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总统遇难后伊朗宜及时战略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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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总统就任，国葬已经举行，新总统选举程序已经启动，预计6月28日选举新总统，伊朗官方调查报告确认空难非人为所致，震惊世界的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外交部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卜杜拉希扬等政教高官直升机空难事件告一段落。鉴于伊朗国家政权数十年来运行中已经表现出了相当的韧性，且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仍然在世，这场空难不会动摇伊朗社会的短期稳定性；但从该国长期稳定、安全与发展的需求来看，伊朗需要见好就收，及时适度实施战略收缩，减少卷入、甚至退出当前的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等在国外的军事干预，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减少或暂停卷入，集中有限的资源投入经济建设，改善民生，夯实国家稳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从外部观察者和贸易伙伴的视角出发，实事求是客观回顾审视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经济、战略各方面计划决策成败得失记录，不难发现这些计划颇多冒进不切实际之处，实际形势发展与他们当初的期望、计划很多大相径庭，其经济发展计划尤其如此。出于这样那样的立场期望而以为伊朗的经济与战略计划都正确可行，并不符合客观事实。

　　一、伊朗经济尚未恢复到2008—2017年间规模

　　作为一个本质上仍然以石油等资源开发为经济命脉的国家，伊朗经济基本面本身就存在先天严重缺陷，即使置身没有西方制裁的和平国际环境之中，伊朗在可预见的未来也难以走出“资源诅咒”困境；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一直遭受西方阵营制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的困难，资源输出国常见的经济大起大落现象在伊朗表现得比在其它国家更为突出。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建立于1979年4月1日，纵览1980年以来以美元现价计算的伊朗GDP变动情况，鉴于1980年代伊朗建政初期国内动荡、两伊战争、汇率管制、冷战末期等扭曲因素极为强烈，将考察期起点定在1992年，即冷战结束翌年，两伊战争结束3年多之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创建者霍梅尼1989年6月去世、哈梅内伊继任最高领袖两年半之后，以便剔除伊朗国内国际政治干扰因素影响，更好地看清伊朗经济基本面变动。

　　自1992年以来，以美元现价计算的伊朗GDP规模变动受国际市场油价行情和该国核问题影响巨大，石油牛市助推伊朗经济规模，核问题爆发及其制裁、区域战乱等重创伊朗经济。1992—2000年，伊朗GDP逐年递增，从505亿美元一路增长至3669亿美元，2001年同比下降10%至3310亿美元。2002年，伊朗反对派组织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揭出伊朗正在秘密建造两座核设施，伊朗核问题爆发，联合国和西方阵营的相关制裁等等随之而来，当年伊朗GDP比2001年锐减60%至1327亿美元，直至2008年（4257亿美元）方才超过上一个高峰年份2000年（3669亿美元）。2011年达到6254亿美元的高峰后，翌年又在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冲击下锐减33%至4219亿美元。2014年下半年国际市场油价雪崩，2015年伊朗GDP（4083亿美元）就比2014年（4608亿美元）锐减11%。

　　2015年7月各方签署通过伊朗核协议，2016年1月正式生效，令2016年伊朗经济一度展现曙光；但特朗普在2017年9月第72届联合国大会演讲公开宣示退出伊朗核协议的意向，2018年5月正式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重启对伊朗全面制裁。尽管2018年国际市场原油平均现价（68.3美元/桶）比2017年（52.8美元/桶）上涨29%，2019年行情（61.4美元/桶）也高于2017年，但2018年伊朗GDP从上年的4868亿美元下降31%至3338亿美元，2019年进一步下降至2417亿美元，比2017年下降50%强；2020年又遭遇新冠疫情重创，当年伊朗GDP只有1955亿美元，仅相当于2017年的40%。

　　尽管其后几年有所恢复，但2023年伊朗GDP也只有4035亿美元，远未恢复到2008—2017那十年的水平，比核协议达成后的2016年（4580亿美元）少12%，比特朗普退出核协议的2017年（4868亿美元）少17%，比2011年的高峰（6254亿美元）少3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成立不久，便开始在国外组织发动政治军事行动。1981年9月，伊朗成立伊斯兰革命总会，负责监督和协调阿拉伯及伊斯兰各国“革命”势力的全部活动，下设伊拉克最高伊斯兰革命协会、黎巴嫩伊斯兰革命协会、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协会、非洲和阿拉伯马格里布最高伊斯兰革命协会、亚洲最高伊斯兰革命协会五个最高革命协会，分别主管在特定地区输出其伊斯兰革命。经过2003年美军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2010年末爆发的“阿拉伯之春”等战乱动荡，目前伊朗至少直接间接在伊拉克、叙利亚、也门、黎巴嫩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参与，国际上也普遍认为伊朗与2007年以来统治加沙的哈马斯有着密切联系。

　　“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所有这些境外军事行动在发动之初对伊朗固然各有其必要性，但都必然要耗费伊朗相当多的经济资源，在已经连续一二十年大规模海外军事干预之后，伊朗经济基础能否继续长期承受如此大规模的海外军事干预耗费，令人存疑。由于伊朗国土未遭外敌入侵占领而民生颇受影响，伊朗国民对长期大规模海外军事干预的支持难以持久，宗教感情至多只能激励一时，这些年来伊朗国内多次爆发社会动荡，有些动乱规模相当可观，已经暴露了不可忽视的潜在风险。

　　再考虑到伊朗存在两支军队问题，负责国外军事行动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时大规模经商，据报道经商收入超过国家财政拨付的军费，长期大规模开展境外军事行动给伊朗带来的经济政治隐患就更大了。

　　二、伊朗经济与国际战略前景面临潜在风险

　　伊朗当前经济基础并不强大，其经济前景又面临一系列潜在和现实风险。首先是2023年以来国际市场油价总体持续下行，减少了伊朗收入。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主要经济大国实施超强力度反危机财政货币政策，将国际市场油价推上2014年下半年牛市终结以来的高峰，但2023年以来油价总体持续下行，2023年第三、四季度和2024年一季度，国际市场原油平均现价依次为85.3美元/桶、82.1美元/桶和80.6美元/桶，目前也没有强大因素支撑油价。

　　从中长期看，全球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发展正在持续削弱石油需求的基础，而伊朗的最强大经济友邦中国恰恰是全世界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业最发达的国家。这一长期发展趋势，意味着所有石油输出国都面临压力，需要尽力抢在全球能源转型、石油消费总量绝对下降之前完成经济产业转型，遭受重重制裁的伊朗这一压力又分外沉重。

　　同时，美国货币政策和国际粮食市场的潜在变局潜藏着伊朗经济与社会稳定的风险压力。

　　西亚北非穆斯林国家普遍不能粮食自给，需耗费大量外汇进口粮食且以小麦为主，因此，国际市场小麦价格显著上涨常常会在这些国家引爆社会动荡，乃至战乱；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并迅速席卷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重要根源之一就在于此。伊朗理论上粮食自给率达到90%，但近年每年仍需进口数百万吨小麦，多者可达七八百万吨，且政府多年来在零售环节向小麦等主粮给予高额补贴，面粉市场价格往往可达政府给予面包店的补贴面粉价格的十七八倍；如果要向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叙利亚提供粮食援助，负担就更重。因此，国际市场小麦行情下跌有利于减轻伊朗国内经济社会压力，小麦行情上涨影响则反之。

　　2016、2017年伊朗经济规模增长较好，“油价相对平稳+小麦行情暴跌”的组合发挥了相当作用，2018年国际市场小麦行情暴涨，又给伊朗经济雪上加霜。2022年国际市场小麦均价从上年的281.7美元/吨暴涨36%至381.9美元/吨，比疫情前2019年均价211.3美元/吨上涨81%，伊朗政府难以承受而取消面粉等基础补贴，导致伊朗国内多种主食价格猛涨3倍以上，某些面包涨价幅度甚至超过10倍，在多个城市引发了一系列抗议示威。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引爆战争，正值2023年第三季度以来国际市场小麦美元价格大幅度跌落至低于2021年水平，到2024年3月份已经接近2020年均价格，对伊朗应对局势发挥了潜移默化的有利作用。但美联储高利率货币政策日益难乎为继，降息只是时间问题，国际市场麦价潜在上涨压力正在积累；如果小麦行情转而较大上涨，对于伊朗国内和所在区域经济、社会稳定性均非佳音。

　　国际政治变局也有可能恶化伊朗在2025年所受制裁。当前美国总统竞选，特朗普选情明显优于拜登，而其外交政策倾向与俄罗斯和解而收紧对伊朗制裁，且有上一次执政期间退出伊朗核协议而重创伊朗经济的“前科”；如果他胜选而再次入主白宫，伊朗面临的很可能不仅仅是西方制裁收紧，而且要加上俄罗斯对其需求显著下降。

　　在以实力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如果长期不能显著改善经济状况，必将损害伊朗在中东区域格局中的地位，即使已经获得的成果也有可能动摇、褪色甚至随风而去：

　　伊朗与沙特是区域内竞争与合作关系并存的伊斯兰大国，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综合国力全面“碾压”沙特，近40年来沙特经济规模相对于伊朗总体上显著扩大了优势。本世纪初初级产品牛市启动的2002年，沙特GDP相当于伊朗的143%，2023年相当于伊朗的265%。伊拉克被视为伊朗主导的“什叶派之弧”重要国家，“阿拉伯之春”爆发、伊朗对伊拉克影响由此急剧膨胀的2010年，伊拉克GDP相当于伊朗的36%，到2023已经相当于伊朗的63%。如果沙特和伊拉克经济规模相对于伊朗持续上升，他们与伊朗的关系难道不会发生不利于伊朗的变化吗？

　　三、历史教训警示伊朗

　　综上所述，在当前环境下，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已经导致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进程全面暂停，伊朗在区域格局中边缘化风险大大降低；伊朗最高领袖已届暮年，通常被视为最高领袖接班人的总统又猝然空难身亡而不得不紧急重新选举，此时伊朗最优选择应该是见好就收，及时实施适度战略收缩，集中资源夯实国内经济与民生基础，以免未来被动。

　　在这方面，伊朗有必要回顾其历史教训。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不足半个世纪时间，分别在巴列维王朝和伊斯兰共和国两个政体下，伊朗国家就先后两次因未能适可而止及时转向而在国际斗争中遭受重创，一次是苏德战争爆发后未能接受苏英两国要求与德国断绝关系而招致苏联、英国出兵占领控制伊朗全国数年，一次是两伊战争中未能抓住1982年10月对方求和的有利态势及时迫使萨达姆签署城下之盟，伊朗由此陷入5年多僵持泥潭，最终付出了惨重代价却以遭到伊拉克“反杀”而仓惶结束战争。2015年伊朗核协议达成之后，伊朗政府也过分乐观，提出了一系列堪称“洋冒进”的经济发展指标，对协议可能生变的风险准备严重不足，客观上大大加重了核协议生变后伊朗经济蒙受的损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伊朗有必要总结汲取历史教训，我们也当关注伊朗战略走向的可能调整及其对航运等各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