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平：《大明王朝1566，不止是党争》拍案叫绝！胡宗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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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论史，是为了让历史回归历史本身，没有借喻，也没有私货，唯有让事件回归事件本身，才能更好地让人们读懂历史事件，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网上关于《大明王朝1566》的分析有很多，但一些解读只是流于表面。譬如很多人对《大明王朝1566》的解读都只呈现了三方势力的博弈：1、以嘉靖为代表的朝廷皇家、2、以严阁老为代表的严派。3、以徐阶为代表的清流。认为：嘉靖推“改稻为桑”是为了解决日益严峻的财政危机，而严派则是想要借助“改稻为桑”中饱私囊，徐阶等清流则是希望搅黄此事从而扳倒严派，以便自己上位代之。

　　但这场博弈其实并不只这三方势力存在，一共是有四方势力参与，且这个第四方力量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首先说嘉靖的态度。财政空虚当然是要命的，必须去解决。但改稻为桑的前提是海运必须保持通畅，这样才能正常通商搞对外贸易变现换钱。而现状是：海运并不通畅，戚继光还在东南剿倭呢。这时候首先要解决的是剿倭，否则就算桑树生丝搞出来了，卖给谁呢？不能及时变现的话就等于还是没钱，又哪来钱继续剿倭呢？因此，要办成这事，必须是先剿后桑，不可能是先桑后剿。

　　再次说严派的态度也很蹊跷。在电视剧里严嵩是很想完成此事的，虽然严世蕃很想借机捞钱，但捞钱的前提则是也必须先办成此事，否则改稻为桑这事如果办不成，其结果就是钱捞不到、脑袋也保不住。——但这里最大的问题就出现了：严派，为什么要推动改稻为桑呢？为了捞钱？看似有理，其实毫无道理。要知道：权力不仅是自上而下的，更是自下而上的。严派之所以大而不倒，不仅是严嵩为朝中阁老，更是因为其徒子徒孙更是自成一体派紧密抱团，尤其是事关权力重心的东南一域，严嵩更是派出了自己施恩深重的胡宗宪坐镇东南。主政东南期间，胡宗宪确实干得不错，是公认的“东南一柱”！也就是说，朝廷非常依赖这位有能力的一方大员，否则东南的天保不齐啥时候就得塌下来。

　　那么严派的权利来源就很清楚了：既有把持朝廷中枢的内阁，又有朝廷倚重的地方大员，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一路畅通。所以，最大的问题是：“严派，怎么可能自掘坟墓？” 诸位要思考一个问题，要想实现以“改稻为桑”解决财政收入的问题，就必须先搞定东南长期倭患问题，保障海运畅通对吧？但要真的搞定了东南长期倭患的问题，东南还需要什么国之柱子存在吗？

　　假设东南富庶之地今后不再需要什么柱子，轻松就能发展得很好，朝廷随便派个其他大员也能稳住局面，那他胡宗宪就不再是必须被朝廷倚重的地方大吏，而是飞鸟尽良弓藏的弃子。到时候，严派这条自下而上的权利来源就会被彻底抽空，他严嵩把控中枢的权力就会变成空中楼阁，轻轻一推就倒。

　　因此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严派都不可能也没有动力去推动完善“改稻为桑”这件事，反而是清流恐怕更愿意促成此事。只要徐阶不是傻子就不难看出这一点，只要解决了东南倭患积弊，那么顺势推倒早已被嘉靖猜忌的严嵩父子简直是易如反掌。随便查一查，严家多年来积累的各种问题多了去了，根本经不起查，绝对一查就死，根本不需要再多一个推行“改稻为桑”不力的罪名。

　　所以在真实的博弈中，我们需要重新划分一下势力支脉。在平局看来，实际在“改稻为桑”这场大戏当中，一共有四方势力在推动，除嘉靖外还有三方。一方是把持内阁的严派，一方是以徐阶为代表的清流，还有一方是以张居正、胡宗宪、戚继光组成的，君子和而不同、君子群而不党的，真正有治理天下、匡扶社稷之心的柱石之臣。

　　嘉靖作为皇帝，当然是希望天下长治久安。可是皇帝也不是三头六臂，其想法必须依靠官僚体系去推动。严阁老代表的是传统官僚体系既得利益集团，徐阶代表的是清流。作为皇帝，嘉靖需要握住清流这支鞭子不断地去抽打严派，迫使其去执行自己的指令。我们可以把清流视为“党鞭”，当然，清流之所以可以作为鞭子，主要是因为其是“在野”，一旦让清流掌握中枢变成新的既得利益者，那么他们转身会比任何人都快，一点也不清流。

　　可是，帝王除了采取利用清流来钳制严派这种权术之外，还需要其他力量的支撑，否则整个天下就只有党争，根本没人办实事，空斗内耗的结果，只能是全盘皆输，船翻了谁也跑不了。所以，朝廷还是需要实干派的。

　　纵观整个事件的演变，真正想要东南稳定发展的只有三个重臣，那就是张居正、胡宗宪以及戚继光。戚继光是武将，胡宗宪是严嵩提拔，张居正在内阁，虽然三人交集甚多，但这三人怎么说都不是一派，但就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将他们坚定地团结在了一起。在中国历史舞台上，除了尔虞我诈的名利斗争，还有一种翻遍西方史书都找不到的特殊存在，那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真正传统士大夫精神。这种精神追求一旦树立就很难被打破，它可以让人超越世俗的利益暗夺明争、站队党争、派系之争，而是变成一种超越利益的现实理想主义。

　　它会使得人在看尽世间阴暗和残酷之后，依然不对人性失望，依然不对未来灰心，依然保持赤子之心，依然不黑化、不堕落也不逃避，而是化身为直面和抵御黑暗的一束光。

　　大明王朝1566，还有张居正、胡宗宪、戚继光这样的人作为第四方势力存在，还有他们在认认真真地在其位谋其政，是一件幸事。以他们几人的手腕、智商和地位，要真的玩起严阁老或徐阶那一套，恐怕只会玩得更狠更厉，但他们却真的想要把任期内的事做好。

　　在平局看来，张居正、胡宗宪和戚继光的友谊的确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世俗利益。比如戚继光一心想要真的灭掉倭寇，还东南一片安宁。但戚继光的想法，实际上是触动了胡宗宪的个人利益，为什么？因为你戚继光要是平定了倭寇，那我这个“东南一柱”的牌子还怎么立得稳？你这不是在剿倭，而是在刨我胡宗宪安身立命的根啊。而当时胡宗宪实际给出的态度又是什么呢？实际态度是，胡宗宪大力支持戚继光。胡宗宪不是没有考虑过自己，只是他对天下人共同利益的得失关心程度，远远超越了他对自己个人的利益关注。

　　胡宗宪希望保住粮农的稳定生活，因为只有粮食稳定，把粮食安全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才能给东南剿倭的戚继光提供一个稳定的战略后方，至于胡宗宪自己的前程，就不在考虑清单当中了。而戚继光那么聪明的人，岂能不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典故？对戚家军而言，最好的状态就是倭寇永远剿不灭，但也不至于真的翻了天，最好是长期保持对东南的威胁，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这样戚家军永远都有立足之地，朝廷各个派系的人，就永远不得不对戚继光有求必应，笑脸相迎。养寇自重，说的就是这种做法。

　　但戚继光从没想过这样做，不是做不到，是真不想或不屑。

　　张居正也可以和徐阶合流，用清流手法推倒严派，然后摇身一变成为新的阁老一派，继续欺上瞒下中饱私囊，直到被下一个清流头子掀翻为止。但张居正偏不，他表面乖顺实则洞悉，在几方权力利益斗争的倾轧当中独善其身，直至手握中枢内阁权柄。但即便张居正手握中枢内阁，但却没有选择严嵩或徐阶的玩法，而是将大量的资源向戚继光倾斜，使之可以继续顺利剿倭、然后北上御敌，给大明王朝换来了一段宝贵的平安岁月。

　　使部利利之天下，而非尽利其党羽，这是在当时很高尚的政治理想主义实践，但最终结局却也是不尽人意。胡宗宪自尽身亡、戚继光惨淡收场、张居正被挫骨扬灰，这就是黑暗力量的反噬和反扑。但幸而，历史最终给与了他们公正的评价。至今为止，各地都还有民众修建的戚继光庙、张居正和胡宗宪纪念祠。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综上所述，严派搞好“改稻为桑”的心思是没有的，但借改稻为桑捞钱的心思不仅有，而且很大。

　　清流阻拦“改稻为桑”的是不可能的，主动促成此事也是没必要的，四处派人抓把柄斗严派才是他们出力的方向。

　　如此一来局面将会变得不可收拾，幸亏还有另外一派力量既想剿灭倭寇，又想对得起社稷，还不想辜负朝廷。

　　所以你才会看到，当有人纵马踏苗时，戚继光会率兵阻拦，而胡宗宪居然支持力挺戚继光。所以你才会看到，当马宁远放任毁堤后，被胡宗宪直接怒斩首级，而戚继光则带兵抗洪赈灾，不仅率兵手挽手下河组成人墙阻拦洪水进一步扩大，而且还将兵粮分出一部分给灾民，最终稳住了局面。

　　如果大明1566年间只有严阁老一派和清流一方斗法的话，以上这些都不会发生。

　　至于“改稻为桑”的想法本身，其实也不是嘉靖一拍脑袋就想出来或听信的昏招，而是在借鉴老祖宗的做法。因为同样的“改稻为桑”，在真实的明朝历史上早就发生过，而且改得比较成功。根据《明史》记载上一次“改稻为桑”发生洪武皇帝在位期间，当时在洪武皇帝的旨意下，朝廷制定了一系列扎实细致的改革措施，比如规定不得触及小农户利益，低于5亩地的农户不参与“改稻为桑”，只有拥有5亩地以上土地的农户才需要按照一定比例改稻为桑，且科学规划委“桑苗套种”。也就是说拥有土地越多的农户，所需要改的面积就越大，整体政策倾向是照顾贫下中农，同时科学释放刺激有地阶级的生产力。

　　并且，洪武版改稻为桑不仅政策扎实细致，洪武年间的干部也更为淳朴务实（毕竟不淳朴务实的都拿去剥皮实草了），所以执行起来也没有打什么折扣。——你看，政策制定好了关键就看怎么选人用人。即便同样的事和法律，不同的人也能干出截然不同的结果来。人才是一切的关键，或者说人心。

　　因此在1566年的西苑，面对现实局面的嘉靖到底想了什么，恐怕没有人能知道了。但平局认为，这位被后世人认为醉心权术的帝王可能其实并不那么擅长权术，因为那些真正擅长权术的帝王，都不会被人评价为擅长权术，而是或宗、或武、或文、或谓之十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