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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加盐:支教者袁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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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6-16 08:58: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来这几天有很多其他事要忙,但在找资料的过程中,偶然看到了袁辉的故事,瞬间就被击中了。

  我如饥似渴地从网上找来所有和他有关的资料,昨天看到半夜十一点四十,今天又看了整整一上午。

  然后,我无比热切地想要把袁辉的故事分享给你。这种热切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情愿把其他的一切,不管再忙的事情,全部都先放下。在这一刻,我的生命中没有什么比写这篇文章、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故事更重要的事情了。

  于是,从中午到现在,我没有停歇地写了一万两千字,然后又修改、编辑到快凌晨两点,只为奉献给你这篇文章。

  本质上,这篇文章不是何加盐所写,而是一种本能的冲动在驱动着我,从心底里流淌出这些文字。

  这或许就是写作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作品最打动人的地方。

  此刻,我只不过是在代替上天,诉说一种动人心魄的美好。

  1

  在江苏北部大平原上,纵横着许多河流。其中,沂、沭、泗三条大河,共同组成了淮河的沂沭泗水系。

  沂河与沭河从山东沂蒙山发源,一路相隔着二三十公里的距离,近乎平行地共同南下,在徐州的新沂境内,终于渐行渐近,汇聚成新沂河。

  在两条河流将并未并,相隔只差两三公里之处,夹着一块三角地,这儿有个村子,叫做邵店镇菜园村。

  1988年8月,袁辉就出生在这里。

  小时候,袁辉的爸爸袁福军在二百多公里外的沛县三河尖煤矿上班,袁辉跟着妈妈在村子里生活。

  由于煤矿的工人每个班都是排好的,请假很难。袁辉出生的时候,袁福军刚好排到连续上班,无法回去,他只能压抑着对妻子的歉疚和对尚未见面的孩子的思念,把攒了两个月的工资,大概五十多块钱,全都寄回了家。等终于能够请假回来,媳妇已经出了月子,袁辉都快两个月大了。

  那时候,学生的课业尚没有现在这么繁重。村里的岁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袁辉和小伙伴们快乐地在池塘里钓龙虾、捉鱼,在田里摔跤、追逐,在沭河里游泳、嬉戏。玩累了,就往沙滩上、草垛边一躺,久久凝望无穷无尽的远空,无忧无虑,无牵无挂。

  但玩归玩,袁辉的学习是刻苦的。他从小就成绩优异。袁福军虽然在煤矿上班,回村的时间不多,但是他爱看书的习惯,带动着袁辉也喜欢上了阅读。

  袁福军有时会跟儿子讲,还是你们这一代幸福,我们小时候,想要买一本字典,都没有条件。生活很艰辛,你一定要刻苦,想要有所成就,必须非常努力才行。

  不过,这位朴实少言的煤矿工人,倒也没有给孩子太大的压力。袁福军也曾对儿子说,他一生的理想,就是有一间房子,有衣服穿,有吃住的地方,有点事情做,就足够了。

  而显然,他的这个目标,都已经实现了。作为一个出身农村的青年,能找到煤矿工人的工作,还有什么别的好奢求的呢。

  夫妻、父子两地分居的日子,过了14年。2002年,袁辉终于跟着妈妈进了城,和爸爸团聚了。从此,他永远离开了从小长大的菜园村。

  在城里,袁辉的学习成绩继续领先。两年后,他考上了徐州市最好的高中,徐州一中。

  徐州一中是江苏省的重点高中,有着良好的学风,自由开放的学习氛围,和优越的学习条件。

  袁辉进入高中就当了班长,此后一直三年,都担任班长职务。

  刚上一中时,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十分拔尖,由于小时候在农村上学,袁辉有些学科的基础相对差一些。但凭着勤奋刻苦,他很快就把短板给补了上来,站到了文科班的最前面。

  给同学们留下最深印象的,除了他作为班长的服务精神之外,就是他涉猎之广泛和知识之渊博。徐州一中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让袁辉如同熊大熊二掉进蜜罐一样,从王小波到李敖,从卡夫卡到加缪,从黑格尔到康德,他几乎无书不读。而且他还自己订阅了几份时政报纸和经典杂志,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各种知识。

  袁辉的高中同学许多年后都依然记得,他作为班长代表班级作《国旗下的讲话》时,对世界上那些不太知名的小国家都如数家珍,对各个国家的人文特色信手拈来。

  2005年2月,中央电视台举办了《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颁奖典礼,获奖者包括袁隆平、刘翔、中国女排等,但一个此前从未听过的特殊人物,引起了袁辉的注意。他就是放弃读研,坚守在贵州贫困山区支教的徐本禹。

  徐本禹的事迹被央视报道后,在报纸、杂志上面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刚开始高一下学期的袁辉,被徐本禹的事迹激励得热血沸腾,不禁悠然神往,心想:以后我也要去支教。

  这种热情时时刻刻在胸中燃烧,越来越旺。高二时,袁辉有次和同桌谈到未来的梦想,他认真地说:我以后一定是去支教的,如果不信的话,我可以跟你打赌,白纸黑字和你签协议。

  同桌觉得他是开玩笑,也便配合着他,说,那就签一个吧。于是,袁辉真的签下了一封“我以后要去支教”的协议书。

  不过,对于上大学要学什么专业,此时的袁辉尚未完全想清楚。高三最后的时光,学校有两次模拟填志愿的环节,喜欢研究各国情况的袁辉,两次都填上了“南京大学 国际政治”作为第一志愿。

  不过,等最后一次正式填报时,他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填上了“南京大学 历史学”。

  2007年夏,袁辉以全班第一的高考成绩毕业,顺利录取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一名新生。

  2

  2007年9月2日,袁辉的父母陪着他来到了南京大学浦口校区报到。

  不得不说,袁辉的记忆力真是非常惊人,14年之后他回南京大学演讲时,依然清晰记得,当时接待他协助办理入学手续的两位学长,一位叫傅寅,上海人,一位叫雷远育,马来西亚人——尽管他从那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

  似乎很多人在刚进入大学之后,都会有一段时间的迷茫。我记得段永平有过,何加盐也有过,袁辉也有。

  不知为何,大一时,袁辉突然迷失了方向,觉得人生很没意思,大学很没意思,一切都很没意思。

  同学们兴致勃勃地去游玩、烧烤,他一概都不参加,所以大一的班级集体合照上,都没有他的身影。他也不参加任何社团,也不打电子游戏,除了偶尔和几位同学一起骑着自行车出去逛一下之外,就是独自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听音乐、看小说、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瞎走。

  年前的期末考试,这种迷茫、空虚的情绪积累到了极点,他除了英语考试还做了做题之外,其他的科目都是直接交白卷,其中一门“体育理论”,更是直接把卷子一撕,扬长而去。

  2008年的春节,半个中国都被大雪笼罩,江苏也不例外。袁辉把所有行李打包,踏着大雪回家。他不准备再来了。

  好在经过寒假的休整,在父母的劝慰下,开年后,他还是返回了学校。

  辅导员、系领导轮番找他谈话。袁辉本来以为肯定要被狠狠批评了,对此他并不害怕,而且已经准备好了一套辩论词,准备和老师好好辩论一下。但没想到,老师们的态度都非常温和、友好、耐心。不仅没有哪个老师板着脸,反而都笑着夸他长得帅,还说他文章写得好,当然,也委婉地说他的想法比较幼稚。

  袁辉精心准备的辩论词没有用上,心悦诚服地向老师们道歉,表示反省,然后认真参加了补考,除了“体育理论”在系统里没找到,后来是大四才补的以外,其他的都顺利通过了,也因而避免了被退学的厄运。

  从那之后,袁辉才开始慢慢适应大学的生活,上课、去图书馆,在宿舍大声地朗诵诗歌等等,也不那么排斥班级的集体活动了,常被班长拉去表演节目,虽然上台之前他百般抗拒,但在台上还是很享受的,尤其是演出后看照片,他才惊讶于自己竟然那么陶醉,旁若无人地闭目舞蹈,然后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大二时,袁辉喜欢上了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文强班的一个女孩,但那时的他,自卑又羞涩,只敢远远观看,而不敢上前搭话。最大的幸福就是到她班上去蹭课,虽然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起码能够离得近一些,可以偶尔偷看一眼。

  大三时,袁辉终于有了人生中第一台手机。那还是2009年,中国尚未进入智能手机时代,袁辉的手机沉甸甸的,拿着像是一块砖头,若是打架,可以直接当板砖使用。当然,袁辉不打架,只用来打“连连看”,有时他玩得上瘾,能玩到凌晨两点,然后又在悔恨之中,打开英文原版的罗素名著《哲学问题》,伴着宿舍里此起彼伏的鼾声,一看看到天明。

  这个砖头一样的手机,还帮袁辉完成了一件大事。他曾经用手机编辑了一份小杂志,取名为《历史上的今天》,给全班三十多位同学,每人都发一份。那时还没有微信,只能通过短信或者飞信发送,要一个一个处理,很麻烦。但袁辉乐此不疲,此后每天都出一期,整整坚持了一年,没有任何一天拉下。毕业时,这份每日专栏,被袁辉打印装订成册,赠给同学当毕业礼物。

  除了学校正常的课程之外,袁辉还自学了德语、俄语、希腊语、阿拉伯语等,其中德语学得最熟,《共产党宣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卡夫卡致父亲的一封信》等,都借助德语词典啃了下来。平日无聊之余,他还练了一手绝活,用左手写字,写出来的字看起来是反的,但拿起纸来从背面对着光看,就是正的了,还非常工整,就像右手正着写出来的一样。

  大四快毕业了,同学们忙于找工作,但袁辉把主要时间花在写论文上。南京大学的本科毕业论文是要求不低于一万五千字就行,正常大概写个十六七页就可以了。而袁辉洋洋洒洒写了80多页。老师说,你这个稍微改一下,都能直接出版了。

  他的论文指导老师丁文杰教授,出于对他的欣赏,专门写信给自己在某杂志社当总编的朋友,推荐袁辉去该杂志社上班,袁辉带着信去找了这位总编,总编对他也很欣赏,给的录用条件也不错。但那时袁辉已经另有他意,最后还是没有去杂志社上班。

  2011年夏,袁辉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尽管大一时不大合群,但经过四年的相处,他已经和同学们处下了深深的感情。而极度重感情的袁辉,在离别之时,哭得完全不能自已,和每一个老师、同学,都紧紧拥抱。

  从此,袁辉离开南大,正式走入社会。

  3

  袁辉的第一份工作,还不是支教。为了满足父母的心愿,他先是回到了徐州,在父亲工作的三河尖煤矿的上级单位徐州矿务集团党政办做行政秘书。

  但国企办公室的行政工作,对袁辉来说,引不起半点激情。支教的梦想时时在他的心中激荡,不仅没有因为参加了工作而平息,反而越来越强烈。

  终于,他被心中的这团火煎熬得再也受不了,就跟父母说,我要辞职,去西部支教。

  父母开始并不同意。对煤矿工人来说,能够进入矿务局(徐矿集团前身是徐州矿务局,老职工说起总部,都是说矿务局)党政办工作,那是多少辈子烧来的高香啊。家里就这么一个孩子,去西南贫困山区支教,父母怎么能放心,又怎么能甘心?

  但袁辉的性格是,只要他铁了心想要去做某件事情,心中就不会考虑别的事,满脑子就只有那一件,谁也阻拦不了。父母劝说无用,只好同意。

  于是,2012年秋,袁辉背着行囊就出发了。他的行李很简单,就是一堆书,两套换洗衣服,一些洗漱用品,加一个睡袋——之所以有睡袋,是因为他预料到当地的环境可能很艰难,说不定找不到地方睡,就得用睡袋。后来果然派上了用场。

  他先是去了四川小凉山地区的马边彝族自治县,但是被当地直接拒绝;后来又去到贵州黔东南州的都匀,也没能落下脚来。

  我们不知道他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多少的艰辛。袁辉也没有提起过,只是简单说了一句:“由于语言障碍,还得四处奔走”。但从一个侧面细节,可以想象这一路的不易:当他最终在湖北巴东县被接纳时,激动得都快掉下眼泪,当时唯一的感觉是:终于有人要我了!

  在曙光尚未显现,袁辉还处于贵州西南深山之中最绝望的时候,他想起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周刊》节目曾经介绍过一位“拐杖老师”谭定才。

  谭定才是一名乡村代课教师,他所教书的地方,位于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清太坪镇姜家湾村。由于地方偏僻,又穷,老师留不住,总是来了又走,20年来,唯有谭定才一个人一直坚守着。2005年,他不幸从屋顶摔下,因没钱治病,耽误了治疗,导致双腿残疾,最后只能拄着拐杖行走。从此后,谭定才就每天拄着拐杖上课。他说,只要我还活着,就会坚守讲台一天。

  谭定才的故事经报道后,也是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反响,袁辉也留下深刻印象。

  此刻走投无路,袁辉心想,那我直接去投奔谭老师吧,我可以做他的“第二副拐杖”。于是立马在网上查找谭老师的信息,查到后,连夜从贵州往湖北赶。

  从贵州都匀到谭定才任教的姜家湾村,要先到重庆,转火车到巴东的野三关车站,再打一辆麻木(即三蹦子,袁辉老家徐州叫“蹦蹦”),颠簸将近俩小时,才到达姜家湾。

  袁辉到达时,是2012年9月8日下午3点左右,谭定才正拄着拐杖上课,袁辉敲门进来,自我介绍说,我是南京大学毕业的,被谭老师的事迹所感动,想来这里支教。

  谭定才非常惊讶,这里不是没有来过支教的大学生,但都是政府派来的,而且都是很短时间就离开了。像袁辉这样自己跑过来的,还是第一个。当听说袁辉是南京大学毕业的之后,谭定才更是不相信他能留下来,就说:“我们这里发不起工资,工作环境也非常艰苦。你还是趁早去找一份好的工作吧。”

  但袁辉坚定地要留下来。谭定才也感觉到这位年轻人身上似乎有一些和其他的支教大学生不一样的东西,便同意让他暂时留下来,但最终能不能成为支教老师,还要上报给中心学校和教育部门,看上级是否批准。

  于是,当晚,袁辉在教室里拼了八张课桌,拉开睡袋,伴着哗啦啦的雨声和嗡嗡嗡的蚊子声,住了下来。

  谭定才和袁辉/图源:《感动!支教在大山里的南大学子》,南京大学公众号,原发新华社公众号。

  南京大学历史系的牌子,在这个贫困的小山村还是有分量的,教育主管部门很高兴地接纳了袁辉。9月14日,袁辉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志愿服务协议,正式成为姜家湾教学点的一名老师。

  从此,袁辉开始了他的支教生涯。

  这一年,袁辉24岁。

  从他产生“我要去支教”这个年头,到梦想成真,已经整整过去7年了。

  4

  任何浪漫的梦想,在真正实现时,第一步往往是幻灭。在现实残酷的泥坑里打过滚之后,无论怎样的浪漫,都要先沾上一身臭泥。如此一番之后,如果你还能忍受,还觉得浪漫,那才是真的浪漫。

  袁辉遇到的第一个难关,是生活的苦。

  尽管他出身也并不富裕,但苏北农村、煤矿工人子弟,正常的日子也还是比西部贫困农村要好得多。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从农村进入煤矿,就被作者描述为命运的一个巨大跨越。

  袁辉小时候,起码吃、穿、住、喝水、洗澡,这些都还能有基本的保障。而在巴东县姜家湾这样的农村,这些最基本的需求,都成了奢望。

  学校旁边有一个走起来嘎吱作响的木楼,还有一些破旧的空房间。袁辉随便铺了一个一米宽的小床,找来一张旧书桌用于备课,然后把书摞在旁边,一个“家”就算是有模有样了。

  袁辉2015年的宿舍,这已经是比2012年住的大为改善的地方了。2012年只会比这更破。图源:微博@linlsz

  夜晚,山间的浓雾从四面透风的木板钻进来,让他的被子每天都潮乎乎的;蚊子、跳蚤以及不知道什么名字的小虫子,随时都准备往他脸上扑,往身体里钻;很快,袁辉身上就长满了湿疹,不挠就痒得要死,一挠就鲜血淋漓;有一天早上他起床,看到房梁上挂着一张刚刚蜕下的蛇皮,也不知道那位刚刚蜕完皮的蛇兄(或者蛇妹?),是什么时候来的,又是什么时候走的……

  喝水是一个大难题。这里没有自来水,周边也没有井,只能靠着下雨时接屋檐下滴落的雨水。洗脸也是它,刷牙也是它,喝水也是它。有水就不错了,谁还管上面飘着的灰尘还有蠕动的小黑虫呢?要知道,如果一段时间不下雨,就连这水也没有了。那时他只能拎着那种二十斤的塑料桶,走很远的山路,到学生家里去讨点水来。这么点水,光喝水、做饭、煮个菜都紧巴巴,洗澡就别奢望了。

  另外,支教并不是正式的就业,而是志愿服务,支教老师是没有工资的,只有国家发的补贴,大概每个月一千元,这就是袁辉的全部收入。他的所有开销,都要从这里支出,还要加上他资助贫困孩子,以及给孩子们准备一些特殊的教具和礼物的钱。

  第二个难关,是教学之难。

  他本以为,我作为南京大学的毕业生,教这些学前班、一年级、二年级的孩子,还不是小菜一碟?

  没想到,儿童教育自有其规律,袁辉也不是师范专业毕业,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只能是自己去摸索。他以为自己倾囊相授,但孩子们听不懂,不爱听,还老是调皮捣蛋,上课跟他对着干。

  第三个难关,是家长的排斥。

  家长们本来以为,来了一位南京大学的高材生,应该能把孩子教得更乖,背诗和做题更厉害,上课更守规矩吧?

  没想到,这个自以为是的年轻人,把孩子们都教坏了。

  自从他来了之后,孩子上课不再规规矩矩,反而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不好好上课,光会玩儿。

  孩子们在老师面前也不再老老实实,反而跟老师没大没小,乱喊什么“老袁”“袁哥”“辉哥”,还一个一个趴在他的背上,骑在他的脖子上,揪他的耳朵,薅他的头发。纵容孩子这样无法无天,那还得了?

  孩子回家不给多布置些作业,反而千方百计减少作业。在学校你带着玩我也管不着也就罢了,回家还让孩子多玩?

  体育课不好好教动作也就罢了,让孩子们在地上打滚、摔跤,还练什么匍匐前进,把衣服弄脏,裤子磨坏……

  总之,怎么看这个新老师,都觉得不顺眼。家长们有的当面提意见,有的向上面投诉,还有的偷偷地给他的摩托车放油、放气!

  还有第四个难关,是心灵之惑。

  原本以为好不容易过上了支教的生活,实现了多年来的梦想,一定会非常幸福吧?但没想到,每当三点半放了学,孩子们散去,谭老师回家,他自己一个人待在宿舍,孤零零地看着天上的云、山间的树、地下的蚂蚁,就会顿时感到寂寞袭来。

  不知为何,他感到了一种有点类似大学一年级的迷茫,说不清道不明那是怎样的感觉,总感觉心不定。也不是不喜欢孩子们,也不是不喜欢上课,但是到了一人之时,就是空虚、无聊。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盯着日历,一天一天数着日子,恨不得这个学期快点结束,假期快点到来。

  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你是袁辉,这样的日子,能忍耐多久,能忍到哪一关呢?是房梁上的蛇蜕、是带虫子的水,还是无法洗澡?是教学的挫败、是家长的排斥、还是无尽的孤单?

  但袁辉并未当这些苦为苦,反而从苦中品出无尽的乐来。

  生活之难好解决,袁辉本身对吃没什么欲求,一缸子大米,一颗白菜,就能对付一天。与学生、家长、村民们熟了后,经常有家长和村民给他送东西,红薯、土豆、玉米、菜油、鸡蛋都往他这儿送。谁家杀了猪,都要请袁老师去吃一碗杀猪饭,春节前的杀猪旺季,他每天吃杀猪饭的档期都排不过来,吃得筋疲力尽……

  至于工资,他本来就几乎没有什么生活的花销,没有车,不用还房贷,也不用买衣服,无非就是偶尔买本书,一个月根本就花不了几个钱。

  其他解决不了的事情,那就调低自己的欲望,增强自己的韧性,从心理层面解决。一旦没有了物质的欲求,也无惧于蛇虫鼠蚁,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在教学方面,一旦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袁辉就老老实实低下头,沉下心,和孩子们坐在一起,听谭老师讲课。慢慢地,他才懂得要怎样才能用孩子们能听懂的话,以孩子们喜欢的方式,来和他们交流,让他们真正爱学习,学得进。

  到后来,袁辉加上自己研究、学习、实践,摸索出一套自己的方法。他一改中国大多数学校惯用的那种以填鸭式教育为方式、以死记硬背为特征、以应付考试为目的、以纪律强制为要求的传统教学方式,而发展出一套启发孩子的好奇心、激发孩子的自主心、维护孩子的玩乐心、保护孩子的自信心的“袁式教学法”。

  从那以后,孩子们越来越喜欢上袁老师的课。甚至有的孩子,哪怕因为搬家转学走了,都哭着喊着非要回来他这儿上课。

  家长那边,袁辉不断改进和家长们沟通的方法,他明白了家长有火气的原因,也理解了他们的关切。他甚至还学习当地的方言,很快就能用当地土话流利地和当地人交流,把自己的理念和价值观,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讲给他们听。

  另一方面,袁辉的教学方式很快就显示出了威力。孩子学习的主动性大大增加,在考试中也纷纷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和镇上的班级相比,都毫不逊色,甚至总是名列前茅。

  更主要的是,袁辉发自内心的真与善,他对孩子们毫无条件、毫无保留的爱,孩子和家长都看在眼里。人心都是肉长的,家长们渐渐地从排斥,变为接受,再变为感激和喜欢,见到袁老师从原来的不屑、怒视,变成了亲近、尊敬。

  至于孤独,就只能是自己调节。

  好在,一个喜欢阅读的人,在哪里都不会长久地真正感到孤独。当和书在一起,他就能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与古今圣贤相对话,孤独也就变成了享受。

  那段时间,袁辉重新翻开大学时看过的德文版原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翻开了卡夫卡、康德,翻开了《红楼梦》,翻开了《历史哲学》……

  图:袁辉在德文版《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上做的笔记/图源:《袁辉:我不会让理想败给现实》,自强记者团,公众号“ZQ自留地”

  除此之外,袁辉的“家”里还多了一个忠实的家人与伙伴。他在村口的路上碰到一只没人要的流浪狗,出于好心,常常给它喂食,后来那狗就每天跟着他,只要不上课的时候,就和他形影不离,他们一起奔跑在山间的小路上,跑遍了附近的每一座山头,每一个角落。

  当第一个学期的日历悄悄翻过去时,袁辉猛然发现,他已经完全爱上了这里的生活,不仅爱这里的孩子,这里淳朴的乡民,这里的大山,这里的夕阳。

  而有了这一份爱,所有的苦难全部烟消云散,不仅生活中各种现实的苦早已不成为苦,连孤独也成了幸福的重要部分。

  5

  正在袁辉已经完全适应了姜家湾的生活时,他迎来了一个大考验。

  2014年春节过后,他从徐州回姜家湾,爸爸一方面不放心,另一方面也是想看一看孩子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于是便开着车,一路从徐州送他过来。(袁福军虽然只是个煤矿工人,但退休后工资还不错,再加上又去徐州市文化局应聘当了保安,又有一份收入,家里也没有别的开销,买一个小汽车还是买得起的)

  不料,海拔一千多米的清太坪镇依然积着厚厚的冰雪,一路上险象环生,最危险的一次,车辆打滑,差一点就摔下悬崖,车毁人亡。让袁福军惊出一身冷汗,也不禁为孩子深深担忧起来。

  到了袁辉那简陋的宿舍,看着破烂的外墙,感受着屋里刺骨的寒冷,袁福军无法理解,儿子为什么放着好好的徐州不待,而跑到这里来受这样的苦。再加上对差点冲下悬崖的心有余悸,袁福军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儿子劝回去。

  没想到,儿子非常倔强,铁了心就要留在这里。袁福军又气又急,和他爆发了剧烈的争吵。

  最后袁辉说:你不是说你曾经的理想,就是有一间房子住,有衣服穿,有东西吃吗?我现在过的,不就是你理想的生活?为什么你又要来干涉我呢?

  袁福军无言以对,他知道劝不回孩子了。只好黯然离去。

  正当袁辉担心着父亲气还没消,也担心着父亲一路回程的安全的时候,手机上收到一条信息,是爸爸发来的,上面写着:儿子,对不起。

  袁辉的眼睛湿润了,他含着眼泪,立马回了一条:对不起,爸爸。

  从此之后,爸妈对他只有无尽的关心,但再也没有说过让他回去的话。

  袁辉安安心心地待了下来。

  袁辉和爸爸妈妈/图源:视频《牵挂》,新浪微博@青春湖北

  两年的志愿服务期满后,当地人以为他肯定要走了,但袁辉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又签了又一个两年。

  他已经完全离不开这里。这不仅仅是一个心结,还有着更为现实的需要。

  例如,有一个小名叫“青青”的小孩,由于特殊情况没法上学,只能他每周两次“送课到家”,如果他走了,青青就等于失学了。

  青青是2013年来到学校的,但才来了两个星期,就严重骨折,只能回家休息。

  其实骨折对青青是常事,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常常动不动就骨折。当地医学不发达,起初也查不出什么原因,很久之后才知道是“成骨不全症”,也就是常说的“瓷娃娃”或“玻璃娃娃”。

  在女儿这样的情况下,能送她来上学,本来这个一贫如洗的农家已经是克服了重重困难,没想到,才这么短的时间就又出了事。医生跟家长说:孩子这种情况,还是不要去学校了,实在是太危险了。

  于是,家长只好无奈地把孩子带回家去,每天坐在轮椅上。青青就这样辍学了。

  袁辉得知情况后,觉得非常可惜,便跟青青的家长说,没关系,青青不能来学校,我就去家里给她上课。于是,从那时起,袁辉每周三和每周日,都会去给青青上课。

  刚开始在姜家湾教学点,离青青家所在的青果山村五组还不是很远,每周去两次,除了上课要给她补一周的课程需要占用一点时间之外,路上的负担倒是不重。

  不过,2014年,由于姜家湾教学点学生人数太少,合并到白沙坪小学统一教学,袁辉也跟着到白沙坪小学去了。这里离青果山村有二十多里路,袁辉再去青青家里上课,走一趟单程就要两个小时,非常麻烦。

  为了节省时间,袁辉拿出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钱,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这样就可以用二十分钟骑到一个离青青家比较近的地方,再走二里山路上去就到了。不过,这辆濒临报废的二手摩托,三天两头闹故障,一闹就只能一路推回来。再说也只有天气好的时候才能骑车,碰到雨雪冰冻,还是只能靠双腿。青青的爸妈几次三番要给老师一点摩托跑路的油钱,袁辉说什么都不收。

  由于路上可能有蛇,或者会碰到农村看家护院的家狗甚至在路上流浪的野狗,他每次去山里,都会带一根一米多长的棍子。但有时候也会忘记,或者懈怠。结果有一次就出事了,被某个村民家里养的狗追上来,在脚踝那里狠狠地咬了一口。从那以后,不管多匆忙,袁辉只要上路进山,就一定会记得带上棍子。

  每周两次上课,袁辉整整持续了六年的时间,直到青青上了初中,可以在学校寄宿了,他才结束这种补课。而青青也不负所望,2022年以790分的高分,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县一中。

  在给袁辉的一封信上,青青如此写道:“您没来之前,我的世界是灰暗的;您来后,仿佛有一缕温暖的光照进我的世界。”

  袁辉辅导青青/图源:《感动!支教在大山里的南大学子》,南京大学公众号,原发新华社公众号。

  由于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如果袁辉在支教两年期满后就直接离开,青青以及其他类似情况的同学就会直接失学,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袁辉当时之所以没走,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袁辉的温情不止存在于这样的“大事”,在与孩子们相处的“小事”中,也处处有体现。

  例如,一个外号“小棉花”的可爱小男孩(“小棉花”这个外号,也是袁辉起的),由于学习成绩不好,没有得到过奖状。袁辉看得出,小棉花也很盼望得到表扬。于是,他专门组织了一场“爬树比赛”,因为那孩子爬树是最厉害的。

  果不其然,孩子以最短的时间就爬到了树梢,众望所归地获得了第一名。袁辉专门从网上给他定制了一个类似奥斯卡小金人的奖杯,上面写着“白沙坪小学 爬树之王”,然后把小棉花的大名放到最大。

  图源:《感动!支教在大山里的南大学子》,南京大学公众号,原发新华社公众号。

  随着袁辉的教学能力越来越强,他承担的课业也越来越多,每个星期,光本校的排课就有30多节,还经常被外校请过去上课。如此一来,他的课越排越满,几乎都没有了自己的时间。甚至由于孩子们太过于喜爱他,下课的时候他都总是被孩子们围着,连去喝口水,去上个厕所的时间几乎都没有了。好在他喜欢孩子,喜欢上课,倒也不以为苦,反而觉得被人需要,是一种巨大的幸福。

  6

  两年又两年,袁辉续约了一次又一次,每一次续约,对这里的感情又再一次加深,结果不知不觉,从2012年一直待到了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

  虽然他自己的初衷只是想安安静静地支教,实现自己年少时的梦想,从来没有过任何要图名、图利的心思。但是,一个散发着如此耀眼光芒的灵魂,又怎么可能隐藏得住呢?

  随着袁辉在巴东支教的时间越长,他的名声就越是被广为传播。先是巴东县的媒体来了,接着恩施州的媒体来了,接着湖北省的媒体来了,最后中央的媒体来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共青团中央,都纷纷报道袁辉的事迹。

  2016年,时任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也专程到袁辉任教的学校去看他。和袁辉接触之后,这位颇具文人气质的理想主义型官员,也深深被袁辉感染,情不自禁在朋友圈写道:

  这是一个为精神和情怀而活着的人,在偏僻的深山里,在简陋的教室、简陋的宿舍,袁辉的笑容灿烂,孩子们的笑容灿烂。他读的书,他写的诗,无不看出他内心的丰富。能感觉到他周边的空气都是安静的、干净的、沁人心脾的。心之所向,素履以往。人也可以这样活着。

  这些年来,袁辉先后获得了“希望工程园丁奖”“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马云乡村教师奖”“全国五四青年奖章”“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最美志愿者”“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不过,这些对于袁辉来说,只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微不足道的点缀,固然能带来一些开心,还有一些能用来给孩子们买东西,给贫困学生补贴生活费的奖金,但这些,都并非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他看到一个个孩子在他的课堂上,如此开心快乐,如此热爱学习,如此表现优异。他曾在“马云乡村教师奖”的颁奖典礼上,非常骄傲地说:

  如果你来到我的学校,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我的学生,和别的学生就是不一样!

  有几个老师,有自信能说出这样的话!这个不一样,不仅仅体现在他们能从大山深处考上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一流的好学校,更体现在,他们脸上都洋溢着笑,眼里都闪耀着光。

  而与此同样重要的是,袁辉越来越感到人生无比的幸福。他说:

  我好像生理上就没有不快乐的机制。(支教生活)比我梦想的还要美好。(见2018年“马云乡村教师颁奖典礼”视频)

  而在参加南京大学2021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时,袁辉如此说:

  可能是因为长期和孩子们在一起,我发现自己变得更容易快乐了。现在的我住在学校的山景房里,每天日出闻鸟鸣、日落听蛙声,山中绿树葱郁,田头百物竞生。

  课余时间,我喜欢站在窗前静静发呆,凝望远空;喜欢登山远足,拥抱自然;喜欢和村民们交往,同他们促膝长谈;更多的时候,我喜欢看书,沉浸其中,却漫无目的。总体而言,我的支教生活简单而有力,自由而有序,平淡而有趣。

  我做的都是小事情,完全谈不上功成名就,仅按收入水平看,我怕是处在社会底层。但能够实现自己少年时代的梦想,能够通过自律地劳作获取精神自由,能够陪伴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从中感受到存在的价值和生命的乐趣,我心满意足,无怨无悔。

  我们每个人,在年轻时都有许多梦,但后来在现实的压力之下,渐渐地远离了,淡忘了。

  甚至有很多人,都曾经有过和袁辉一样的“支教梦”,却在毕业时,在工作后,因种种原因,而无法实现,只能永远存留在梦中,作为曾经青春过、浪漫过的一丝证明与记念。

  我们没有想过,梦想之路,其实也许并不遥远,就在脚下。如果愿意出发,你就能够到达。

  而且,走在梦想的路上,竟然会有如此动人心魄的幸福。这是我们本来可以得到,却亲手放弃了的呀。

  我不禁想起另一位名字也是以“辉”结尾的青年,董宇辉。

  他曾是新东方的名师,后来做直播带货,成为超级网红,一场直播就能卖掉上亿的货。但似乎他并不享受这一点,也很讨厌“网红”这个标签。每次上播,对他来说,比上刑还要痛苦。每天晚上,他累到极点,却总是无法入睡,哪怕一晚上吃四粒安眠药,都已经不管用。

  董宇辉曾经无数次地说到:我的最大梦想,就是去西部某个农村的中学或小学,当一个支教老师。

  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阻碍着他。但我看到,他梦想过无数次的路,已经有袁辉帮他走过了。这条路的确如梦想般的美好,甚至比梦想的更美好。

  从财富上来讲,董宇辉轻轻松松年赚几千万甚至可能几个亿;袁辉每个月先是拿一千块补贴,2018年之后终于涨到两千块,在全国有固定收入的人当中,也属于最底层之列,哪怕是我们通常认为属于低收入阶层的清洁工和保安,大多数收入也比袁辉高。

  但是,如果从幸福的角度来讲,谁的状态更好,不是已经一目了然吗?

  袁辉早已得到了想要的一切,甚至是远远超过他最好期望的一切。他的脸上永远有笑,眼中永远有光,心中永远有幸福。

  而宇辉,却还挣扎在路上。他的眉头越来越紧锁,他的脸色越来越憔悴,他的眼神越来越黯淡。他的心灵被沉重的枷锁锢住,越缚越紧,都快喘不过气来。如果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他也许钱财会越来越多,但幸福也会越来越远。

  我和一位与袁辉和董宇辉都相熟的兄长,谈到他俩的问题。兄长说:相信宇辉的智慧,他最终一定能安然于自己的内心和世界。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至于现在深陷心灵的痛苦,这是他的修行,是他的人生必须经历的。

  希望如此吧。希望袁辉的经历,能给董宇辉以及一切还在枷锁之中挣扎的人,一些启发。

  也希望,每一位正在经历心灵之痛的朋友——如你也是其中一位的话——能早日找到自己的路,能尽早安然于自己的内心和世界。

  愿你也能如袁辉一样,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从中感受到存在的价值和生命的乐趣,心满意足,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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