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先生：藏在中国历史里的吃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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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安杀妻」，讲的是猎户刘安把妻子杀掉取肉出来，然后给刘皇叔吃的故事。

　　这个典故出自于《三国演义》，纯属虚构，而且史料也无记载刘备有过这种恶劣行为。

　　但刘备的军队，是发生过类似事例。

　　《三国志。先主传》就有记载，「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败，吏士大小自相啖食。」

　　当时刘备与袁术大军正在淮阴对峙，却被自己收留的吕布背叛，失去了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徐州根据地。

　　刘关张又成为了流浪汉。

　　由于缺乏粮食，刘备大军几乎被逼入穷途末路，将士们都受不住了，开始互相捕食。

　　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众生惨状。

　　这样的事例在东汉时期并不罕见，而「人相食」一词，在二十四史出现的次数也非常频繁。

　　从《史记》一直翻到《明史》，比比皆是。

　　以《后汉书》为例——

　　光武时期有「三辅大饥，人相食，城廓皆空，白骨蔽野」；

　　桓帝永寿元年的「司隶、冀州饥人相食」 ；

　　还有灵帝时代的「时人饥，相渔食」。

　　尽管史料对每个朝代的「人相食」描述都只有寥寥几句，却掩盖不了时代的残酷真相。

　　「人相食」通常都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饥饿」。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里，有文字记载的饥荒就超过4000起，可见老百姓吃饭的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

　　这倒不是统治者们不想解决，毕竟粮食是民心，也是军心，道理当然懂。

　　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他们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

　　有的奖励耕织，减轻赋税；有的开创性土改，抑制土地兼并；有的为了满足战争需求，就把流民集中起来，大力发展屯田。

　　光生产当然是不够的，还要想办法储存起来，积谷防饥，所以还得建立集体粮仓。

　　在商周时期，朝廷就按层级划分，建立了一个个地方粮仓。

　　到秦汉时期，就有超大规模粮仓的出现，比如储存量超过十万石的咸阳仓，集中了从中原各地征调上来的粮食，必要时可以调拨四面八方。

　　粮仓的作用不仅是储存，还能调节粮食价格。

　　丰收时，国家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大量买入粮食，避免谷贱伤农。

　　等粮食歉收时，再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抛售，抑制粮价，防止有囤货居奇的现象。

　　既然当权者们都用各种方式避免粮荒，可为什么还经常出现大面积的饥荒？

　　主要两个因素。

　　一般来说，饥荒的客观诱因不外乎寒、旱、涝等极端气候，或者是蝗虫灾害。

　　例如元代大德年间的大饥荒，起因是江浙各地频繁出现天灾。

　　要么是连续数月的洪涝灾害——「雨水频并，数月不止，河港盈溢」。

　　要么是水灾、旱灾、蝗灾同时并发，让两浙之地陷入一片水深火热。

　　由于两浙是重要产粮区，在天灾的影响下，导致粮食严重减产，很容易出现大饥荒。

　　饥荒的影响范围非常广，除了周边地区，甚至波及到元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当时的老百姓受灾情况有多惨烈？

　　文学家程钜夫是这么写的：「骨肉相食，饿莩满野，行数十里不闻人声」。

　　像正德、万历年间的饥荒，以及光绪「丁戊奇荒」等，诱因都是极端气候和虫害因素。

　　除了客观因素，还有官场腐败和战乱等人祸。

　　它们是扩大灾难影响的罪魁祸首。

　　有一位经济学家曾指出：「人们饥饿并不是现实中没有足够的食物，而是他们得不到而已。」

　　前面说的几个大饥荒，就是由于赈灾粮食被层层剥削，导致灾民得不到援助，让灾难一发不可收拾。

　　至于战争方面的因素。

　　纵观历史，在王朝末期或是战乱时代，往往都伴随着大饥荒，就像秤不离砣的两兄弟。

　　在这方面，崇祯帝很有发言权。

　　崇祯过得有多憋屈？

　　他在位十七年，有十年都是天灾不断，导致国力十分羸弱，同时还要面对李自成、张献忠和皇太极等人的内外夹击，苦不堪言。

　　当时几十万流民大军在全国到处乱窜，他们只搞破坏不搞生产，导致大量农田被抛弃。

　　由于常年天灾，剩下的在耕田也出现歉收现象，国内物价极为高昂：

　　「稻米粟米每斗二两三钱，小麦一斗二两一钱，猪肉一斤一钱八分，红白萝卜一斤一分。」

　　如果大家觉得不够直观，可以对比一下万历年间的粮价，当时一两白银可买到两石大米，一石等于十斗，也就是说，到崇祯时期的大米价格，足足上涨了40多倍。

　　这十几年来，百姓几乎没怎么吃过饱饭。

　　有良心的官员会开仓赈灾，向富商募捐粮食，但更多的人囤货居奇，大肆哄抬物价，发国难财。

　　很多地方粮仓储存的大米都已经发霉了，可官员豪绅们就是不愿意拿出来救济灾民。

　　在饥荒大面积蔓延的情况下，老百姓是遇啥吃啥，当山上野菜野草都吃光了，就开始扒树皮。

　　所以一眼望去，群山一片光秃秃。

　　树皮吃光了，灾民们又挖观音土来充饥，哪怕知道吃了这玩意必死无疑，只是时间快慢而已。

　　有些人不想吃观音土，但树皮确实吃光了，怎么办？

　　以家人为食。

　　「木皮石面食尽，父子夫妇相剖啖，十亡八九。」

　　那一刻，伦理和道德都不重要了。

　　当然也有人会问，如果古代统治者励精图治，四周太平无事，风调雨顺的情况下，老百姓就一定能吃饱饭吗？

　　还真不一定。

　　一个是古代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太低了。

　　在农具落后、缺少肥料、水利灌溉不全面等因素的制约下，在古代种田只能靠天吃饭。

　　但大自然不可能一直温和下去，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和蝗虫灾害，又是可怕的歉收年。

　　强盛如贞观时期，李世民在执政头一年就遇到了蝗虫，差点摆烂，最后还得靠玄学才让大唐躲过一劫。

　　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提高粮食产量。

　　比如在兴建水利、推行农作物多熟制等方面多加把劲，粮食亩产量总是能上来的。

　　自战国到清朝，粮食亩产量从200多斤提到巅峰时期的360多斤，就能说明这一点。

　　但这，已经是小农经济能做到的极限产量了。

　　在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理论中，小农经济能容纳的人口是有上限的。

　　当新生王朝通过百年休养生息，重新把人口恢复起来时，慢慢就会面临人口的饱和问题。

　　如果统治者适时发展工商业，引进外来资源，又或者革新技术，让粮食产量实现质的飞跃，倒是可以释放一下人口压力。

　　问题是，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阶级利益，往往选择重农抑商。

　　这就造成了劳动力过剩，食物资源供给不上，一旦来个天灾人祸，就很容易大饥荒。

　　清朝人口的巅峰容量也只是4亿人而已。

　　这问题，一直到上世纪40年代都没得到解决。

　　加上抗日战争、苛捐杂税、极端气候等因素，最终导致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

　　据不完全统计，这场大饥荒让3000万国民受灾，有约300万人死于饥饿、或衍生疾病。

　　面对灾情，国民政府减少了军粮征收数量，同时开仓赈灾，然而整个政府内部完全烂透，用来赈灾的3亿法币在重重盘剥下，已经所剩不多。

　　而老百姓对此已经习惯了。

　　当国民政府开设的粥棚里找不到一粒大米时，他们跑去山里挖野菜，啃树皮，吃观音土。

　　发展到最后又是「人相食」。

　　我国真正摆脱饥荒困扰的契机，还得从60年代说起。

　　和广大老百姓一样，袁隆平也历经了三年灾荒期，这种饥寒交迫的滋味让他永远难忘：「你们年轻人不懂啊，肚子饿起来真的难受。」

　　1960年，他开始研究杂交水稻。

　　然而当时的学术界都不看好杂交水稻，他们认为，既然连日本和美国都研究不来，这世界就没有谁能鼓捣出来。

　　在业界同行的不解和嘲笑中，袁隆平默默耕耘。

　　在熬过特殊十年，经历长年累月的培育实验后，他终于育成第一个可以普及应用的杂交水稻品种——南优2号。

　　经过大面积试种，208万亩杂交水稻增产幅度超过20％。

　　非常惊人的成就。

　　如今，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超过1700万公顷，超级稻平均亩产达到破纪录的1251.5公斤。

　　全国水稻单季平均亩产也增加到470公斤，比上世纪50年代的亩产多了一倍不止。

　　杂交水稻的出现，让中国战略储备粮仓有了支柱，也是我国口粮自给率100%的底气所在，真正做到了「口粮绝对安全」，老百姓要吃饱饭完全不是问题。

　　所以只要有杂交水稻的存在，国内大米价格就翻不了天，中国老百姓终于永远摆脱了吃人噩梦。

　　这一切可都来之不易，所以我写这段历史，仅为纪念和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