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慈禧对八国联军宣战”谣言的澄清与反驳

lameihua

　　今天刷微博，发现一个让人很无语、甚至是很愤怒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竟然把“慈禧太后向八国联军“宣战””这种有严重错误和误导性偏见的谣言写了进去。这个谣言流传很广，但我之前一直以为，只有像《走向共和》这种胡编乱造的电视剧里边才会用，想不到它竟然真的长期堂而皇之的写在我们的中学教科书里。这个表述，根据我的印象，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教材上是没有的，是最近十多年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原因加进去的。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觉得很不好，必须站出来认真的辟一下谣。

　　我讲两个部分的看法。第一，“慈禧太后向八国联军宣战”这个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是假的、不存在的；第二，这个虚假的说法背后，跟一大堆近代史的谣言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谣言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美化近代殖民侵略者以及主张向侵略者投降的近代中国买办阶层。所以，慈禧太后宣战这个说法，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擦边球，但背后有买办投降思想在推动，不可以不较真、不可以不认真的予以反驳。

　　首先，“慈禧太后向八国联军宣战”这个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

　　所谓“宣战”的史料依据，都是指的慈禧太后在1900年6月21日发布的一份诏书。这份诏书里边对外国军队蛮横侵略中国、攻击并占领大沽炮台等侵略行径表达了愤怒，并且表示要“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要进行全民动员来抵抗侵略。

　　有人说，这份诏书就是宣战诏书，甚至还有人直接给这份诏书加了一个题目，叫《对万国宣战诏书》。这都是错误的。

　　“宣战”是一个标准化的军事外交术语，是近代西方国家发明的。中国古代没有“宣战”这个词。“宣战”不是“宣布战争开始”的意思，而是“指一国向另一国通知或宣告终止两国之间的和平状态，转入战争状态。它的作用旨在说明进行战争的理由，使对方和中立国获悉战争状态开始存在，战争法和中立法由此适用。”

　　一份官方文件要构成“宣战”，有几个要素缺一不可。首先，必须说明宣战的对象，告诉大家你要跟谁进入战争状态，这样才能区分交战国和中立国；第二，要明确进入战争状态；第三，要公开通知被宣战的对象，不能关起门来自己宣布开战。

　　而慈禧太后的这份诏书，三个要素全缺。

　　（诏书全文）

　　首先，它名义上是清政府给臣民的圣旨，全文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国家的名字，也没有诸如“八国”、“十一国”这种总体的称呼，当然就更没有“万国”这种荒唐的字眼。也就是说，它根本没点名要跟谁处于战争状态，谁是交战国？谁不是交战国？不提。它用的什么词来指代这些侵略者呢，叫“远人”，从远方来的人。

　　然后呢，全文没有出现“宣战”这个词，连“战”这个字都没有出现，而是用“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这种“擦边球”的方式来表达。整个诏书的意思就是：有外国军队侵略我们，各级官员要赶紧动员人民，把侵略中国的敌人赶出去。说的很抽象，很不具体，侵略中国的敌人是谁，不说。

　　最后，第三点，这份诏书有没有送达给八国联军或者这些国家在北京的公使代表呢？没有。不是实际上没有送到，而是一开始清政府根本就没有去送的这个安排。它只传达到内阁及部分地方督抚一级，没有递交各国驻华使馆。一直到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列强从未从官方渠道收到过这份诏书，清政府也从未试图用官方渠道把这份诏书发给列强的代表。它就压根不是外交文件，而是一份内部军事密件，跟“宣战书”一毛钱关系都沾不上。

　　这份诏书，是一份战争动员令，目的是告诉各地督抚，中央政府已经决定抵抗外敌入侵，之前镇压义和团的方针要改变，不要再把义和团当反贼镇压了，而是要积极利用他们来对抗外敌入侵，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们说了，一份宣战书，至少有三个要素，一是说明宣战的对象，第二是明确进入战争状态，三是要给被宣战的对象看。慈禧这份诏书，第一个要素碰都没碰，完全没提；第二个要素则表述的很隐晦，回避开战、宣战这样的敏感字眼。第三个要素也完全没干。

　　在做进一步分析以前，我们来看一下真正的“宣战诏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甲午战争，日本对中国的宣战书，上来第一句是这样的——“朕兹ニ清国ニ対シテ戦ヲ宣ス。”这个不用翻译，中国人光看里边的汉字就能看懂，三个关键词，主语“朕”，就是日本天皇，谓语“対 戦 宣”；宾语，“清国”。这就是宣战诏书，明确说，我对清国宣战了。宣战书就应该长这样。绝口不提作战对象，绝口不提“开战”、“宣战”的诏书，在当时绝不会被西方国家认为是宣战书。

　　中国古代打仗是没有“宣战”这个概念的，只有“讨伐”这个概念。因为中国古代没有国家平等的观念，我们认为天下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天下，“天无二日、国无二王”，中央帝国享有统治天下的权力，中央帝国之外，其他政权都不被视为“国家”，对外部地区的战争，都是天子代表天道去征讨叛逆。即使是国家处于分裂时期，两个敌对政权也彼此认为自己是正统，发动战争也是“征讨”而不是“宣战”。

　　清朝中后期，是中国古代帝国秩序与近代国际秩序冲突的阶段，清政府很清楚有“宣战”这个国际战争规则，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的宣战书就是一个范本。清政府的官员们，知道什么叫宣战，但是又不愿意在形式上完全接受西方的规则。所以，我们在判定清政府有没有“宣战”的问题上，标准可以打一点折扣，不一定非要像日本的宣战书那样，写的那么标准、清晰。甲午战争的时候，在日本发布宣战书的同一天，光绪皇帝也发布过一份诏书，里边没有直接说对日本“宣战”，但一般被认为就是宣战书。这个结论我是认可的。第一，光绪的甲午诏书里边点明了敌国，也就是日本，这一点没有任何含糊之处；第二，它下令让李鸿章“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虽然说它还是没有出现“战”这个字，仍然用的“进剿”，仍然坚持用“征讨”的概念来表述战争，但这个措辞，我们把它理解为政府的正规军正式对日本开战也没有任何问题。第三，它是公开发布的，也送达给了各国在北京的公使。

　　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前十多年，清政府就已经见过正式的宣战书长什么样了，自己也发布过可以被明确视为宣战书的诏书。它是知道宣战规则的。在这种情况下，慈禧1900年发布的诏书，还是坚决不点名，从头到尾不说敌对国家是谁，也不发给各国公使看，而且，它从头到尾不提政府控制的军事力量，不像甲午诏书一样明确是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带兵去打日本，而是反复说“义兵”，鼓励义和团等民间武装去抵抗，里边没有一个字提到清军正规军，也没有“征讨”、“进剿”这种中国古代战争檄文的标准表达方式。总之就是一方面给大臣们下令要搞战争动员，另一方面又刻意回避正式开战的意思表述。这种情况下，再坚持说它是“宣战诏书”，那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这份诏书之所以写成这样，不是慈禧不了解近代战争的宣战方式，她就是故意的，故意不宣战：我不说敌人是谁，也不说要派军队去正式开战。为什么？就是给自己留退路，不彻底跟八国联军撕破脸皮。她希望通过下达这个诏书，能调动义和团等民间爱国力量来帮她抵抗八国联军入侵，但又不公开说让清政府的正规军跟八国联军全面开战。这就是准备着万一打败了，可以把战争责任推卸给义和团，对外也好向列强解释，跟你们打仗的都是义和团，你们想报仇就去杀义和团吧。她在写诏书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投降了，这跟甲午诏书是完全不一样的。不点名敌国，不明确国家正规军参战，不通过外交渠道发布，这三个关键特征，让这份诏书即使在清朝末年这个东西方国际秩序规则交叉冲突的时代，也绝不可能被视为“宣战书”。我也可以明确的说，自从有“宣战”这条国家间交战规则出现以后，从来没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在连敌国的名字都没说的情况下，还被称为“宣战书”的。

　　在战争爆发之后，只发动员令，但不宣战，这个事情在近现代国际战争规则中是不是允许的呢？还是说，只要是动员令就可以视为宣战？也不是。

　　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个时候的国民政府，跟慈禧太后一样的想法，不敢跟日本彻底决裂，还想着有机会通过妥协投降的方式来停止战争。所以它不敢公开对日本宣战，但是日本军队已经打进来了呀，不投降就得迎战，必须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战争动员。这个时候，它就扭扭捏捏的发了一份《自卫抗战声明书》。这个《声明书》比慈禧的那个还要头铁一点，至少它明确点名说了敌国就是日本，点了日本的名，而且还向国际公开了，但跟慈禧的诏书一样，死活不肯提“宣战”、“开战”这样的“敏感词”，而是说：“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用行使“自卫权”这样比较温和的措辞，来表达要开展反侵略战争的意思。

　　这份《声明书》没有任何争议，没有任何历史学者说它是国民政府对日本“宣战”。一直到1941年，日本突袭珍珠港，跟美国全面开战以后，国民政府才终于决心在形式上断掉自己绥靖投降的后路，向美国主子表达忠心，正式宣布对日本宣战。在1941年12月9日正式发布了《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内容是，日本侵略中国很多年，干了很多坏事，这么多年我都忍了，一直盼着你迷途知返，想不到现在你竟然敢打美国，这实在太过分了，我跟你拼了。原话是说“不料强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所以宣布“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

　　西方近代国际秩序下，“宣战”是一个被界定的很清晰的正式用语，不能随便用，不是发个公告说我被别人打了，我要准备反抗了，就算是宣战。慈禧6月21日的诏书，相当于国民政府1937年的《自卫抗战声明书》，而且比《声明书》更含糊、更和稀泥。《声明书》好歹说了反侵略的对象是日本，慈禧的诏书连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的名字都没敢提，而是用“远人”这个模糊到没法再模糊的词。这怎么能被视为“宣战”呢？

　　跟慈禧相比，八国联军在法理上才更接近“宣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西方国际规则里边关于“宣战”还有一条补充规则，就是“最后通牒”可以视为宣战书。如果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发“最后通牒”，给出一个要求附条件的最终期限，明确说，如果不满足我的条件就要在某个时间开战。那么等这个最后通牒的期限到了，再开战，那就等同于已经宣战了，不用在额外宣战。

　　为什么呢？因为“宣战”这个规则发明出来，就是为了谴责那种“不宣而战”的卑鄙行为——突然发动军事偷袭，让对方措手不及。偷袭在战争中确实可以占便宜，但如果这种行为在国际规则上不受谴责，那所有国家都会神经高度紧张，防备随时到来的偷袭。所以偷袭这种事情虽然列强们自己也经常干，但明面上还是表示要反对搞突然袭击，要提前通知，这才有了“宣战”的概念。而“最后通牒”也能起到跟“宣战”一样的效果，所以“最后通牒”可以视为宣战。但最后通牒跟宣战书一样，有最基本的形式要求，起码你得说明通牒的对象是谁吧？起码要有明确的开战时间期限吧？笼统的说我是主权国家，谁侵略我我就要反抗，这不能算是最后通牒。慈禧的诏书，当然不可能算是最后通牒。但八国联军在炮轰大沽口的时候，确实给清政府发过最后通牒。

　　在开战以前，八国联军内部就有争议，就是要不要正式宣战。俄国海军上将在联军军事会议上就说：“如果我方不正式对中国宣战，此类行动很难实行。”就是提醒大家，开战要符合国际法。但更多的人认为如果正式宣战，可能不利于在北京的各国公使的安全，所以决定不宣战。在攻打大沽口炮台之前，法国军官又提了一嘴：“要不要下最后通牒？”经过讨论，大家认为不能给清军做好准备的机会，但如果完全不宣而战，确实有违国际法。

　　最后，八国联军搞了花招：提前发出最后通牒，但这个通牒给清政府答复的时间很短，只有一天。而通牒从大沽口送到北京的时间就不止一天。这样，等北京收到最后通牒的时候，联军早就已经攻占大沽口炮台了。当然，联军还提前四个小时给大沽口炮台下了要求交出炮台的最后通牒，但那只是军事通知，不是外交意义上的最后通牒。所以本质上，八国联军还是“不宣而战”，但在形式上，它提前发出了最后通牒，然后时间到了没收到清政府回复才开打的。从国际法意义上，在最后通牒上的截止时间已到，八国联军在向大沽口开炮的那一刻，就已经对清政府“宣战”了。

　　总之，我的结论是，完全抛开这场战争的道义是非立场不谈，纯粹从发明了“宣战”这个概念的西方国家所认可的国际战争规则上评价，只做法理事实上的认定，八国联军在6月17日以最后通牒时间截止的方式对华宣战了，而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政府则始终没有对八国联军宣战。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很清楚，把“慈禧太后对八国联军宣战”这个话写进中学历史教科书肯定是错误的，不符合历史事实。

　　这是我们纯粹从法理事实上所作的结论。接下来再从道义的立场，深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 “慈禧对八国联军宣战”这个错误还带有扭曲历史、混淆是非、美化侵略者、丑化义和团的负面影响。

　　慈禧6月21号的诏书发布之前，已经召开了御前会议，确定了不同意八国联军进北京，要组织武装抵抗这个大的方针。但为什么最后发出来的这个诏书，写的这么模糊不清？原因前面讲了，就是慈禧事到临头还在犹豫，还在“留后路”，随时准备妥协投降。说慈禧“宣战”，首先是美化了慈禧，她没那么勇敢。由于慈禧已经被官方确定为反动的、负面的历史人物，那么，把慈禧描写成一怒之下向八国联军“宣战”的人物，很容易就把普通人的思维带到一个错误的方向，也即清政府面对八国联军入侵不应该抵抗，“宣战”是错误的，导致军事惨败和后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还跟侵略者的逻辑能形成“互补”，因为侵略军打的旗号是来北京“救人”的，他们宣称，各国公使和华北地区的传教士正在被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威胁生命，清政府为了“排外”而利用义和团，这才引发了联军入侵。所以，只要清政府能镇压义和团，联军就不会来侵略中国，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慈禧宣布镇压义和团，而不是对联军“宣战”，自然就不会让中国陷入可怕的、必败的战争。

　　实际上，清政府抵抗八国联军失败，不是因为慈禧“宣战”，而是因为慈禧“不宣战”，或者说“不敢宣战”。她连对臣下下作战命令、进行战争动员的诏书都写的这么含糊其辞，生怕把敌人给得罪的太厉害，你就可以知道她是由多么的胆小怕事。最高领导人，在面临外敌入侵的时候，不敢把话说死，都还想着要给自己留后路，整个战争，自然也很难组织起来有效的抵抗。皇太后都想着给自己留后路，手下的那些文官武将们，也就都一样，纷纷想着怎么给自己留后路，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当真豁出身家性命去跟侵略者作战，整个清政府的军事力量就是一盘散沙，最后肯定打败仗。

　　正是由于慈禧胆小怕事，不敢宣战，给自己留后路，所以，清军的主力从头到尾，大部分没有参战。当时华北地区可以调动过来跟八国联军作战的清军主力，有五支部队，也就是武卫中军、武卫前军、武卫左军、武卫右军、武卫后军。这五支“武卫军”。它们都是甲午战争惨败以后，清政府继续剥削民脂民膏，花巨资打造的军队，主要任务就是保卫北京地区的安全。其中装备最好是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统帅的武卫中军，清一色的德式火炮，用的最好的武器，职责就是保护慈禧太后本人的安全；训练的最好，武器装备也很不错的，是袁世凯的武卫右军，这是甲午战争以后完全从新组建，用的是新武器，人员也是新招募，由袁世凯带着在天津小站按照欧洲列强的方式来训练的，每年训练经费超过百万两白银。剩下三支军队的装备就比较差一点，是以前的老军队改造的，聂士成的武卫前军，这是李鸿章的淮军残部改造的，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期间拼命想保存实力，但淮军最后还是被日军打残了，李鸿章因此失去了对北方淮军的控制权，由在甲午战争期间表现英勇、愿意对清廷而不是李鸿章效忠的聂士成被清廷任命为前军统领，指挥这支淮军残部；宋庆的武卫左军，这是原来的北方绿营军队改造的，军事素质最差；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这是左宗棠当年收复新疆的以后，留在西北地区的楚军旧部改造的，士兵战斗力比较强，但武器装备最差。

　　最后，上战场跟八国联军开打的，只有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和宋庆的武卫左军。聂士成负责守天津，宋庆的武卫左军负责守卫北京。战斗力最强的袁世凯的武卫右军没参加，半年前被调到山东去镇压义和团了。等八国联军入侵，袁世凯跟李鸿章一起签署了“东南互保协议”，拒绝去北京勤王。慈禧最亲信的荣禄，知道慈禧的真实想法，一直在北京城里按兵不动，从头到尾不参加任何战斗。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被派去攻打北京各大使馆，但不给重武器，都是一些劣质的枪炮，优良的武器全部控制在荣禄手里，而且一旦慈禧觉得有希望和谈，就马上下令停止攻打，还让荣禄派人去给使馆里边送蔬菜水果表示慰问，所以打了很久也没有效果，始终没法把使馆打下来。等到北京外城失守，慈禧就带着这最后两支军队连夜逃跑了。

　　所以，超过一半的华北清军主力，都没有参与正面与八国联军的对抗，更不要说其它地方的清军了。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兵临北京的时刻，以李鸿章、袁世凯为代表的汉族投降派，竟然跟侵略中国的各国签订“东南互保协议”，拒绝参与抵抗侵略，还让侵略军利用上海等南方港口作为运输军队和物资的后勤保障基地。清军的力量本来就很脆弱，结果一开打，主力根本不参战，全国其它地方不支持，那就更没法打了。

　　在清军这边，慈禧的“诏书”并没有明确要求清军要跟八国联军英勇作战，而是重点强调要鼓励义和团等爱国人民起来保卫清政府。在私底下，清政府另外用密诏指示清军，打仗的时候要让义和团冲到最前面，等义和团跟侵略军拼的两败俱伤了，清军再上。在实际作战的过程中，清军就用枪逼着义和团在前面冲锋。义和团的人，都是普通的底层老百姓，根本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也基本没有枪炮这样的热兵器，只能拿着棍棒往前冲。清军在后边督战，不往前冲的就开枪。最后的这一群真正勇敢的、爱国的老百姓，拿着最落后的武器，被八国联军的枪炮和清军的枪炮两头开火，死伤惨重。一旦义和团的冲锋失败，督战的清军几乎是立刻就陷入崩溃。清军是正规军，义和团是民团，民团从来就不负有被派去冲锋陷阵的责任，那是正规军的责任，义和团负责做好后勤支持、干扰敌军的后勤补给线，或者保护好正规局的侧翼后方就算尽到责任了。但清军却逼着义和团冲在第一线，这是最无耻的。等到义和团被击败，清军正规军就更不是八国联军的对手，聂士成算是最勇敢的，也几乎没给联军造成什么杀伤就战死了。还有些谣言说聂士成是被义和团逼死的，那纯粹是恬不知耻的胡说八道。真正害死聂士成的是直隶总督裕禄，他的总督府在天津，是保卫天津的第一责任人，但仗着自己官大，让聂士成的部队去一线打仗，自己带着亲兵躲在后边随时准备跑路。整个过程，就是清军最精锐的袁世凯部、最嫡系的荣禄部躲得最远，派装备又差又不是慈禧太后嫡系的军队去前线打仗；而这些去前线的清军，又把装备最差、最缺乏训练的义和团推到第一线去给他们挡子弹。这里边最无辜同时也是最英勇的就是义和团。

　　攻打北京使馆的时候，情况也是一样。清军拿着枪逼着义和团的人赤手空拳往里边冲，而且还嘲笑他们，说，你们不是吹嘘自己神仙附体、刀枪不入吗，那就往前冲啊。往前冲的人要面对使馆卫队的枪炮，一旦后退，后边清军就开枪。义和团的民众，确实有受落后宗教思想迷惑的问题，但他们反对教会和八国联军，不是因为他们相信神仙附体，而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教会和教民的欺辱，他们的房屋财产被教会无理占有，人身权利被教会剥夺，而且投诉无门，清政府的官员根本不管是非黑白，一概的偏袒教会、教民。他们除了起来反抗以外别无选择。所谓“神仙附体”就是一个给自己壮胆的理由，并不是他们反抗的原因和动力。如果我们有的人连这个因果关系都搞不清楚，那就真的是枉为中国人了。

　　八国联军侵华，是因为清政府在甲午战争惨败，暴露了其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各国列强都想来继续掠夺更多更丰厚的殖民利益，逼迫清政府签署更卖国的不平等条约。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多方博弈的问题——有些国家比如英国其实不想来，但又怕别的列强来了之后抢走太多利益，它压不住德国和日本这种新兴列强，经过博弈，终于决定大家组团一起来，谁也别吃独食。这是近代殖民制度弱肉强食的本质决定的，也是列强之间的利益格局决定的，有没有义和团运动，他们都会来的，只是可能找的借口不一样。

　　八国联军6月11号上岸向北京进军，开始侵略中国，6月17号炮轰大沽口炮台。在6月11号之前，义和团的活动都是非常理性克制的，是被动自卫性质的，很少有暴力活动。都是教民打了义和团的人，义和团的人再打回去。教会和教民杀了义和团的人，义和团的人再杀回去。如果教会的人只打人不杀人，义和团也就只打人不杀人；教会杀了多少义和团的人，义和团一般也就反杀大概差不多的人，没有过度使用暴力，完全是有限自卫。清军和教会杀的义和团的人，在6月11日之前，一直比义和团杀掉的教士教民多得多。整个华北地区，被义和团反杀的传教士数量，一年的时间里，不超过十人，完全可以视为零星的刑事案件，根本上升不到需要军队干涉的地步。而且，同样是在6月11号以前，清政府一直在努力镇压义和团，只要教会一报案，清军马上出动去杀掉一批义和团给教会报仇，比亲儿子还听话。慈禧太后从来就没有任何要联合义和团与列强作对的意思。就在6月初，她还在下令聂士成加紧歼灭大股义和团，清军和义和团一直在华北地区杀来杀去。她改变态度的时间是6月13号，也就是知道八国联军的先头部队、西摩尔带领的两千人已经在天津强行夺取了一列火车，开始强行往北京进发以后。西摩尔的侵略军都杀到通州了，清军才跟义和团停战。

　　就这样，慈禧太后也不敢公开对八国联军宣战，也不敢公开下令清军正规军跟八国联军拼命，而是想利用义和团去跟八国联军拼消耗，最好是两边两败俱伤，自己从中获利。这是一种极其无耻的做法。这种做法充分暴露了当时清朝统治者的反动本质，只有彻底揭露这一事实，我们才能看清楚清朝末年，中国面对列强入侵，中国军队总是一败再败的根本原因。

　　有很多买办投降派，不愿意承认这个原因，仿佛中国近代的屈辱不是由于以慈禧为代表的满洲统治者和以李鸿章为代表了汉族官僚士绅的腐败无耻和卖国求荣造成的，而是中国人民不愿意接受西方世界的所谓“先进文明”、不断愚蠢的反抗导致的。他们拼命往义和团头上破脏水，好像只要中国人民无论受到多大的打击迫害都不要反抗，即使祖宗庙宇被教会拆了建成教堂，土地房屋被教会教民强取豪夺，政府把教会教民当成特权阶层……等等这些都不重要，只要起来反抗就是“原罪”，就是在逆世界文明潮流而动，就需要为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在中国杀人放火负责。只有由于后来中国人民的反抗成功了，新中国建立了，慈禧太后被新的人民政权定性为反动派，一时半会也翻不了案，那干脆就往她身上再多泼一点脏水，本来她是胆小怕事的，是投降派的代表，但那些隐藏起来的投降派要跟她“划清界限”了，说她是“气急败坏”的对侵略军“宣战”，并制造更多谣言，说她是受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欺骗才壮起胆子来的，说她跟八国联军开战是因为联军要拥护主张变法的光绪皇帝复位，等等，是这些愚昧的、自私的想法才导致国家遭受战败的屈辱，总之，就是要尽量淡化八国联军主导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尽可能的把战争责任推到义和团身上、推到慈禧太后个人品质身上，仿佛清政府的反侵略行动，不是一个主权国家遭受外敌入侵的正常行为，而是一群蠢人和一个愚蠢的老太婆的荒唐决定。为了突出这个印象，他们给慈禧的动员诏书加上了《对万国宣战诏书》这种荒唐的标题；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更夸张的说，慈禧决定向“全世界所有跟清政府有邦交的国家开战”；在《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里边，更是厚颜无耻的干脆让饰演慈禧的女演员在御前会议上一个字一个字的宣布：“对英吉利国、开战；对法兰西国、开战；对美利坚国，开战……”，然后这种严重违反历史事实的视频，又被各种剪辑四处传播，制造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买办投降派，用这样的逻辑系统的编造了许多近代史上的谎言，然后再试图拿着这套逻辑来改变中国的现状，比如在2019年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封锁制裁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这种粗暴的霸权主义行动的时刻，他们就拿八国联军侵华来做比喻，把主张反击的政府官员比喻成慈禧太后，支持反击的老百姓比喻成义和团，还说什么都是因为我们播放了《厉害了，我的国》这种爱国宣传片刺激到了美国，才会被制裁，等等。而中国反击美国的制裁，就跟当年反击八国联军一样不自量力，中国经济将会崩溃。为了避免被迫签订新的《辛丑条约》，中国应该投降，答应美国人提出的一切条件，挥刀自宫，放弃国有企业，放弃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换来美国人的“原谅”。我想，很多人都对当时那种气势汹汹的舆论印象深刻，当时我愤而写了一篇文章，叫《不必担心贸易战，因为中国将取得胜利是一件毫无疑问的事情》，影响比较大，结果竟然还是来自体制内的一股力量，逼着我删掉了这篇文章。所以，对历史事件的解释，跟不同利益集团对现实的诉求是密切相关的，不澄清历史，就会给现实的国家发展制造无形的但又无处不在的危害。我后来写了《晚清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这本书，就是要对那些认为晚清时期 “侵略有理、投降有功、反抗有罪”的各种谣言做严肃的考证和反驳。

　　所以，“慈禧太后对八国联军宣战”这个说法，是一个必须要较真的事情，它是一系列否定中国人民抗争历史、美化侵略者的买办投降思想逻辑链条上的一个关键环节。它不仅违背了历史的事实，也会对现在和未来产生十分负面的影响。我要讲清楚，从纯粹客观的法理事实来看，慈禧太后没有对八国联军“宣战”，这个表述与历史事实不符，而且它也与慈禧太后投降卖国、害怕人民革命甚过害怕列强侵略的一贯态度立场是矛盾的，不利于我们正确理解八国联军侵华的这段历史，我认为有必要加以澄清，并强烈建议把这个错误的表述从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