本土经济,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则被视为老实头。所以,最近十几年来,地方对于发展本土经济的积极性,逐步下降,最后形成恶性循环。分税制对于地方的伤害,是一个极度重要的原因。

  地方财权被削弱,造成了另外一个恶果众所周知,即是土地财政。

  中央在财政收入上与对方对半分,甚至是占了大头,但是多数事情需要地方做,最后,地方付出大而收入有限,逼迫地方另想办法。这个办法,一个是各种费用,比如高速公路费,很多地方本来已经还清贷款,还在收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财政收入的压力大;一个就是土地财政,地方缺钱,只能通过卖地疯狂补缺。

  当下,多数城市的土地收入,已经占当地财政收入的5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超过80%以上,地方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导致卖地盛行,也导致各种拆迁纠纷狼烟四起。

  其实,财富集中于中央。最后体现在两个方面特点,一个是财政支出分配不公,国家平衡区域发展,平衡贫富的战略目标没有落实,反滋长了跑部钱进的歪风。

  二是国家有钱了,却没有用到刀刃上,最近十几年,财政供养人员不停增加,吞噬了增加的税收。地方省下的钱国家并没有用好。

  望增值税改革,可以开创地方新的财源,鼓励地方兴办实业而不是造房子,逐步摆脱土地财政。

  同时,国家尽早开征房产税,赶猪入圈,将国民财富驱赶到实体经济中来。

  此外,近期有传言开证消费税,希望地方能够拿到大头。

  (2)事权不足导致地方改革动力衰退

  地方财权的被削弱是显性的,而地方事权的萎缩,则是隐性的,这一点被很多人忽略。

  自2003年至今,与权力对市场干预日益加强同时进行的,是中央对地方发展的干预日益加强。最近十年,地方事权被逐步削弱。部委的权力,则日益膨胀。

  某种意义上说,地方去北京跑部钱进,不仅是求财,更多是去求名分,求政策优惠的。中央替代了地方相当多的事务决定权,统一收权,但是放权的时候,则是试点式的,很多有益的地方改革试验,此前只需要自己决定,现在却都需要上头的“恩赐”。

  中央对于地方事权的掣肘,主要体现在发展战略的不独立。自2008年以来,国家推出了数十个国家级战略,相对改革初期十年一个国家战略,简直就是大批发,而到底扶持哪个地方,往往不是看当地潜力,而是长官意志,或者看谁跑的欢。光是国家级新区,除前期的浦东、滨海和两江,后面的几个新区,竟然在三年内突击完成。而且分布极度不均衡,东部和西部密布,中部却一个也没有。事实上,甚至连自贸区都可以放开让地方自己搞规划,谋发展,更为公平,也更贴近当地需求。

  (3)中国需要三大放权

  ——激发地方、市场、民间三种力量

  “先集权,再改革”的思想争议大,但是存在巨大的市场,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集权会带来新的问题,一是,权力具有天然的魔性,集中的权力,谁还舍得放下。第二是,集权之后,固然有助打破旧的既得利益,但是权力本身也会产生新的既得利益。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大致是一个放权的历史。正是通过分权和放权,才激发了民间活力,激发了地方活力,激发了市场的活力,最终成就国家大业。所以,改革需要的是放权,而非集权。

  就个人来说,集权也并非唯一选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相对其前任,不是更集权,而是更分权。但是并不妨碍其带领国家走向未来,成就大业。当下完成初步使命之后,也可举重若轻,从容放权。

  在特殊时期,适当集权,可以理解,但是集权与分权,是一个钟摆,应该根据时势调整。

  罗天昊认为,未来中国需要三大放权。

  一、更多向地方放权。

  财政收入,地方应占大头,事权也应更多下放。让改革之初生动活泼的创新局面重新焕发,部分地方出现的为官不为,消极怠工的局面才能得到根本遏制。

  有人说,中国的改革是“中央加油门,地方挂空挡,基层踩刹车”。此论对中国现实缺乏了解。

  基层无数改革,可惜人微言轻,壮志难酬。陕西神木医改,改革推行者郭宝成却逐步被边缘化,这种情况仍不少见。

  未来需要更多鼓励地方改革。允许地方改革闯将出头。

  二,更多向市场放权。

  不该伸的手不要伸,简政放权,要收实效。当下最紧要的,一个是减少审批,一个是减税。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

  发挥企业的作用,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积极性。

  三,政府更多向民间放权。

  尤其是需要营造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鼓励解放事项,鼓励创新。允许民间社会自由发展。

  社团,智库,都需要搞活。多给民间力量机会,多给青年人机会。

  让所有人都能够才尽其用。培养刚健自信,善于创新的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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