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梳楼：警惕小权利大危害

lameihua

　　可能是春天来了，万物惊蛰，牛鬼蛇神都跑出来了。

　　刚刚过去的3月有几件事情，感觉无从下手。不说吧对不起天下苍生，说多了吧又怕给境外递刀子。

　　比如张家界不准家民自己炒茶，通江不允许私自熏肉，武汉地铁要求无臂男子出示残疾证，宜宾卖菜大妈转行采耳被罚22万，榆林收费站工作人员逼大货司机吃垃圾食物等等。

　　这些放在宏大叙事层面都是小事，甚至是丑事，让地方政府蒙羞的事。但却屡屡发生频频出现，总感觉有一种看不见的黑手在不断破坏我们的公信力，这非常值得警惕。

　　武汉残障人士李丰强曾是全国游泳冠军，在乘坐地铁时被工作人员拦下，在明知李丰强残疾没有双手的情况下，仍要求其按“规定”掏出残疾证证明自己“残疾”。

　　这是非常典型的“在最小的权力范围内最大限度的为难别人”。对此网友表示非常愤慨，认为地铁方面是在“刻舟求剑”，和银行要求证明“我就是我”一样可笑。

　　残疾证是为了保障残障人士的出行权益，而不是增添他们的出行障碍。显然地铁方面此举确实有悖常识，处理生硬，有拿鸡毛当令箭、为难底层民众的既视感。

　　此后有人质疑李丰强是为流量摆拍，对此李丰强矢口否认。欣慰的是武汉地铁并没有借助这波质疑为自己开脱，而是选择公开道歉，承认现场处罚不周。

　　在四川宜宾，卖菜为生的李女士转行加盟一家采耳店，开业两周营业额2000利润500，感觉还不错。但随后当地卫生部门上门检查，认定其“涉嫌非法行医”。

　　理由是该店使用了内照灯并推销了用于治疗中耳炎的药物。我也有中耳炎，经常会去采耳店止止痒，不用内照灯怎么掏耳朵？不上药怎么止痒？

　　问题就出在李女士刚入行她只知道办个营业证，不知道还要办理相关卫生许可。面对卫生部门没收非法所得2000元，并处以11万的罚款她慌了，选择关店走人。

　　没想到卫健部门把她起诉到了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且又追加了11万一共22万。然后法官就为难了，赚500罚22万，虽于法有依，但天理难容啊。

　　李女士也表示委屈。她认为自己是无主观恶意的初犯，也没有接到卫健部门采耳要办就医许可的告知，这么严重的处罚确实让人无法接受。

　　事实上这些年来小过重罚的案例屡屡出现，广受争议。去年6月洛阳三轮车大爷路边卖菜获利21元，被罚11万元。市监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被法院驳回。

　　前年8月大庆一家蔬菜店1.2元/斤进的土豆，以2元/斤销售，被认定违反价格法、涉嫌哄抬物价，被罚款30万元。还有陕西榆林，卖了5斤芹菜被罚款6.6万元。

　　这些案例中，行政监管部门罚的“都有理”，就像武汉地铁工作人员那样，可以振振有词地给你罗列各种法规条款，但总是给人一种法律在“开玩笑”的感觉。

　　之所以出现这种小错大罚、过罚失当的“变态处罚”，无非是机械执法、刻舟求剑的结果。把企业主和个体户混为一谈，甚至对资本高抬贵手，对农户用力过猛。

　　就如果采耳店事件一样，执法没错，但你们履行提前告知义务了吗？如此只执法不普法，甚至以执法代替普法的行为，不就是典型的以罚代管吗？

　　相比较于这些还算温柔的。同样是陕西榆林发生的一起恶性事件更让人触目惊心。一名当地收费站工作人员在餐馆吃饭时，与同在店内就餐的大货司机发生争执。

　　然后这种工作人员的权力病就上来了，大声质问货车司机“你没看见我穿制服吗”？然后把自己的食物倒入垃圾桶，逼司机把垃圾桶的食物吃掉，就放过他。

　　大货司机只是穷，但并不奴。所以未予理会。这名制服男更为恼怒，竟然上前掐住司机脖子逼其吃垃圾。舆论曝光后，当地收费站对制服男作出停职处理。

　　但这显然不是停职处理的问题。这起事件中，最让人感到可怕的是制服男的一句话“你没看见我穿制服吗”，和疫情期间那个二流子高喊“你没看到我的红袖箍吗”一样。

　　“穿制服就可以高人一等”“我有权你就得听我的”，这种权力的任性与傲慢已经成为一种群体潜意识，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公信力的破坏力非常可怕。

　　正是这些遍布各个角落的“小微权力”，构成了我们基层治理的基本面。这些权力本身应该为民所用，但在某些人手里却成了吃拿卡要、鱼肉乡里的资本。

　　正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我们不能切实管好用好这些小微权力，就会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影响我们基层政府的形象和基础。

　　这些权力看起来很小，甚至只是一个红袖箍，但却是距离群众最近、感受最真切、最能代表“公权力”的“权威”，关系着群众的切身利益。

　　要时刻牢记“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你们不能拿着人民给的权力，不为人民服务却为人民币服务。

　　从严治党的前提应该是从严治吏。只有吏治清明才能保证政治清明。

　　什么是政治？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