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克文：浙江：云和山的彼端

lameihua

　　壹 温州与台州

　　2023年11月中旬，天气微凉，当我从深圳参加完活动，连夜赶到温州工业园见到老魏时，正身患重感冒。

　　我一边大声咳嗽，一边用感冒时略带嘶哑的性感嗓音向老魏打招呼时，老魏也不嫌弃我，走过来握了握手，径直带我上楼，我们边聊边走，一直走到他私人工厂的办公室桌前，作为地理迷的老魏，先向我摊开一张硕大的中国地形图，开始侃侃而谈。

　　“这里是温州，”他指了指温州城所在的位置，“我们这里，曾经是非常非常贫困的地方。”

　　我有些困惑，毕竟温州在我这个湖南人的印象里，跟贫困两个字是搭不上边的，这个名词常常伴随着土豪、炒房团、带着小姨子跑掉的黄鹤一起出现，听起来就很有钱。

　　在2011年时，国务院划定了中国14个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这些地区共涉及680个县，其中深度贫困县261个，主要集中在西藏、新疆南疆、青海、甘肃、贵州、云南和广西，看起来跟沿海的温州更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一个地区的贫困，往往是地理上的贫困。”老魏说，“我看过你的广东篇和福建篇，粤东地区和福建全省曾经的贫困，就是这种贫困。”

　　老魏伸手抚摸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山脉图，又对我说：“你看，中国东南沿海这一大片，从浙江南部一直到整个广东，都是深山密林、地狭人多、交通不便的地方，这里跟云贵唯一的区别就是靠海，外贸没有发展前，当地人也很容易陷入贫穷。”

　　中国东南地形图

　　我跟老魏一起在地图前仔细端详半天，将这块沿海山区梳理了一下，发现内陆地区从浙江丽水一直到福建南平、三明、龙岩，再到广东梅州、河源；沿海地区从浙江台州、温州，到福建宁德、莆田、泉州、漳州，再到广东潮州、汕头、汕尾。这一大片区域，要么山中城市，都被挤压在极小的一小块平地，要么沿海城市，都建在江河冲刷成的冲积小平原。

　　将地图放大，你会发现这些城市所处的平原区域都非常非常小，那粮食产量、耕地面积都是大问题。

　　总之都符合“深山密林、地狭人多、交通不便”三大要素，地形条件比湖南江西要差很远。

　　在改革开放前，没有外贸产业做依托，这些地区也确实特别穷。

　　“尤其是温州，”老魏将温州的地理位置向杭州比了一比，又向福州比了一比，“你看，从温州出发，是这个区域范围内，离周边杭州、福州、南昌、上海这些大都市最远的城市。”

　　“温州就像是一座孤城，被困死在沿海山脉地区。”

　　但其实，台州也差不多。

　　当我在温州做完调研，到台州一看，发现这两座城市真的十分相似。

　　温州与台州市区建成区面积相差不远，所处的近海平原也差不多大。

　　温州平原与台州平原

　　温州城区所处平原，由瓯江和飞云江冲刷而成，台州城区所处平原，则由椒江冲刷而成。

　　前面说过，中国东南沿海城市，都是建在江河冲刷成的冲积小平原，就像韩江与榕江共建了汕头，九龙江和西溪则共建了漳州。

　　整体上看，温州的自然条件更为恶劣。

　　“温州以前贫困，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原因。”老魏双手张开，比划出一个池塘的样子说，“温州过去被海水倒灌，形成大片的湿地和沼泽，使温州内部交通更加困难，可耕地也更少。”

　　“因为湿地多，小时候跟我爸骑单车，都是踩一段，走一段，后来这些湿地都被填平，只留下一个三垟湿地，后人也忘了这回事。”

　　老魏又补充说，现在留下来的三垟湿地，由161座岛屿和138条河道组成，水域面积占30%，这反映的是他们小时候温州的样子，那时候的温州，山多水多耕地少、湖泊纵横交错、到处是湿地沼泽，台风倒灌海水还常常淹没农田，使他们小时候穷得没吃过一顿饱饭，生下来只能住茅草屋，一直到1989年，老魏家才住上了砖瓦房。

　　因为地理环境太差，温州人内部交流很不方便，从瑞安到温州市区只能步行，如果要去远方就更麻烦了，老魏说他小时候，1980年代初坐轮船到上海，要一天一夜，去北京的话，先得坐7-8小时大巴到金华，再从金华坐绿皮火车到北京。

　　直到1998年，温州才通了第一条到金华的金温铁路，全长251公里，比杭州嘉兴晚了近百年。而且这条铁路还不是政府投资的，由温州人南怀瑾筹资4568万美元建设，是一条单线非电气化铁路，跑得也贼慢，到金华都需要五个小时。

　　那年头乘这种绿皮火车去北京，大家抢不到座位，都是两天两夜站到北京。

　　老魏说自己以前从杭州到温州，都在绿皮火车上足足站了18个小时。

　　老魏最后感慨说：

　　“我们温州以前有句话，叫‘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逃难、洞头靠贷款吃饭。’现在这些年轻人，既不知道我们当年，一路站到北京有多苦，也不知道温州以前恶劣的生存环境了。”

　　台州的地理环境，比温州还是要略好一点的。

　　台州在光绪年间，原就有永宁、永江两轮从海门至上海的小客运航线，到1975年7月，才有了两艘叫“浙江403、404”的钢质客轮，在海门、上海两地隔天对开，才有了上海带来的化肥、水泥、棉毛衫、牙膏、香皂、手表等，这两趟客轮的票十分难买。

　　2023年11月13日，我一边打着喷嚏，一边在寒风中搓着小胖手，经当地人介绍，来到台州一处老旧小区，找到熟悉本地历史的一位老人，听他讲起台州几十年的往事。

　　那位老人告诉我，403和404，是老台州人心里头难以忘怀的交通工具。

　　1970-80年代，台州人想要去上海，得先坐汽车到宁波或杭州，歇一晚，再转火车，一路十分辛苦麻烦，交通成本还高。

　　1975年开通的403和404，下午上船，第二天白天到上海，共20个小时水路，一路不用换乘，还省了一晚上住宿费，所以成为台州人去上海的首选。

　　这两趟客轮共458个铺位，没有设一等舱，只有二到五等舱，二等舱位置最高，四等舱与水面平齐，五等舱已经到水下，老人说，最便宜的票是5元多，发一张一米多宽的草席，乘客自己在五等舱打地铺，老人另买过三等舱的票，是四人一间的上下卧铺，票价是9.3元。

　　那时候物资稀缺，乘客很少空手去上海，要肩扛手提各种事物，什么皮蛋糖果、被褥衣衫都得带上，带得多的，将东西交到十六铺码头的上海亲属，让他们在上海人小菜场卖掉，再把从上海搞到的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等带回台州。

　　一名读者说，他爷爷就是椒江海运公司403船上会计，常有人托他爷爷代买手表、自行车，是当地红人。

　　小时候他住在码头附近，半夜听到“轰…”的船鸣声，就知道爷爷的船回来了，403和404这两艘船，对老台州人当真铭心刻骨。

　　台州人虽苦，虽一样被困在山与海的小平原，但无论从地理条件还是交通便利性，还是温州人更苦一些。

　　上千年来，温州的地理位置是如此偏僻，内部外部交通是如此艰难，最终诞生了中国最难懂的温州方言，而光在温州市域内部，还有12种互相听不懂的语言，乐清人和平阳人之间聊天，都会略感吃力。

　　温州话属于吴语方言，保留着很多中古汉语时期的发音及语法习惯，又受到古越语和福建方言影响，使其跟其它吴语方言产生巨大差异。

　　但上面这些不是温州话难懂的核心原因，语言是一种交流工具，本质上只会更追求沟通效率，温州人如果长期对外联系，语言自然而然会跟外界统一，一个地方的语言越孤立，越说明这个地方在古代长期和外界交流太少。

　　我们湖南方言多，就是因为湖南水系发达，古代没有先进的桥梁工程，过江过河不容易，1990年回我外婆家，六十里地中间还有一段必乘渡轮过去，水系分割了湖南各地，使我父亲家跟我母亲家同在一个县，相隔不远，也操使着两种不同的方言。

　　凡是生僻而复杂的语言，都是恶劣的地理环境，造成的文化结果。

　　由于地理位置太差，通常走私到温州，再运出去成本太高，所以温州的那个民间贸易，也不可能有广东福建发达。

　　没有土地可以耕种的温州人、吃不饱饭的温州人，被迫主动走出温州，走向中国与世界各地。

　　温州人与同样地理环境下的闽南人、潮汕人、五邑人向外求生存的路径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离东南亚更远，温州人开始是先向全国流动，最后意外流向了意大利和西班牙。

　　温州人走向全国，是靠做小手工艺人和小生意人。

　　一位瑞安马屿镇的温州人，跟我回忆起他父辈的创业经历，说以前中国的眼镜都是玻璃做的，他爸走出温州，拉个小摊子，靠给别人磨眼镜过活，后来慢慢积累了些钱，开了一家眼镜店，靠开店赚到钱后，开始从事眼镜制造，开起了眼镜工厂。

　　马屿镇的其他乡亲也差不多这种路径发展，现在全镇有120家眼镜工厂，两万多人在全国做眼镜生意。

　　温州桥头以做纽扣生意出名，他们这第一个做纽扣的人，原本是一个弹棉花的，因见到有乡亲在本地摆摊卖纽扣，生意不错，便有样学样，去台州路桥纽扣厂低价收购纽扣拿回来卖，一下就卖光了，干脆买了台机器，在自己家楼上生产纽扣。

　　第二年桥头就有100家乡亲，都不种地了，学着他搞纽扣生产，到1984年，温州桥头便有了自己的专业纽扣市场，每天有两三千外地客商来这买纽扣。

　　纽扣的利润极低，当时售价才1分钱一个，改开后起步的温州人，靠赚一些国企不愿赚的辛苦钱，一分钱一分钱从边边角角的轻工业抠利益，以家庭工厂起步，类似于桥头这样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一口气搞出了十个。

　　其实挣的都是最低端工业链上的辛苦钱，利润微薄，靠廉价人力成本产出收益，只是比种地好一些，温州人当时没什么活路，有条生路总比没有好。

　　温州人走出去创业一波人，留在本地创业的另一波人，靠着修鞋、理发、弹棉花三大小手艺在全国逐渐立足。

　　进入1990年代后，温州人在各地创立的家庭作坊，开始向现代工厂升级，生意越搞越大，渐渐形成了245万温州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做生意的奇特情景。

　　这245万人里面，有70万温州人分布在130个国家和地区，有175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共建立了268个地级市以上的温州商会。

　　在全球各地，温州人在意大利有20万、在西班牙有10万、在法国也有10万，另有少部分分散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

　　在意大利的这一支温州人最具代表性。

　　温州一位老人告诉我，温州人爱跑意大利，其实跟前苏联有关。

　　温州人擅长服装、皮革、纺织业，能做出大量的轻工业品，而苏联缺轻工业品，所以他们生意做着做着，就跟苏联人搭上了线。

　　那反正跟苏联人好上了，这生意就做着做着，做到东欧地区。

　　反正都到东欧了，东欧那边大兄弟就告诉温州人，咱们这特别好偷渡，尤其去意大利方便。

　　为什么去意大利呢？一是温州人擅长的产业，刚好跟做服装包包的意大利对上线了。二是意大利有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对偷渡客更加友好。

　　于是从1980年开始，温州人总是一人先去意大利站稳脚跟，再拖家带口将全家、甚至全族人都带到了意大利谋生。

　　意大利政府也正缺劳动力，多次颁布特赦，让大批温州人获得了合法身份。

　　温州人爱去西班牙，也是同样的原因，西班牙也爱特赦，结果吸引了大批温州人和青田人跑去了西班牙混饭吃。

　　青田这个地方，现在归丽水管，但以前曾属于温州区域，文化习俗跟温州十分接近，因此青田人也常对外说自己是温州人。

　　去到意大利的温州人，大部分定居在佛罗伦萨旁的普拉托市，在当地搞出了5000家企业，还成立了自己的黑帮组织“温州帮”，话事人名叫张乃中，常带着手下跟意大利黑手党对砍，急得意大利政府于2018年逮捕了他，但因证据不足释放。

　　张乃中从此以后洗白手下产业，开始经营化妆品、奢侈品等合法暴利行业。

　　由于温州人扎实肯干，搞出来的皮具比当地人生产的质量还要好，目前意大利很多奢侈品，其实都交给在普拉托的温州人生产。

　　也就是说，你在上海、北京、深圳、成都买到的奢侈品，其实都是温州老乡生产的，早不是意大利人生产的了。

　　温州人的勤奋加上意大利的宽松，到2021年时，持意大利居留许可的中国人接近30万，其中多数为温州人，以及觉得自己本来就是温州人的青田人。

　　无论是温州人在国内的经历，还是他们在国外的经历，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要发财，就不能站在原地不动，就必须多尝试，必须多走出去。

　　跟我在广东篇介绍闽南人一样，温州人起家在外地经商时，面临着极高的生存风险，为提高存活率，避免势单力孤迎战本地势力，迫使温州人以血缘、亲戚、老乡等为关系纽带，紧紧团结在一起做生意，最后形成了温州人独特的高度互信体系。

　　出于高度信任，在温州人发展早期，曾出现一个叫“抬会”的组织，这个组织是交钱入会，将大家的钱都放在一起，将这笔钱给需要的会员投资用，不用钱的会员就吃3%至5%的利息。

　　1986年，人缘广泛的温州乐清小木匠李启峰，利用自己抬会会主的名义，玩起了“存款1.16万，两个月后每月拿9000元利息，本金不动”的庞氏骗局，最后累积了1.58亿会款后拿钱跑路（1986年的1.58亿啊），给20万温州人狠狠上了一课，造成几万个家庭破产。

　　1989年李启峰被抓回来枪毙，温州民间资本吃了个大亏，才开始陆续建立起有序的借贷规则。

　　至今温州民间资本雄厚，有大钱的不多，但手中有几亿现金流的不少，到2022年民间资本约有6000亿元，为温州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现金流。

　　最后形成了分布在全世界200多个行业的温州人，遍布贸易、生产、医疗、文教各个领域。

　　而这一切的源头，都不过是生活环境太过恶劣，温州人苦得活不下去，被迫走上了手艺人与生意人的角色。

　　但全国这么多地方都很苦，贵州苦、陕北苦、大凉山苦，为什么独独温州走得这么成功？

　　看看桥头纽扣产业的发展就知道，温州主要还是地理经济原因，因为温州再差，也是浙江的一分子，离中国最富裕的长三角地区不是太远，长三角吃不了的苦，温州人愿意吃，长三角受不了的罪，温州人愿意受，在改开后，温州受益于长三角工业转移和上下游链接，才有了做家庭作坊的机会，继而又将家庭作坊做成了现代工厂。

　　而贵州与大凉山的居民，是不可能受惠于这种工业互生关系的，得不到工业的反哺，就很难真正走出贫困。

　　温州现在在全国都打出了名头，那旁边地理位置更好的台州，怎么就一直默默无闻呢？

　　主要还是台州人，没有被生活逼到温州人这份上。

　　这就得聊一聊台州的发展历程了。

　　跟温州人几乎没有直接外援相比，台州人还是能拿到一些产业充饥的。

　　前面说过，台州是中国东南恶劣山脉地形中，沿海城市的起点，而汕尾，是这片恶劣地形沿海城市的终点。

　　上图红线处，是中国地形特别好的一块经济核心区域，是中华民族传统生存空间，在这个区域的东南角，又是全国工业的精华之一，是中国核心的核心，这块叫长三角，其实还有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叫江南。

　　江南的最底端，是宁波，再往下，就进入了地理环境恶劣的东南山脉区域，沿海起点城市台州，所以宁波和台州，从地理上就决定了两座城市的发展上限差很多。

　　2022年，宁波GDP是1.65万亿，而台州是6240亿、温州是8730亿。

　　再看一眼浙江省地形图，杭州和宁波的优势，以及台州、丽水等城市的劣势，就一目了然。

　　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是纯天然的富裕，温州、台州、金华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拼搏型富裕，其他城市，算是各安天命。

　　台州再差，也有6000多亿GDP的水准，放在中部各省，比如湖南湖北，也是能拿下省内第二的水平，那台州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台州人老蒋很有发言权。

　　我在台州见完当地老人后，又奔波了一个多小时，才在老蒋家的客厅和他碰面，坐下后，我大剌剌地剥着他餐桌上的台州临海涌泉蜜桔，开始和他闲聊。

　　他与我年龄相仿，对本地经济发展十分了解，不但热心解答关于台州经济的疑问，还送给我一套他手写的台州经济详细信息。

　　“听说你在广东生活多年，那你去过清远吧？”老蒋上来就问我。

　　“去过的去过的，当然去过。”

　　“清远有一门产业，是专门处理一些洋垃圾，分离各种金属什么的，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的，我还去过现场，都是很辛苦的工作，这种工作做久了，对身体伤害很大。”

　　老蒋说，台州以前有部分人，就是靠这个发家的。

　　然后他抬起头，目光忽然变得悠长，仿佛隔着时空，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岁月。

　　老蒋开始滔滔不绝着说下去：

　　温州与台州都被山地包围，同样难出去，不过温州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台州是七山一水二分田，就多了一分田，所以台州人在农业时代，生活得稍好一点点。

　　台州人去大城市也不方便，以前坐大巴到杭州要十小时，到了2009年，才有了第一条甬台温铁路，比温州通铁路通得还晚。

　　台州还有个很大的问题，它拥有740公里的海岸线，占全省三分之一，但适合建大型港口的只有玉环大麦屿，能通航10万吨级货轮，剩下几个港口，头门和健跳为3万吨级，海门和龙门为5000吨级，都不能寄予厚望，而大麦屿地域狭窄，能开发的区域有限，而且远离市区、交通不便，没办法让城区和港口一体化发展。

　　台州的海门和头门，泥沙淤积严重，不方便建大型港口，如果硬要上大型港口，只能建在头门岛，但就算建好了，也因为地理位置，只能成为宁波舟山港的喂给港，可以为台州企业降低物流成本，但起不到核心作用。

　　因为港口太差，台州在古代，一直只作为浙江的产粮区，就没指望发展得有多好。

　　台州人里头，临海人最特殊，他们一肚子委屈。

　　原本台州行政中心一直在临海，1994年国务院批准，将市中心搬到临江靠海的椒江，黄岩、椒江撤市设区，路桥升为县级区，椒江改为行政中心，临海失去市中心地位，为这事，临海人惦记了几辈子，临海读者给我千万叮嘱，写到台州时一定要提到这件事。

　　台州崛起分两部分，一部分跟温州一样，靠擦皮鞋、弹棉花这些小手艺或者基础工业起家积累，从而发展壮大成各地民营企业。另一部分是1980年代起，台州跟今天的清远一样，辅助海外低端制造业，比如给日韩欧美做金属拆解行业。

　　先说自有产业，台州小工业比国内其他城市走得极早，早有搞食品罐头、机械、模具塑料、工艺美术各产业。

　　1946年黄岩有了八一通用机械厂、1950年有了模具厂、1951年黄岩有了塑料制品厂；1952年有了黄岩机床厂；1956年海门有了化工厂，现在叫海正药业，同年黄岩有了纽扣厂；1957年黄岩有了农药厂和香料厂；1958年有了黄岩罐头厂和冷冻食品厂；1973年黄岩有了东山味精厂，现在叫九洲药业；

　　这种工业化程度，在新中国早期真正遥遥领先。

　　再说后补进来的产业，前面说的拆旧金属，拆的主要是日韩欧美报废或二手旧水泵和旧电机，将产品中的铜、铝、铁分解出来，重新二次利用，产值不大，但毛利很高。

　　老蒋清晰记得，1991年时，拆解金属是0.6-0.8元一小时，当时全国平均月薪是110元每月，这份工作还算不错，到了2023年，拆解金属是30元每小时。

　　台州没什么铜铝铁矿，但高峰时，一年产废旧铜铝各30万吨，产废旧铁60万吨，就是拆发达国家废旧机电，硬生生拆出来的。

　　因为天天拆这些东西，对产品特别熟悉，最后硬生生拆出了台州泽国和大溪的阀门和机电产业。

　　老蒋说，台州最后能承接阀门和机电产业，还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关。

　　就像广州不要的产业，才会递给清远，台州早期吸收的低端产业，放在江南地区并不合适，因为宁波杭州有更好的产业可以选择，人工也更贵，而台州所处位置，决定了他们只能选江南地区选剩下的产业，这里是浙江工业区范围内人工成本最低，离日韩直线距离又最近的城市，旧阀门旧机电，拉到这里分解最省成本，又能快速回流到工业链当中。

　　地理决定命运，那是因为地理决定了产业，产业所产生的经济，便固化了当地人的命运。

　　台州除了靠外来资源，从小手工递进的民营企业更重要。

　　就像台州的模具产业，1950年代就开始萌芽，1970年代起步，到1990年代就成为支柱产业。

　　我在东莞塘厦做过铝模学徒，当时模具师傅的薪水，是普通工人的两倍，跟着他们学了半年，对模具这种高技术型工种，有着深刻的认知。

　　模具是工业之母，是一切工业品的第一步，模具制造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制造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工业品能否保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证。

　　我2000年开始学模具的时候，中国模具产业还较为落后，但现在中国模具已十分强大，目前全球三分之一的模具由中国生产，中国十分之一的模具由台州黄岩生产，光黄岩一地，就拥有2000多家模具企业，15万名模塑技术人员。

　　黄岩区的精诚模具的塑料挤出模具是亚洲第一，星泰模具的汽车仪表盘、精超力模具的汽车格栅等都是国内一流水平。目前整个黄岩镇模具行业销售收入达到155亿，规模以上企业达到120家。

　　除了模具，台州还有汽车、医药、缝纫机、水泵、发电机、机床、家俱、电子信息、航空航天、轨道交通、阀门等各种扎扎实实的工业，其中有21个行业产值超过10亿元，307个产品细分市场全国或全球第一，拥有68个国家级产业基地，民营企业占到了99%。

　　著名车企吉利汽车，也诞生于台州，其前身是台州路桥黄岩县制冷元件厂，1997年才转进汽车行业，1998年在临海下线了第一台轿车吉利豪情。

　　温州和台州是如此的相像，他们像一对双胎胞，面对同样的地理环境，同样的长三角辐射，同样走出了两条相似的民营企业之路。

　　像台州的温岭，不仅地名跟温州像，其泵阀、制鞋、机电、汽车零部件产业都跟温州一样，就只差温州的服装没有覆盖到了。

　　台州的玉环以前也曾被温州管辖，是因为宁海被宁波划走，才将玉环从温州补偿给了台州。

　　台州跟温州最大的区别，是台州因为生存环境稍好，走出去的人没有温州多，温州人走得更远，产业更宽泛，也因此带来了更多的信息流和资金流，从而导致温州在经济上比台州更强。

　　两地还因为私营企业发达，走出了同样的民间金融、普惠金融，光台州就有泰隆、台州、民泰三家商业银行，能用更平价的方式为当地私企输血，私企在这些银行借款，比在国有银行要便利得多。

　　两地百姓同时从修手表、配眼镜、弹棉花、收废旧金属、造纽扣、搞旧电器翻新这些不起眼的小手工小商品起步，加上自己尝试建厂和外部资源的转移，逐渐成长为中国私企的代表。

　　但归根结底，台州和温州能有这样的发展机会，离不开他们身处于浙江省之内的地缘环境，离不开长三角地区的工业转移和互补，在他们发达的背后，有一条真正的大腿，粗壮得可以哺育周边各城市经济。

　　现在，让我们大步迈入中国最富裕的长三角，先走进湖州、嘉兴、宁波、绍兴，看一看这几座城市，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贰 湖州与嘉兴

　　当我第一次看到太湖时，已是2024年3月1日。

　　此时距离我去温州、台州、宁波三市调研已过去三个半月，我好容易才抽出时间，重回来走完浙江剩下的城市。

　　由于浙江是国内财政大省，工商业故事贼多，浙江篇跟江苏、广东篇一样，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因此我不敢潦草怠慢，尽量将每一座城市走完。

　　重走浙江的前两座城市，便是湖州与嘉兴。

　　看一眼地形图就知道，浙江省杭州、宁波、绍兴、湖州、嘉兴所在的浙北平原地理位置最为优质，出生在这里的浙北人世代富贵，和苏南人一起，合称为江南人，处在中国地理食物链的顶尖，已经荣华了1500年左右。

　　浙北平原因为钱塘江的分隔，又分为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出于地理上的自然分隔，萧山从南宋开始明确归绍兴管辖，直到1959年才归杭州。

　　从地图上看萧山离西湖不远，但以前杭州要管理萧山就要跨钱塘江，杭州人说钱塘江是一条凶江，不好跨的，古代过江不容易，那就归旁边的绍兴照顾了上千年。

　　这里提到萧山，只是为了说明钱塘江在地理分隔上的重要性，萧山跟杭绍的恩仇后面再具体展开。

　　湖州和嘉兴同属杭嘉湖平原，如果再细分，嘉兴在地理上明显占优，湖州只离杭州近，嘉兴却在上海与杭州的中间点上，受惠于两座城市的经济辐射，是沪杭两地的卫星城，跟东莞同时受惠于深广一个道理。

　　“经济辐射”这四个字太玄乎了，我说点实在的你们就明白了，嘉兴那边有大量台资企业，比如嘉丰机电、台牙牙板、友信机械、美声智能、敏实集团、台昇国际、富士康、恩龙实业等等，那为什么台湾人要到嘉兴投资，去湖州就要少一些呢？

　　很简单，因为离上海机场近。

　　从上海虹桥到台北松山不到两小时行程，台湾人下飞机后不想跑太远，谁也不想搞那么累是不是？本来最好的选择是在上海建厂，而上海工业用地不够用又死贵，台湾人就只能在附近嘉兴和昆山扎堆建厂。

　　这就是浙江嘉兴和江苏昆山多台资企业的原因。

　　中共一大本来是在上海召开，因被法租界巡捕闯入，便转去最近的嘉兴南湖把会开完，这也是嘉兴受惠于上海的案例之一。

　　南湖那艘船现在还在，其实舱内很小，十三个人是挤在狭窄空间开完会的，并不是影视剧里那么宽大明亮的船舱。

　　一位在嘉兴做人力资源的老板说，根据他的观察，上海转移的产业20%会落到嘉兴，30%到南通，20%到苏州（含昆山），其它零散分布。

　　就是因为地理上的便利性，嘉兴才在经济体量上压制湖州。

　　2023年，嘉兴GDP7062亿，排浙江第五，而湖州GDP4015亿，仅排浙江第八。

　　而且排在湖州之下的，是衢州、舟山、丽水这三个浙江地理位置最偏远的城市，湖州其实是好区域里的倒数第一。

　　但根据我在湖州亲眼所见，湖州民间富裕程度，4015亿的GDP，应当是被低估的。

　　嘉兴地势平坦，风景相对单一，本地人常自嘲自己是“种田嘉”，湖州却有温山软水、竹林茶园，一派风景旖旎，加上有经济后发优势，现在的城建面貌比嘉兴还好不少。

　　湖州其实更宜居，更符合中国人心目中人间天堂的江南景致。

　　湖州有个常年老梗，叫湖州没有湖，那是因为1962年时为方便管理，浙江拿到了嵊泗列岛，作为交换，江苏则完整拥有了太湖。

　　2000年时江浙两省就太湖省界有了分歧，还是民政部、水利部和农业部联合协调，给了湖州70米管辖权。

　　这70米管辖权的准确描述是：两省太湖段行政区域界线的具体走向，从父子岭起，沿浙江段环湖大堤迎水坡脚向垂直延伸70米，到湖溇止。界线以实测为准。

　　这才有了“湖州只有70米太湖”的梗。

　　这当然只是个梗，管辖权只是政府的行政范围，湖州沿太湖51.6公里，湖景绿道是搬不走的，你总不能坐在湖州岸边欣赏湖景，苏州那边不准你欣赏吧？

　　湖州、嘉兴发家致富流程，跟温州、台州发家致富流程完全不一样，温州台州那是苦得发酸，湖州嘉兴是水到渠成。

　　江南也不是生下来啥都不用管就物产丰美，天下没有这种好事，想要石油还得先打口井，湖州背靠以前的野生太湖，全是滩涂和沼泽，对农业生产很不利。

　　我们过去生活在一个荒蛮的粗犷世界，这个世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是我们一点点把世界改造成了今天的样子。

　　为了灌溉和排水，从春秋时湖州人就开挖太湖溇港，干旱时将太湖水引入陆地，洪涝时帮助排水，这套溇港系统一直搞到唐末才成型，费了湖州人上千年心血，基本治理好了太湖。

　　从这以后，湖州人才开始安心搞自己的桑基鱼塘系统，这套系统就是个生态循环：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这个系统经济价值高，可以产丝绸，比种水稻值钱多了，让江南老早发了家。

　　湖州塘泥是上等肥料，桑叶养出来的蚕宝宝品质好，普通丝只能穿6枚铜钱，湖州丝可以穿8枚铜钱，湖州人自古就靠丝绸发了大财。

　　所以常说地理决定命运，因为地理环境决定产出，产出决定经济，经济决定人生命运。

　　我们湖南人就只能埋头种水稻，种十辈子也玩不过人家养蚕宝宝的。

　　除了上等丝绸，湖州古代还生产上好的陶瓷、茶叶、湖笔，都是古代好赚钱的尖货，想不发财都难。

　　湖州当地人说，他们这古代极富，清末湖州光南浔一带的富人，就号称“四象八牛七十二狗”，这个象指财产达千万两白银的家庭，牛指财产达五百万两以上、一千万两以下的家庭，狗指财产达一百万两白银以上、五百万两以下的家庭。四象八牛是真的有12家巨富，七十二狗是个泛称，就是很多的意思。

　　四象分别指最富有的刘张庞顾四家，张家的张静江、庞家的庞元澄都随孙中山闹革命，其中张静江出钱最多，算是孙中山背后的江浙财团代表，他也因此成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张静江也和蒋介石义兄陈其美交好，陈其美被杀后张静江便资助蒋介石上位，后因跟蒋介石政见不同，在国民党三大上被蒋介石扫出团队，抗战后张静江去往美国，最终病逝于纽约。

　　搞钱的终究玩不过搞政治的。

　　湖州历史上的其他富人，还有沈万三、刘镛、黄佐卿、杨信之、周庆云、沈联芳、汤祖兴等等，名单太长不用记那么详细，大家只要知道这里很富就行了。

　　嘉兴在古代没有湖州那么强悍的特产，经济整体略弱一点，但嘉兴也有自己的天生绝活。

　　湖州到唐末才治理好了太湖，而嘉兴在隋朝时就得了大便宜，隋朝时的大运河，刚好穿过嘉兴城区。

　　所以嘉兴虽然沿海，但跟大连、青岛、宁波不一样，它的主城区不在海边，而是在河边。

　　这便是典型的经济链依附效应。

　　为了充分利用好这条运河，嘉兴开凿出很多小河，不过嘉兴人自己叫这些河流为“塘”，共有八条塘，分别苏州塘、海盐塘、平湖塘、嘉善塘、三店塘、杭州塘、新塍塘、长水塘，八条河流构成了嘉兴网状水运系统，使嘉兴自古有了极大的交通优势，赚钱也赚得更欢快了。

　　湖州和嘉兴有许多柔美的水乡小镇，包括湖州南浔、嘉兴乌镇、嘉善西塘，都是因为这里水路杂多、地处浙北水运枢纽，从而形成的“门前街道屋后河，深长弄堂百条多”景象。

　　嘉兴在元初时又意外获得一项新技能，黄道婆从海南岛，给中原和江南带回来当时最先进的棉花织布技术，嘉兴也盛产蚕桑丝绸（湖州更强），就开始生产棉布，搞出了蓝印花布。

　　我去中国各省走访，看到的早期棉布都是蓝印花布，写太平天国的故事时，杨秀清他们干的也是烧炭种蓝的工作，一直怀疑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我们产出的植物适合印蓝色。

　　但后来查到全球差不多，英国军队几百年流行红色，是因为1639-1660英国内战期间，获得胜利的议会军，当时能搞到的最便宜染料，是从甜菜根和象牙紫颜料提取出的红色，其实靛蓝颜料更便宜，是因为王党派控制物流，议会军才搞不到蓝颜色，议会军胜利后就一直用红色。

　　说明过去用染料，全球还是蓝色最靠谱。

　　嘉兴靠着蓝印花布，连续吃了几百年红利，一直吃到清末，手工业才被英国人打溃。

　　嘉兴在古代除了运输、丝绸、棉布，因为是平原，粮食产量也高，明清时上贡朝廷的漕粮，50%来自嘉兴，50%来自苏州和湖州，因此嘉兴人才会有了“种田嘉”这个梗。

　　总体来看，古代嘉兴确实略弱于湖州，但放在全中国也是非常富裕了，物质文明发达，精神文明也跟着发达，于是养育出了金庸、刘禹锡、王国维、茅盾等名人。

　　在湖州和嘉兴走访，跟在温州台州义乌走访，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湖嘉两地，没有一个人跟我诉过苦。

　　上千年下来，富得太久、富得太容易，小土豪的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实在无苦可诉。

　　古代湖州强于嘉兴，但到了当代，嘉兴就强过湖州了。

　　也没啥秘诀，就是上海突然在近代超级强盛，嘉兴捞着了大量邻近上海的好处，在地理优势上超过湖州，经济上也自然反超。

　　先具体说下湖州的的产业链。

　　湖州改开后创办集体企业，主要进口设备，依托本地上千年的纺织基因，搞出了本地最强的湖州丝厂、浙江制丝二厂和天昌印染厂，另南浔尝试机电行业，创办了浙江家用电机厂，搞出了国内第一台国产洗衣机（春蕾牌），以及国内第一批家用抽油烟机（铁马牌）。

　　1990年时，纺织占湖州工业产值的38%，机械占12%，建材占11%，食品占9%，构成了湖州早期四大支柱行业。另还有些电力、化工、冶金、化纤、皮革、服装工业等。

　　1992年开始，湖州原国企担子太重，敌不过本地民企，天昌、湖丰、湖钢、湖州印染厂破产兼并重组，国有经济开始退出湖州市场，湖州变成民企的天下。

　　那湖州民企到底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呢？

　　在湖州时，我拜访了当地著名的诺力机械。

　　这是一家专门做叉车一类工厂搬运机械的上市公司，目前市值48亿。

　　诺力机械原是湖州二轻局下的一家集体企业，1995年转制，1996年去参加广交会时，看到老外搞的一个液压手动搬运车，买回来模仿复制，依靠原企业留下的技术工人，当年就敲敲打打弄出一台成品。

　　结果因为价格便宜，质量也过得去，居然弄出个王牌产品，在欧美卖得特别好，每年卖出100万台手动搬运车，连续20年卖到全球销量第一。

　　但因为卖得太好，把欧洲原厂给挤垮了，欧盟眼红，判他们倾销，要把关税从4%提高到30%以上，诺力跟同行便一起跟欧盟打官司，打了15个月，最后居然打赢了。

　　2005-2006年诺力又模仿学习欧美的电动搬运车，又大赚一笔，之后公司的工程师越养越多，弄出一堆好产品，现在已经发展到中国叉车第四名。

　　我跟诺力的朋友说，我们平替掉了欧美，但我们的成本也上去了，人工越来越贵，支出越来越高，将来印度只要理工人才培养得够多，也去广交会买我们的产品抄一抄，估计也会平替掉我们，我们该怎么办？

　　诺力的朋友说，他们当然也知道的，心里头也急，所以在搞产业升级，一体化企业服务，争取保持领先印度一个阶段。

　　我说如果我们遇到天花板怎么办？眼看着他们追上来吗？

　　他们说不知道，这可能是三十年后的事情了，要交给下一代人去处理了。我们这一代人，做好我们这一代人的事情就好。

　　从诺力的成长来看，长三角很多公司，就是在全国最优质的地理位置上汇聚资源，再对先进工业国进行产品平替，一点一点替换掉他们的高价工业品。

　　这是长三角的基本盘，各城市再依据区域内离经济中心的远近，再重新分配经济链条。

　　而温州、台州、义乌、嵊州等都是这个基本盘的延伸。

　　地理不会决定一个地方的下限，但肯定会决定一个地方的上限。

　　江西湖南四川广西山西陕西一样有很多人会经营企业，一样有很多远走他乡的手艺人，但他们的上限是被封固的，只有挪动到合适的区域才能发光发热。

　　深圳最多的就是湖南人，我们湖南人难道在长沙湘潭邵阳就会变得特别笨，不会搞企业不会开公司，一到深圳就会变得特别聪明，就突然脑子开窍？能突然搞出那么多公司和软件？

　　不是的，就是地理决定的，是地理汇集资源，资源给了人平台，人才有机会将自己的能力放大。

　　湖州嘉兴富裕这么多年，难道当地人就一定坚韧且富有经商头脑？要知道太平天国时期，湖州人口从285万锐减到63万，几乎换了一波人，嘉兴这边的富户，像金庸这样战乱时逃到香港的也不少，本地有钱人也早换过一批，难道新迁进湖嘉来的人，他们在原地就是笨蛋，到了这里就发生变异，就坚韧且会经商了？

　　是湖嘉能产丝绸茶叶又有交通优势才让人富，而不是本地人脑子特别活注定富，其实全国各地的人，脑子都一样活。

　　还是同样的道理，是地理决定了经济上限，你在哪里生存，哪里就会决定你的生存模式。

　　上海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城市后，给了嘉兴很多无形优势，才使嘉兴甩开了原本一直压制自己的湖州。

　　这篇文章写于2024年3月，湖州跟上海的直达高铁此时还没有开通，预计到年底的沪苏湖高铁开通，湖州才能直达上海。

　　跟上海的亲近度决定经济发展，看看两地的产业差距就知道了。

　　湖州最早依赖纺织机械建材三大产业，1991年关停并转了一批产出低效益差的企业，在2003年和2021年又进行了两次腾笼换鸟，将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皮革厂、造纸厂、印染厂、化工厂迁出或整治，保障了每年新增供应工业用地超1万亩。

　　现在全市重点培育新能源、生物医药、光电通信、高端装备、现代纺织、工程机械产业，拥有天能股份、超威电源、万邦德制药、佐力药业、瀚叶股份、永兴材料、久立特材、通力电梯、富士电梯、诺力叉车等代表企业。

　　湖州8个区县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电梯、电机、电磁线、钢琴、办公椅、实木地板、童装、蓄电池产品销量，分别占全国的10%、20%、20%、20%、33%、60%、65%、80%。

　　湖州产业已经较强了，但产业还是偏传统一些，嘉兴产业更强。

　　嘉兴的支柱产业是现代纺织、新能源、新材料、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几大类。

　　比起湖州大量制造各种生活用品，嘉兴桐昆控股、新凤鸣、浙江卫星主做现代纺织上游，华友钴业、振实控股、晶科能源、正泰科技、万凯股份做新能源新材料，立讯智造做电子信息，还有部分集中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氢能源、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产业，科技含量略高于湖州。

　　其中现代纺织年产值超过五千亿，新能源近千亿，电子信息达到了近1500亿。

　　嘉兴工业发展史上的挫折不多，跟我们这些外地人说起嘉兴，只知道他们有金庸和五芳斋粽子不同，浙江人听到我问起嘉兴往事，其他各市的朋友都会提醒我说，嘉兴以前的水质很差，“有水不能喝”。

　　这个“以前”，指的是1991至2012年。

　　嘉兴位于杭嘉湖平原腹心地带，80%的水属于入境水，从江苏、杭州、湖州三地进入，而当时三地的产业都较为低端，污染严重，加上嘉兴本地工业、生活、养殖污水汇入，里外交加，最严重的2003年8月时，嘉兴全市80%用水有恶臭，市民被迫购买纯净水应急。

　　嘉兴当地人告诉我，当时有一个重要的污染源，恒力石化的总部在苏州吴江区盛泽镇，其排出的污水从上游流入嘉兴，引发嘉兴人不满，2001年10月22日，嘉兴渔民自筹100万元，用八台推土机堵塞了苏州和嘉兴的河道，在当时轰动全国。

　　当时的嘉兴实在没办法，全国工业还处在中低端，只能搞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嘉兴又恰好处在河流下游，所有垃圾就只能朝他们那流。

　　2012年9月，嘉兴开展“碧水行动”，搞“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花了10年时间，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从2012年的0，提高到2022年的100%，市控1-III类水质断面比例，从2015年的7.5%，上升到2022年的95.2%。

　　以浙江海宁老文河举例，这里以前垃圾成堆，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各种垃圾漂在水面上，河底积满淤泥，河水黑臭，蚊虫嗡嗡一片飞舞在河道上。

　　现在这条河水清见底，植物茂盛，河面平坦，河岸边修建了凉亭和健身设施，比原来完全换了个面貌。

　　五水共治这个项目，很有中国政府做事的风格，标题极其枯燥，执行极其漫长，目的极其长远，但一旦执行就贯彻到底，一步一步缓慢前进，最后始终能达成目标。

　　可能是因为民企众多、而且富得很久的原因，我在浙江省走访时，时常能感觉到该省有一种独特的政治清明的氛围。

　　无论是嘉兴还是湖州，当地公务员都异常地低调、谦逊，在嘉兴一个当地人陪我走访了半天，直到结束后听别人说起，我才知道他是当地招商局的局长，可是他一个人孤零零站在酒店门口等我的时候，实在像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完全不像一个局长。

　　在湖州时当地企业告诉我，他们每周三的下午或晚上，市里面将以不同的主题，邀请当地企业家召开恳谈会，四套班子的领导将全部出席。

　　恳谈会一般简单说个开场白，各个企业再说下遇到的问题和需求，政府各部门当场做出回应后，合理需求都会让工商联整理好，发给各部门跟进解决。

　　湖州一名公务员说，他们这工作细致到已将全市废弃电线杆全部拔除清零，我说不是工作细致，是经济整体向好，又全是民营企业，主干没啥大问题，政府才有精力处理这些旁枝末节，也才可能造成政治清明的风气。

　　如果一个地方太依赖国企或事业单位提供就业，那政府就是资源分配方，人人都要求着政府，政府在经济上居高临下，那当地氛围怎么也不可能清明。

　　国企负责国计民生，而民企会将财富更多地分配给普通人，浙江各地民企发达，使嘉兴湖州这边的乡下，一派明媚祥和的景象，大部分农村都是较精致的别墅小院，跟发达国家农村没啥大差别了。

　　最后我还是要称赞一下湖州城建规划，吴兴、南浔、南太湖三区错落交织在水乡田野，现代产业跟碧水古镇错落分布，是跟常州一样极美好的江南小城，很适合无欲无求的人在这里定居生活。

　　我们外地人其实知道湖嘉的较少，大家平时听到的都是苏锡常的名号，那是因为苏锡常人口是湖嘉的三倍，面积是两倍，而且种田嘉有耕地指标，湖州多山，湖嘉可用工业用地较少，赶不上也正常。

　　湖嘉如果合并成一个市（曾经合并过），年GDP过万亿，跟常州南通能比划两下，才会在全国有一定存在感。

　　但湖嘉普通人的小日子，在全国都是很幸福的，真要把他们拉到聚光灯显眼处，他们也未必愿意吧。

　　相比于古代来时，湖州的确是衰落了，主要还是经济中心移向上海，湖州才没有以前那么富。

　　但是上海开埠也才是1843年11月，那时全市仅60万人，在这之前那么多年，临近出海的扛把子城市又是谁呢？

　　宁波这时便幽幽着叹了口气，举起手来，从黑暗中缓缓走到了前台。

　　叁 宁波与绍兴

　　我去到宁波的时候，是2023年11月中旬，比去湖州早几个月。

　　第一位见到的宁波朋友，指着手机地图上上海的出海口跟我说话。

　　他说：

　　你看，中国临海出海口都有大量泥沙淤积，手机地图上海水的颜色都是浑浊的黄色。

　　上海自己就是唐代时，因长江沿线森林被毁，大量水土流失，长江口泥沙积沉而形成的，因为陆地刚形成不久，土质松散，遍布淤泥沼泽，所以古代上海不适合建城建港，南宋才有了镇，元朝才设了县。

　　上海不能用，那古代江南这一线最好的港口，就只能是宁波了。

　　宁波港是深水良港，长年不冻，进港航道水深18米，可开发深水岸线长达120公里，是中国最好的天然良港，外围还有舟山群岛保护，狂风吹不进来，海浪较小，不需要建堤坝和疏浚，所以宁波到现在还是全球第一大港（2023年货物吞吐量达到了13亿吨）。

　　但古时运河第一，海运只是作为运河运输的补充，宁波也只是个替补选手，运河处于混乱时，才使用宁波港往北边运货运粮。

　　古代海岸线淤积都很严重，疏浚成本极高，长江口积有拦门沙，手摇船过不去，所以在大清手里，上海是玩不转的。

　　一直到洋人为了卖鸦片来到上海，他们的火轮船可以在长江口航行，可以疏浚出海口，上海才得以成为港口。

　　所以上海能开埠主要是两大条件：1.有了洋人的火轮船可航行。2.洋人暴打满清，逼满清搞五口通商，才有了上海崛起的序幕。

　　在上海崛起前，天下是宁波的，宁波人也是富了很久的老钱，富得很平静，富得很安宁。

　　上海还只是一片泥沙的唐代，公元738年，明州（宁波旧名）就已经开埠，与扬州、广州并称天下三大港，日本部分遣唐使，就是在明州上的岸。

　　宋元时期，扬州失势，明州又跟泉州、广州并称天下三大港，这些地名本都有一个“州”字，但到了明朝1381年，明州人单仲友上书朱元璋，说明州两个字犯了我大明朝的讳，皇上你改个名吧，朱元璋才把明州改成了宁波，取“海定波宁”的意思。

　　从开埠之日起，宁波就成为日本、朝鲜、东南亚、中东商人到达中国的重要选择，14世纪开始，宁波也常出现在欧洲人的游记和地图上，那时候欧洲人还误以为宁波是一个省的名字。

　　尤其日本人爱跑宁波，中国的佛教、书画、戏剧、造船、建筑、茶叶、官僚制度和农业技术，就是日本人从宁波启程带回去的。

　　清末民初时大量浙江人跑日本留学，也是因为宁波出发到日本近。

　　我们都知道京杭大运河的南部终点是杭州，其实浙江地方上有一条浙东运河，从杭州经绍兴一直挖到宁波，这样宁波既连接大运河做内贸，又连着大洋做外贸，达到了古代版通江达海的最高峰，跟今天上海的地理优势一模一样。

　　杭州虽然有钱塘江入海，但钱塘江是世界上涌潮最强烈的入海口，潮水的冲击让这里的船只无法进出，因此杭州人才会跟我说钱塘江是一条凶江。

　　杭州便只能连接京杭大运河，无法成为宁波这样的大港口。

　　宁波因为跟日本人联系紧密，在明朝抗倭时倒了血霉，1524年被礼部撤销了市舶司，各国做生意的双屿港，也被朝廷在1548年当倭寇给剿平了。

　　被禁海之后的宁波失了繁华，城内的湖泊历经几百年郁闷开始淤塞，一直到1844年重新开埠，宁波经济才重新活跃起来，城中修建了大量水道。

　　美国国会图书馆现藏有清道光前绘制的《宁郡地舆图》

　　宁波跟上海是两座紧密相联的城市，上海开埠后，由于赚钱需要以及太平天国战争，大量宁波富人涌入上海，在上海创立了几十所银行，全上海60%的买办是宁波人。

　　当时的宁波人，先在三江码头坐一夜船，再到达上海十六浦码头。

　　在上海立足之后，再将整个家族的人带来。

　　说起五口通商的事情，一位宁波人意外讲到汕头，跟我写汕头篇的部分内容居然相互印证。

　　他说五口通商时，汕头的地位还高于宁波，是直到1938年被日军入侵打断，汕头城被打到只剩3万人，汕头的财运才断了的。

　　1852年，在上海的宁波人只有6万人，到1900年左右，就已经有40万人。

　　上海纯正的本地人很少，新中国建立时，移民最多的是苏北人，占45%，宁波人其次，占20%。

　　移民到上海的宁波人大多很富有，成为上海的老板或金领；苏州人读书多，成为上海的官吏阶层；苏北人则成为上海的打工仔或苦力。

　　一位宁波人跟我说，现在上海的富人里头，50%有宁波血统，形成了著名的上海宁波帮，所以有句话叫：宁波，上海人自己的外婆家。

　　网络上恰好有个梗呼应：一个真正优雅的上海人，一定会强调自己祖上有宁波血统，那意味着家底和腔调。

　　就是一个上海富人，他跟你说他祖上宁波来的，就表示他是old money，潜台词是他家老早以前就开过银行或银庄，他不仅有钱，他还有品位，不是土包子爆发户。

　　前面说宁波人一跑去上海就开银行，以及上海富人说祖籍宁波在暗示自己是银行富N代，一切起源于宁波传统金融业。

　　宁波从明朝中晚朝就开始搞钱庄，兴盛在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后，全世界物流集中的地方都会搞金融，因为总有人缺钱需要过桥周转，钱庄和银行总是物流中心的伴生品。

　　按民国1932年的记载，那时宁波钱庄钱行街17家，糖行街32家，双街2街，宫前4家，宫后10家，共计76家，已经多得不得了了。

　　1929年时，宁波将双街、钱行街、糖行街、半边街北段统称为江厦街，号称东方华尔街，是中国最早的金融中心。

　　所以宁波有着大量欧式老建筑的外滩，比上海的外滩还要早二十年。

　　但上海的崛起，直接使金融中心跟着迁移，1937年时，宁波港船舶载重量已不到上海的十分之一，于是金融大佬们迁到上海，重新组建宁波商帮。

　　上海商帮老大朱葆三，就常在上海为宁波老乡做信誉担保，凡是向他借创业基金两年不还的，他就把借条撕掉，因为他认为老乡两年不还，就真的遇到了大困难，不用还了。

　　所以上海滩那时流传“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的说法。

　　上海现在的溪口路，原名叫朱葆三路，就是这个原因。

　　宁波过去以金融加港口为主，在解放前，有名气的工业只有“三支半烟囱”，即宁波和丰纱厂、永耀电力公司、太丰面粉厂，以及通利源榨油厂。

　　全市百人以上企业仅仅8家。

　　一位老宁波人约我在一家咖啡馆见面时，说起他的外婆，恰好就是和丰纱厂的普通女工。

　　念及旧事，老人感慨不已，他说《宁郡地舆图》里描绘的宁波确实是存在的，宁波以前就是一座水城，到处都是河道，是建国后城建需要，水道都填成了路。

　　宁波旧城在1983-1984年时还没有破坏，本来是希望保留旧城另建新城，但市政府实在没钱，只能拆掉了旧城。

　　他对自己的外婆记忆犹新，说他小时候所有穿过的衣服，都被外婆烫过才穿，宁波人有注重妆容的习惯，并把这种习惯带去了上海。

　　我问他当时纱厂女工收入多少，他说不记得了，但一个纱厂女工可以养活一家四五口人，大约相当于2023年的1.2-1.5万人民币。

　　新中国建立后，1950-1980年代的宁波工业没啥发展，主要零零碎碎在各县兴建了规模不大的化肥、纺织、轻纺、农药厂。

　　1981-1992年，浙江炼油厂、宁波港、镇海发电厂、镇海清水浦渔业基地四大工程全部完工，为宁波打下了交通、能源、燃料化工的工业基础。

　　1993年之后，也就是邓公南巡讲话之后，宁波私企开始遍地开花，迅速成长起来。

　　发展得快也没啥特别原因，宁波人说，就是因为他们有港口，适合做外贸，大家都跑来投资，各种工厂噌噌噌噌就建起来了。

　　有些迂腐的读书人，喜欢把一个地方的兴起，总结为当地文化，说是文化决定了当地人勤奋聪敏，其实说穿了就是地理优势，文化是当地人拿来包装自我的借口。

　　我总是劝大家信经济，不要信文化，文化是含糊的，经济是冷峻的。

　　只有冷峻的经济链思维，才能让你看清事物的真相。

　　宁波各种细分产业发展三四十年，形成慈溪搞新材料、新能源，余姚搞精密模具、家电五金，镇海搞石化、电子信息，江北搞高端装备、汽车零部件，北仑搞石化、钢铁，象山搞高端模具、时尚纺织，奉化搞新装备、智能制造，宁海搞文具、汽配，鄞州搞电气机械、汽车制造的格局。

　　宁波全市累计拥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83家，位居全国第一。

　　在知道宁波的产业分布后，当我走在宁波街头，其干净的街道、路人雅致的衣着，都让我忍不住对比自己曾长年生活过的东莞。

　　当时我就忍不住评论说，宁波是有港口的精致版的东莞。

　　整个浙江，尤其杭州和宁波富得这么均衡，富得这么长久，使这里的说话声音都显得温柔许多。

　　回想我们这一代湖南人，在广东省经历过那么多年飞车党和暂住证的黑暗往事，过着惊恐颠沛的打工生活，其实是广东大部分地区穷得太久，穷得饥不择食，才造成广东本地权贵，在过去用暂住证盘剥外地人。

　　长三角总给我一种温柔的感觉，珠三角总给我一种粗砺的感觉。

　　相对于宁波的稳定富裕，绍兴则微微要艰难一些。

　　也只是微微艰难，相比全国其他城市，绍兴没啥可抱怨的。

　　一座被杭州和宁波夹在中间的城市，能差到哪里去？

　　绍兴的北部是钱塘江冲积出的平原，这里是绍兴的精华，分为柯桥、越城、上虞三个区，共297万人口。

　　南部都是山地，山地中间有两个盆地，盆地中间便是诸暨和嵊州市区，加上山里的新昌县，南侧共230万人口。

　　由于北部平原获取、吸收资源更为便捷，绍兴的北部平原总体上要强于南部山区。

　　绍兴历来都是江浙地区的第二阵营，主要还是因为山多地少又不沿海，能获得江南平原总体加成，但难以成为江南平原的带头大哥。

　　绍兴因为人多，还需要移民部分到其他周边城市，一位嘉兴老人告诉我，他们那解放前后，一共就由四波人组成，一是本地嘉兴人，二是苏北人，三是南下解放留下的华野干部，四就是移民过来的绍兴人，主要因为绍兴人多，要转移部分过来开垦土地。

　　这种地形的坏处是绍兴没有港口压住了上限，好处是为了蓄水，东汉会稽太守马臻带民夫汇会稽山溪流形成鉴湖，会稽山溪水有独特的微生物，让绍兴能酿出世上最好的黄酒。

　　多山少平原的江南区域，还催生了绍兴师爷的产生。

　　生在江南富地，得意于全平台优势，绍兴人下限很高，使他们的年轻人可以获得优质的教育机会。

　　整个清朝，绍兴共出现了2361名举人，363名进士，占整个浙江的15%上下。

　　作为对比，我老家邵阳也很重视读书，父母为孩子念书操碎了心，但明清两朝，也只出现过483名举人，整个清朝只出了36名进士，绍兴出人才的比例差不多是我家乡十倍，都快赶上我们一个省了。

　　举人和进士还是拿到功名的读书人，实际在金字塔下面还隐藏着大量没有中举中进士，但又有实操能力的专家。

　　有些中了举也等不到官缺，与其干等不如主动去找工作做师爷。

　　绍兴因为山多地少，农业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工商业吸纳了一部分读书人，但也不可能玩得过人家杭州和宁波，大量读书人最终自动分流到了第三产业，开始做起了官员的专家顾问。

　　清朝州县官员一般聘请有江湖经验的秀才，各省道台上的官员，聘请的是没当上官的举人，负责做官员的税收、法律、财务顾问等等，汪辉祖和徐渭就是绍兴师爷的代表人物。

　　一位绍兴人跟我说，他们绍兴师爷是有传承的，岁月久了，形成了绍兴出去当爷师，再回绍兴买地盖房的传统。

　　我点头说，我们湖南人以前是出去砍人，再回来买地盖房，这是我们以前的传统，你看，道理是一样的嘛。

　　寻根追底，绍兴的黄酒和师爷就是地理经济的产物。

　　绍兴的纺织业也是这样。

　　绍兴人天生靠三个大缸吃饭，一个酒缸，一个酱缸，一个染缸。

　　酒缸就是黄酒，前面已提到过。酱缸指酱制品，酱爪、酱姜、酱鹅、酱鸡、酱肉、酱菜等等，能酱的东西都要酱一酱再吃。

　　绍兴人喜欢酱食物，是因为江南夏季炎热且梅雨季节漫长，新鲜收获的食物容易腐烂，就把食物酱起来吃。

　　绍兴有好吃的醉虾，也是这个道理，绍兴只能远眺海景，不能算沿海城市，以前交通差，宁波那种活蹦乱跳的海鲜吃不着，就需要加工一下，将虾加入酒来腌渍入味，最大程度地保持食物鲜味，吃起来脆爽鲜嫩，还伴随着浓郁的酒香。

　　三个缸里最重要的是染缸，酒缸和酱缸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但染缸不同，它能提供极多极多的工作机会。

　　我们以柯桥的发展举例。（是的我确实对柯桥有些熟。）

　　绍兴这里的地质和气候，适合种植棉麻类作物，越王时已桑植满田、户户养蚕，柯桥出产的越罗在隋唐就很有名，到明清时各商号想要购买上等丝绸，第一个就会想到柯桥，形容柯桥“日出华舍万丈绸”。

　　1920年代，柯桥有3000家纺织作坊，每年能交易20多万匹丝绸，再走水运销往全国。

　　绍兴在改开后率先发展纺织，一是有千年传统在，二是绍兴水运发达，绍兴的纺织印染企业取水容易，排污也容易。

　　1980年代绍兴纺织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复活，企业再次集中在交通相对便利的柯桥。织完布匹的商家，摇着小船喊着“绍普”，像清朝民国时一样，在狭长的水街上跟外来生意人做交易。

　　1980年代的绍兴河边布街

　　为了方便交易，1988年10月1日，绍兴政府投资660万，在柯桥建了17000平方米、共有600间营业用房的轻纺市场。

　　绍兴巴鲁特服饰老板吕勇，对这家轻纺市场记忆十分深刻。

　　2024年3月初，当我拖着行李箱在绍兴见到吕勇时，已经在江浙奔波了快一周，连换洗的衣服都没了，吕勇的店铺就在楼下，我索性在他店里买了一身衣服，以继续后面的江浙调研。

　　我们俩便在他店里一边选衣裳，一边说起绍兴往事。

　　吕勇是土生土长的绍兴人，1980-1985年，他父亲原在村办纺织厂做管理，后出来自己做纺织厂，他们家族其他人也都在干这行。

　　1993年，19岁的吕勇到舅舅纺织厂工作，负责供销科的进料管理，工资是800元一个月。

　　他舅舅这年，从日本引进绍兴第一批喷水织机，织布的速度和质量都大大提升，一时赚了大钱。

　　1996年，吕勇舅舅引进韩国的倍捻机，能做出更高端的女装裤料，一时供不应求。

　　看到舅舅生意这么好，第二年，23岁的吕勇找父母借到50万元，跟着姐夫去柯桥轻纺市场租了半间门面。

　　1988年柯桥轻纺市场开业时，属于绍兴的农村地区，那时绍兴人认为越城是城区，上虞只是县城，柯桥乡下地方没人爱去，因此3000元一间铺面求着人卖都没人买，只能强制推销。

　　结果到1997年，半间门面租金都要20万一年，生意红火得不要不要的。

　　吕勇靠着这半间门面卖舅舅的面料，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小钱，2000年这种面料不好卖了，又回到舅舅工厂上班。

　　这回在舅舅工厂干了三年，2003年开始做外贸，主攻中东市场，花了五年时间，到2008年时，吕勇正式变成吕总，每年能挣几百万利润。

　　吕总说那时候柯桥外国人多，以前韩国、印度、中东的中间商不少，柯桥外国人数量只比杭州和义乌少，他靠着中间商，先做中东、再做南美发的家，但现在客人会直接跑广交会和阿里巴巴找货了，这些中间商没有生存空间，外国人正在慢慢减少。

　　吕总后面的故事就很顺利了，挣了很多钱，2012年开始做自己的品牌。

　　我说你这个人生故事，我们湖南人真是想都不敢想，你1997年起家时的那50万，就是到了2024年，多少平民子弟一生都存不到，这是第一道门槛。

　　还有你依靠舅舅家的产品和信息，才一步步做到年入几百万，这是第二道门槛。

　　湖南平民子弟是永远得不到这种资源的，湖南人就只能出去玩命。

　　人出生在哪里，命运大方向就被锁定在哪里。

　　在我快要离开绍兴时，遇到一位63岁的谢老爷子，他补充一样信息，说绍兴除了黄酒酱菜纺织，过去还有个重要产业是锡制品行业，绍兴以前叫“锡半城”，城内一半家庭靠打锡制品挣钱，有做祭礼用的锡箔纸元宝，还有各种酒壶、锡盒，城里住满了手工锡器仙人，但因为行业太小，现在完全被其他产业淹没掉了。

　　现在的绍兴当然不只纺织，以前做领带和厨具出名的嵊州，现在改做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集成灶；以前做袜子、珍珠、环保等出名的诸暨，现在开搞智能视觉；以前做纺机、轴承的新昌，现在另做生命健康、高端装备。

　　另外，诸暨的次坞打面好好吃，真的好好吃，是我在浙江吃到最好吃的东西，这面能跟我在乌鲁木齐吃到的和阗玫瑰手抓饭相媲美，完全可以列入“一生必吃一次的美食”清单。

　　总体上来说，绍兴的工业还不够强。

　　绍兴在2023年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市里，排名28位，不敌湖州和嘉兴，只略胜泉州和珠海。

　　那是因为绍兴的产业升级还没有跟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发展速度一般，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也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还不是绍兴历史的最顶峰，绍兴的成长故事，也还没有讲完。

　　肆 义乌与杭州

　　见到土生土长的义乌本地金老板时，我已经吃过台州的麦虾、湖州的饭糍、嘉兴的八宝鸭、杭州的麦当劳、诸暨的次坞打面等各地美食，在江浙也走得非常疲倦，十分十分想回家。

　　但义乌在全国的名气那么大，我咬着牙也得跑一趟。

　　我现在依赖舒适的飞机高铁汽车，出行七天以上就会感觉很疲惫，古人凭双脚和马车，在颠簸的道路上奔波，其辛苦劳顿难以言喻。

　　我见到47岁瘦瘦的金老板时，他正在办公室里跟各国客人打电话，角落里还坐着一位黑乎乎的卢旺达员工，黑得他不说话，我都没发现他坐在那。

　　他在电话里一会跟俄国人聊天，一会跟乌克兰人聊天，电话一直讲个不停，以致于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正在忙着调停俄乌战争。

　　等到他放下电话，我已经在他对面干坐了十几分钟，终于等他闲下来，趁着俄乌调停的间隙，我抓紧时间问话：

　　“义乌那个传说中的鸡毛换糖，到底干嘛用的？”

　　没想到我这么直接，金老板一愣，坐下来喝了两杯茶，从国际冲突中缓缓回过神来，静了片刻，突然把我拉到写字楼落地玻璃前，指着远处的东阳江说：

　　你看，这是我们义乌的东阳江，水很浅，通不了航。

　　他又说：

　　我们这里水运差、不靠海，土地也很贫瘠，地理环境很差，养不活人的。

　　金总窗外的东阳江

　　我看了他一眼，鼓励他继续讲下去，接着他便点了支烟，跟我缓缓继续回忆起往事。

　　义乌就是在山沟沟里混饭吃，交通很差，造成这里有十八种方言，以前叫“义乌十八腔”。

　　义乌种水稻产量很低，主要种甘蔗，次要种一些枣，水稻不够吃，义乌人常常饿肚子，就得想办法解决生存问题。

　　但没有改开前，不能搞私营经济，义乌人找不到生存空间。

　　到改开后，义乌人就能拿着仅有的特产出去交换资源，而甘蔗制成的白糖、红糖、敲糖，是义乌人手里头唯一的特产。

　　农闲时义乌货郎便挑着敲糖担子，手里拿着一个招揽生意的拨浪鼓，走到浙江及周边省份的城乡，跟当地人换取鸡毛和牙膏皮等废品。

　　我打断金总，为什么不是直接卖糖？而是要换呢？换鸡毛又是用来做什么用？

　　金总说：其实义乌人搞鸡毛换糖，在明清就有了，义乌太穷苦了，每年腊月别人家欢喜团圆、喝酒吃肉，义乌汉子为了让家里多点生计，迎风冒雪，穿着草鞋，自带干粮挑着自己家做的白糖出门，过年时家家杀鸡宰羊，刚好可以用白糖找别人家换一点鸡毛。

　　换来的鸡毛分两种，一种质量好的叫红毛，可以做鸡毛掸子，跟废品一起用来卖钱，另一种质量差的叫田毛，当做肥料埋在稻田里，增加土地肥沃度。

　　鸡毛换糖从明清一直做到1970年代初，才暂停了几年，说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1979年春节，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结束，义乌人又开始搞鸡毛换糖了。

　　我说，原来鸡毛换糖在义乌也就暂停过十年，几百年来一直存在，我们外地人，还以为是义乌人改开后才摸索出来的。

　　金总说对啊，这是我们义乌的传统，你去了绍兴对不对？绍兴搞纺织不也是传统？很多事情其实就是千百年来一直这么搞，也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那些年断过。

　　他还说：你知道我们这有个叫杨守春的县委秘书不？1979年3月在《浙江日报》写了篇《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又响了》，顶着其他部门攻击他“公然为投机倒把分子唱赞歌”的批评，在报上算了笔帐，这年鸡毛换糖为国家出口红毛2000斤，价值4000元，给生产队储备鸡毛8000多斤，部分红毛和废品卖给收购站，大家还余了些现钱，鸡毛换糖利国利民，为什么不能做？

　　义乌人不仅收鸡毛，还收生活废品，也就跟各种小商品打交道，打交道多了，就熟悉这行的游戏规则，就把赚来的钱，开始搞小商品买卖，越搞越红火。

　　1982年5月，县委书记谢高华面对重压，表示“出事我负全责”，才让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顺利搞了出来。

　　义乌小商品市场后来搞了五代，分别为：1982-1984年的湖清门小百货市场、1984-1986年的新马路小商品市场、1986-1992年的城中路小商品市场、1996-2001年的中国小商品城、2002年至今的国际商贸城。

　　金总说到这里，将烟头放在烟灰缸里轻轻掐灭：

　　我们小商品后来做到全世界最好，外国人都跑到义乌来拿货，有1.3万名外国人就常居在这里了。

　　2023年10月29日，以色列攻打加沙当天，义乌的中东人还全聚在一起开会，商讨大家该怎么应对。

　　义务还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在国际商贸城里，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商品都买得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有；这么小一个地方，行政级别这么低、仅仅是金华下属的县级市，居然每天飞北京有8趟航班，飞广州6趟航班，各中小城市都有，想飞哪飞哪，交通竟方便到这种地步；还有义乌地少人多，经济又发达，房价超过湖州嘉兴绍兴宁波，全浙江竟只比杭州低。

　　中国的山中城市那么多，为什么就偏偏浙江能出义乌？

　　陕西商洛、福建南平、贵州毕节、湖北随州、河北承德纷纷表示不服，手里摸了块板砖，气咻咻地站了起来。

　　大家先不要动手，先听我讲另一段故事，大家就明白了。

　　我在杭州时，见着金华永康的徐先生，永康以做五金出名，他们的工业史起源于手工换铁，有着跟义乌鸡毛换糖类似的故事。

　　徐先生的父亲生于1954年，永康跟义乌一样穷得要死要活，他爸打小吃野菜和米糠长大，野菜和米糠都吃不到时，就步行出去做手艺或者要饭。

　　他爸就是小手艺人，使扁担挑着风箱火炉，一边收废铁，一边给人家做铁锅和铁勺、铜勺。

　　那年头家家户户都穷，一部分家庭拿出金属材料，比如铜铁什么的，现场加工现场做，弄好后有钱的给钱，没钱的给他爸一些剩铜，实在连剩铜都没有的，他们也收鸡毛，跟义乌人一样，回去卖作鸡毛掸子。

　　永康就这样一户人家带着一户人家，在周边地区做金属小手工、收金属边角料，一点一点扣出了原始积累。

　　永康五金业，就是永康人从挑着担子的风箱火炉起家，从最熟悉的金属物件起步，做成了今天的大五金产业，建起了自己的中国科技五金城。

　　徐先生说，他们那家家户户都有小加工厂，规模都在20-30人左右，老板们既做工人，也做经理，从牙缝里省钱，都是技术管理财务综合型人才，五金加工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他妈妈每天晚上听不到冲床声音，就睡不着觉。

　　商洛、南平、毕节、随州、承德人听完就不服气了，难道我们就没有手艺人吗？凭什么我们的手艺人就搞不起来这么大产业呢？

　　其实不是这些地方手艺人不争气，而因为义乌和永康，处在长三角工业圈，他们的手艺能做大，是长三角工业圈的边际效益造成的。

　　如果没有长三角工业圈，义乌和永康到哪拿订单？到哪找增量？是不可能完成原始积累，做成本地主产业的。

　　而且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整个长三角，上海吃利润最高、工作最轻松的产业；苏杭宁三城市吃利润相对高、科技含量高、工作较轻松的产业；湖嘉绍吃利润一般、科技含量一般的产业；义乌、永康、新昌、温州这种地方，吃利润最薄、工作最辛苦的产业。

　　要想在中国发财，要么围着珠三角和长三角吃大头经济利益，要么围着北京吃全国政治利益，要么围着武汉、成都、重庆这种重点城市吃小头经济利益。

　　长三角利益链被平铺得较散，上海的影响又过大，杭州这座省会城市，相对没有那么大的连带效应。

　　我们终于聊到杭州了。

　　因为我从事过近十年的电商行业，我人生赚到的第一笔小钱，也是经营电商得来，因此杭州一直是我出差最多的城市。

　　在全国，除了我曾居住过的深圳、东莞、广州、成都，杭州是我最熟悉的城市了。

　　我一直都很爱杭州，她温山软水、柔美婉约，处处有着沁人心脾的恬静之美。

　　2024年3月5日那天，我在杭州一户民居家蹭了顿本地饭菜，和他们聊到深夜。

　　死不要脸地蹭完饭，我放弃打车，决定沿着西湖旁南山路，步行一小时回酒店。

　　那天晚上，春雨梭梭，人行道被路灯铺满光泽，玉兰与银杏树挺拔俊秀，我孤身一人走在细雨之中，路过一处处静谧而墨雅的亭台楼阁，以及杭师大美院和中国美院，耳朵只听到汽车驶过路面的沙沙声，眼前是江南春夜的旖旎雨景，空气清新、风光怡人，一时神清气爽，心中凡尘俱扫，只觉人生美好不过如此。

　　杭州这番景象，我在湿热的广深从没有体验过，成都夜行也好，但多几分香粉气，缺几分江南温秀之美。

　　“其实你现在感受到的杭州城，跟我小时候经历的杭州城，不是一个样子。”

　　2024年3月6日上午，40岁左右的江昂雄，跟我坐在咖啡厅的边角座位里，手指划拉开手机地图对我说：

　　“我小时候杭州城极小的，只围着西湖这一小块，西湖东面从解放路到官巷口，是旧杭州城的核心。”

　　2000年以前的中国各城市都很小，本来我已习以为常，但我对着地图比划了一下杭州核心区大小，导航才发现仅1.2公里，还是吃了一惊：

　　以前杭州城这么小的吗？

　　就这么小。江昂雄说，1995年以前的杭州，据说是全国最小的省会城市之一，全市面积才430平方公里左右。

　　1995年杭州地图

　　杭州以前就十个老城门，把城市围成一圈，他们小时候还有个童谣：

　　武林门外鱼担儿，艮山门外丝篮儿，凤山门外跑马儿，清泰门外盐担儿，望江门外菜担儿，候潮门外酒坛儿，清波门外柴担儿，涌金门外划船儿，钱塘门外香篮儿，庆春门外粪担儿。

　　这十座城门原沿着杭州内环线依次分布，除修复过的凤山水城门和庆春门外，其他城门城墙从光绪年间一直拆到1959年，现在都只剩下石碑，作为当地的地标用。

　　江昂雄家以前在上城区江城路，就是现在的彩霞岭社区，他清楚地记得，以前家对面就是江干电影院，家里住的是沿街木制两层小楼，房间里面也是木板制成，采光差、很怕火。

　　他以前就读抚宁巷小学（已拆），每天上学时，会拿一个不锈钢盒子装一点米，在学校放在一个大蒸锅里蒸熟了吃。

　　小学时他常常去爬吴山、馒头山（凤凰山）、雄镇楼，还常去城河、中河抓螃蟹。

　　初中他就读杭州五中（现建兰中学），高中读的是杭州14中，大学读的是浙大，是个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杭州娃，亲眼见证了杭州城建史，因此对后面杭州城的发展烂熟于胸。

　　杭州的现代城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治理西湖，另一部分是杭州城的扩张。

　　几乎所有的杭州人，都认为聊起这两个主题，就必须提到王国平。

　　我看了一眼王国平的执政简历，就知道这跟我以前讲过的成都、西安、昆明等城市关键人物一样，是2000年代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物。

　　是那个年代刚好进入全中国的大城建期，所以才会涌现这么多相似的人物。

　　王国平从省化工研究所起步，除了在嘉兴干过五年市委书记，几乎一生都在杭州任职，2000-2010年任杭州市委书记，就是在这段任期内，完成了杭州的两大城建工作。

　　王国平的父亲叫王平夷，四川达州人，也做过杭州副市长和书记，因此杭州人都跟我说，王国平对杭州的感情很深，还给他取了个昵称叫“苹果王”或者apple王。

　　因为我杭州朋友挺多，其实在2000年代，我就常在QQ群里，听朋友讨论apple王对杭州的影响。

　　先说他治理西湖的往事。

　　王国平治理西湖这事，其实接的是前任书记厉德馨没完成的工作。

　　1983-1987年，厉德馨任职杭州市委书记，是他在任时，就开始了还湖于民的工程。

　　西湖最早并不是一个开放的湖，而是由民居以及各个权力要害部门分享的，当时叫做“一半西湖一半笆，筑笆都是官宦家”。

　　1980年代，西湖环湖公路圈内280余公顷区域面积内，有80多公顷是部队、机关、疗养院、企业、工厂所占用，建筑修得乱七八糟，大华饭店分部、省中医院宿舍、省法院、统战部、其他单位及商店占有了西湖的边边角角。

　　“而且当时西湖的水是臭的，”江昂雄补充说，“1990年代的西湖接近死水，水质很差，比较浑浊。2006年前，城中的河道黑黑的散发着臭味，西湖山上的小溪也被生活垃圾污染，这些水都汇流到了西湖。”

　　1983年开始，杭州市委市政府决定拆掉西湖各种围墙，厉德馨和市长钟伯熙要求拆旧还绿，还湖于民，大规模拆房建绿道。

　　西湖边各处都是生了根的国家单位，要一一拔除不容易，而且原先围起来收门票，每年有2000万的收入，大家都不舍得。

　　除了国家单位，厉德馨还初步尝试，开放西湖四大名庄里的刘庄和汪庄，两边谈判花了很长时间，2000年左右刘庄和汪庄才有限开放。而直到2003年4月，也就是王国平上任三年后，西湖沿湖130多处公园景点，才全部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开放，也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不收门票的5A级景区。

　　现在西湖也变成了活水，是将钱塘江的水引入西湖，换出来的水流入运河，按其进水流量，西湖约一个月更新一次，西湖水也干净了许多许多。

　　后来人把西湖开放的所有功劳，都算在王国平一人身上，这对厉德馨是不公平的。

　　我现在见东西多了，反而习惯一些大事要事，不是一代人突然完成的，通常是静悄悄筹备了许久，两三代人接力搞定才是正常的。

　　当然王国平对治理西湖也是有重大功劳的，他既接过了开放西湖的重任，还把西湖水成功疏浚，才有了今天西湖这么清澈的环境。

　　不过西湖能有干净的水源，又跟前面提到的“五水共治”有很大关系，是先有五水共治，保证了水源干净，才有了嘉兴和西湖水质优良。

　　我反复在各篇文章里说，2000年代中国各地出了很多标志性人物，有好有坏，不是这个人独独有通天的本事，而是时代大潮刚好到达一个顶点，将某个人推到了这个关键位置。

　　在王国平成功治理西湖的背后，就是有厉德馨多年付出，和浙江五水共治共同努力的成果。

　　王国平给杭州带来的不仅仅是西湖。

　　他在任时，恢复了西湖博览会、主办了全球网商大会、中国国际动漫节、中国国际丝绸博览会，在保护文物古迹的前提下，完成了十横十纵道路改造，打造了互联网强市。

　　但我们重点要聊的，是王国平在任时，杭州整个城市的扩张。

　　扩张主要是两大内容，一是萧山、余杭并入市区，另一个是市中心从西湖向钱江的推进。

　　2001年3月12日，杭州市政府宣布撤销萧山、余杭两个县级市，设置萧山区和余杭区。

　　这使得杭州市辖区由6个增加至8个，市区面积由683平方千米，猛地扩大到3068平方千米，人口由179万增加到373万。

　　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城市面积由倒数第一上升到第五，人口由第13位上升到第6位，杭州成为长三角地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个大都市。

　　对于这次市区扩容，余杭没啥意见，反正西边的余杭一直在杭州眼皮子底下做小弟，几千年都习惯了，不就换个名字的事嘛。

　　但是萧山人民就有意见了。

　　前面讲湖嘉时我介绍过，浙北平原是被钱塘江分开的，钱塘江北部是杭嘉湖平原，南部是宁绍平原，萧山在宁绍平原，打小就归绍兴管，1959年才归杭州成为县级市。

　　萧山人说话跟绍兴柯桥没啥差别，几乎一模一样，他们也默认自己跟绍兴同宗同族。而杭州因为做过南宋都城，吸收过北方的儿化音，比如老城门的童谣好多“儿”，跟萧山方言早不是一路，两边就不显亲切。

　　在萧山人看来，杭州是后妈，绍兴才是亲妈，后妈就是比亲妈生分些。

　　宁波慈溪市大部分居民讲的是临绍片的余姚话，他们也认为自己是绍兴人。

　　浙江跟江苏一样散，永康义乌人绝不说自己是金华人，路桥黄岩江椒人也不说自己是台州人，青田人不说自己是丽水人，海宁桐乡人不说自己是嘉兴人。

　　江浙两省这种散装形式，很容易给我们外地人造成困扰，我以前一直以为义乌是一个单独的市，直到学地理才知道它只是金华下面的一个县级市。

　　萧山不服杭州不仅仅是文化上的原因，以前两边的经济差异也大。

　　外地人不知道，萧山从改开后就发展得特别好，乡镇企业发展强劲，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10%，1980-90年代，萧山常年是浙江第一强县，1990-2000年代时，萧山还常常是全国十强县，拥有大量日资企业。

　　“萧山人以前有钱，看不起杭州人，更不想融入杭州。”一位曾在萧山任职多年的公务员告诉我，“进入2010年代以后，萧山开始走下坡路，我以前上班的单位，2013年就有时候发不出工资，2014-15年，就常常发不出年终奖。萧山跟滨江一直有块地争执不清，有一年滨江看萧山财政困难，给了萧山5亿救急，从那以后，萧山也不好意思跟滨江争这块地，这块地就归滨江了。”

　　那萧山怎么突然就衰落了呢？

　　也没啥特殊原因，就是产业落后了，重耗能重资源的产业搬出了萧山，财政也就跟着暴降。

　　萧山后来重新融入杭州，主抓纤维新材料和智能汽车，现在发展得也不错，按2022年数据，萧山年纳税3亿元以上的企业有3家，纳税1-3亿元的企业有27家，纳税5千万-1亿的企业有49家，纳税3-5千万的企业有54家，纳税1-3千万的企业有237家。

　　这位公务员另对一件事印象深刻。

　　在2016年前，杭州的房价还算平实，杭州普通房价2-3万每平，萧山大约是1.8万每平，2016年G20过后一个月，杭州房价突然狂涨40%，到11月已涨了一倍，他在G20前在萧山看中一套房，参加完G20的安保工作，回来一看房子已经涨得买不起了。

　　2019年5月，这位公务员终于在杭州一处老小区，买了套1992年建成的房子。2016年他原房东购买这套房只花了100万，他接手时已经涨到了300万。

　　我突然想起了2015年的深圳，房价也是一眨眼就跳上去了，稍一犹豫就贵到让人绝望。

　　2024年，杭州和深圳的房价都回到了2019年，不过还是高到让普通人难以承受。

　　萧山、余杭并入市区后，杭州才能将市中心从西湖向钱江推进，官方叫从西湖时代跨入钱江时代。

　　杭州城市重心，以前是向西湖北岸倾斜，发展空间太小，城市可利用空间小，为了同时做好环保又扩展城市，王国平在任时，将西溪湿地保留下来，设立一个国家湿地公园，又将钱塘江北岸划出钱江新城，连杭州市政府都在2016年从武林门搬了过去。

　　王国平在任十年，钱塘江滨江两岸，新建住宅楼盘63处，总面积484万平方米，商业、教育、医疗都发展起来了。

　　钱塘江沿岸也从最初的仓储码头，发展到工厂车间，再发展到高新技术产业园。金融、会展、商务、办公重新聚集。

　　不过杭州人跟人说，他们还是更爱西湖。

　　“钱塘江是条凶江，每年观潮都会死人，1993年一次还冲走过80多人，而且钱塘江没有航运功能，没有西湖那种人文气象，住西湖还是比住钱塘江边要舒服很多。”

　　有一位读者跟王国平打过几次交道，说他既强势、又实干，开会的时候骂人骂得很凶，还让下属们“星期六一定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一定”，要让大家积极干活，因为“你干，会被骂一时，你不干，被人骂一世。”

　　王国平在市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目前任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理事，正忙着争取让杭州有七处世界遗产。

　　从王国平上任到现在，24年过去了，杭州现在每年吸引40-50万年轻人落户，变成以阿里巴巴为核心的互联网之城，以及全国60%MCN公司的网红之城。

　　到2024年，中国目前有两座年GDP破4万亿、3座破3万亿、5座破2万亿的城市，从高到低分别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香港、苏州、成都、杭州、武汉。

　　但毫无疑问，这十座有钱的城市里，杭州，是最美的那座。

　　伍 人间天堂

　　我以前在写江苏篇时说过，苏南地区是中国最好的一块地，大平原、长江、入海口，使苏南达到了“通江达海”四个字的巅峰，在全球化时代，可作为工业生产基地，占尽中国地利。

　　而浙北地区，其实大体跟苏南一样，只是因为不靠长江，又失了太湖，仅有宁波一个大港口，因此显得没有苏南那么富足。

　　而浙南地区，则是整个长三角工业圈的衍生，给长三角做配套蓝领类服务，加上一些远走他乡的温州、台州老乡带来的海外资本，使其也过上了富裕生活。

　　人生在江南是幸福的。

　　我第一次到杭州出差，是2010年的夏天，白天随朋友到杭州郊外看到当地村民的别墅，就觉得精致典雅，是岭南极其少见的审美。

　　在景区散步时，朋友指着各色老房子寺庙，说这个宋朝的，那个是明朝的，好像遍地都是古迹，听得我这个习惯广东工业区的湖南小伙又羡又恨。

　　晚上我们在杭州过马路时，人还站在路边等待，车子会主动停下来，司机友好地招招手，示意我们先过。

　　那可是2010年啊，我在广东从来没有见过车让人，后来全国各地，也是缓缓才推广车辆主动礼让行人。

　　浙江给我的体验，是物质文明走在前面，精神文明也走在前面，现在既有美景，又有古迹，还有新兴科技。

　　这不是人间天堂，这是什么？

　　能成为一名和平时期的江南人，就是极幸福极幸福的事了。

　　愿来生成为一名江南人，跟每位江南人一样，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