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清语：对全球收税这事，耶伦摇头，不敢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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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人有福了？美国财长耶伦日前排除了支持全球亿万富翁财富税的可能性，她在媒体访谈中明确，尽管赞同累进税制，但反对设立全球机制重分配富人财富。这与G20主席国巴西推动的富豪跨国征税倡议背道而驰，巴西建议类似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国际合作，以限制超级富豪的税籍游戏。

　　耶伦此前是推动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关键人物，但现在对于超越国界的个人巨额财富征税，她并不赞同。为何态度大反转？这事说简单也简单，一方面自己家里搞不定。说复杂也很复杂，美国人不敢随便再随便踢别国税务的场子，麻烦。

　　其一，加税触碰到了共和党的逆鳞。共和党对拜登政府的政策，那是毫不客气地唱反调。早在2017年他们手握国会控制权，与特朗普携手推出了《减税与就业法案》，目的直指企业税率的大瘦身，个人所得税的层级简化，以及让老百姓开心的标准扣除额提升。共和党人认为，这将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

　　时光流转到2021年，拜登政府画风一转，提出了增税蓝图，想要通过提升企业税率、对腰缠万贯的群体加重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的大旗，为基础设施改造和社会福利项目输血。这一波操作，立刻触碰到了共和党的逆鳞，反对声浪四起。

　　在共和党的世界观里，高税率就是经济发展的刹车片，会浇灭创业者心中的火苗，吓跑愿意冒险投资的金主爸爸，让勤劳的小蜜蜂们（工作者）也失去加速采蜜的动力，最终拖慢整个国家经济列车的速度。因此，他们坚决捍卫低税率阵地。

　　其二，经济学家们担心资本外逃。像阿瑟·拉弗、马丁·费尔德斯坦这样的保守派经济学家和政策顾问明确反对或持保留意见。拉弗就是以其著名的“拉弗曲线”理论闻名，他通常批评任何形式的增税，认为这会抑制经济增长动力。

　　马丁·费尔德斯坦曾是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长期倡导减税和小政府理念，对增加税收特别是对富人征税持保留意见。

　　除了这两位大神，还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的诟病。像托马斯·索维尔与托马斯·索维尔。前者对全球财富税的效率和公平抱有严重的疑虑，后者对政府干预持批评态度，同样认为全球税制没有可行性。

　　此外，还有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卡托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等智库的专家，他们倾向于自由市场原则，担心全球财富税会带来资本外逃、投资减少等风险。

　　说直白点，美国佬非常精，他们担心要是对超级富豪下手太狠，万一这些大佬一生气，带着钱袋子移民去了别的温柔乡，美国的经济蛋糕不就少了一大块嘛。毕竟资本这东西，最怕的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美国人担心资本和高净值个人会选择移居到税收政策更为优惠的国家或地区。

　　其三，先算清自己后院的账再说。全球财富税，涉及到复杂的法律和技术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跨国资产、避免双重征税、以及如何确保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执行等等。

　　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可比登天还难。怎么算？怎么收？得全球国家齐心协力，协调工作想想都头疼。美国人可能会想：咱先把自家后院的账算清楚了再说吧。

　　美国已经有一套自己的“劫富济贫”方案，比如累进税制，包括对高收入者的较高边际税率，以及对资本利得和遗产的征税。虽然效果各有说法，但美国人觉得，与其另起炉灶搞个“全球大工程”，还不如优化一下自家的系统，毕竟，修修补补总比重建相比容易一些。

　　其四，不敢再随便踢别国的场子了。美国搞出全球征收财富税，以往的盘算是我是老大，我来定规则。现在不一样了，如果老大单方面支持实施全球财富税，会被视为在国际税务领域的单边行动，道德高地会被削弱。

　　在缺乏广泛共识的情况下，美国若单独推进或支持全球财富税，会引起其他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经济关系紧密的盟友的不满或反感。对于靠低税吸引外国钱的国家，比如瑞士、新加坡这些“避税天堂”，心里能乐意吗？这等于直接踢了人家场子，以后见面还能好好聊天吗？关系肯定受影响。

　　美国人善于无中生有制造筹码。在国际税务谈判中，美国一般会将反对全球财富税作为谈判的筹码，以换取在其他更有利或对其更重要的议题上的合作。比如，在谈全球最低企业税的时候，美国既希望在避免损害本国企业竞争力的同时，确保其他国家在数字经济税、避税天堂治理等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步调。

　　还记得2010年那会儿，美国推出《外国账户税收遵从法》（FATCA），硬是要外国银行报自家公民的账户情况，开始时很多国家都不买账，闹得挺僵。后来美国靠着谈判手腕，通过互惠安排才逐步缓解了国际紧张关系，慢慢把事儿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