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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博:重庆、成都、西安等,大机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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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9 03:49: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对哪些地区、城市构成较大利好?对沿海发达地区意味着什么?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这句话,在二十大报告里就已经出现。这句话跟“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放在一起,是在202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出现的。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这一点。

  所谓“重大生产力”,主要是核心技术、先进制造业,比如集成电路、航空航天、国防工业、新能源、重大工程设备、软件设计、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事关我国国际竞争力、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和产业。

  当“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跟“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放在一起的时候,意图就非常明显了:就是把集中在东部的关键技术、关键产业,适当向中西部分流一些,避免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同时,让“战略腹地”跟“战略头部”共成长,不能“头部”太大,“腹地”太弱、太小。

  这令人想起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56项重点工程”(下图)和后来的“三线建设”。

  “156项重点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从苏联、东欧引进的重点工矿业项目,它们的建设持续了10多年,直到中苏关系破裂为止。156项重点工程奠定了中国初步工业化的部门经济基础。

  从上述名单可以发现,项目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三省,很多靠近中苏边境(这为后来的“三线建设”大搬迁埋下了伏笔)。

  这其实就是1949年之后,第一轮“重大生产力”的重新布局。它的最大背景,就是二战后两大阵营的对立和冷战时代的降临,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可能到来的战争。

  由于缺少制海权,从1840年到1949年间中国在跟外部的冲突中,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以及京津地区多次受到外敌攻击或占领,成为致命的软肋。

  1840年后的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东南沿海的地位反而不断被市场力量强化,因为“海权”压倒了“陆权”,经济活动、生产力分布主要围绕着便捷、廉价的海运(港口)来分布。

  1949年之后,第二轮“重大生产力布局”是中苏关系破裂后的“三线建设”。

  当时把国土分为一线、二线、三线。一线是指沿边沿海的前线地区,比较容易受到攻击,要减少重大项目的布局;二线是过渡地带;三线是战略腹地、战略大后方,要强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三线建设”从1965年全面展开,持续了15年。根据公开资料,一共投入了资金2052亿元,高峰时投入人力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大批沿海企业和技术管理人员迁移到了山沟里,其中进川的就有40万人。

  三线建设的重点是九个省,即:四川(含重庆)、云南、贵州、陕西、青海, 甘肃全境以及河南、湖北、湖南的西部地区。

  在这期间,先后建成了攀枝花、酒泉等钢铁冶金基地,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长城、水城等大型钢厂,成昆、襄渝、川黔、青藏(西格段)等10条铁路干线等。

  后来随着国际局势变化,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大量三线工厂要么“军转民”,要么从山沟里搬迁到了大城市、甚至沿海地区。

  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融入国际大循环,成为世界工厂,全国生产要素再次向沿海地区汇聚。比如广东目前实际生活人口超过了1.5亿,大湾区实际生活人口就超过了1亿人。

  最近几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了。随着中国经济总量逼近美国,中美博弈加剧,各种风险不断涌现。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再次被重视。

  但这一轮“重大生产力布局”跟上两轮并不完全一样。如今世界虽然再次出现了战争风险,但没有上两轮严峻。和平发展、和平竞赛,仍然是总基调。

  所以我认为,新一轮“重大生产力布局”跟上两轮,尤其是“三线建设”将会有很大区别。

  “三线建设”初期(1964年8月),曾做出过如下规定:

  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

  一线,特别是十五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

  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

  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

  本轮“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是在和平时期启动的,大概率采取“有形之手+市场”结合的方式渐进式进行,并跟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区域战略结合起来,尊重经济规律,不可能一刀切、突击式推进。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最大受益者,毫无疑问是广大的中西部地区。

  但跟“三线建设”时期不同,新一轮重大生产力布局,受益的主要是中西部的大城市(而不是地形险要的山区)。只有大城市才有较好的生活、工作条件,也才能真正留住企业、人才,并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看看当年的三线地图,再对比一下当前主要城市的经济科研实力,你会发现,在新一轮重大生产力布局中,最受益的城市主要是:

  第一层次:重庆、成都、西安、武汉、郑州。

  第二层次:长沙、贵阳、昆明、南宁、兰州等。

  重庆、成都、西安、武汉、郑州,已经被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也拥有较强的科技、教育、医疗实力,以及交通枢纽地位。

  国家确定的9个国家中心城市中,只有4个在沿海地区,其他5个都在“原三线地区”(或三线边缘),说明“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早就在考虑之中了。

  其实过去这些年推出的“东数西算”,以及建设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也都有这些考虑。

  重庆、成都早就意识到“机遇来了”,去年两地人大代表联手提交了《关于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建议》。在当年的“三线建设”中,原四川省(包括现在的四川省、重庆直辖市),就是获得项目最多的地区。

  而东北三省、上海,是那一轮重大生产力重新布局中,外迁企业、人才最多的地区。据统计,三线建设15年间,东北有200多个企事业单位迁出,援建了300多个项目,输出了100多万人才(含熟练工人)。三线建设,被认为是东北发展的历史性拐点。

  另外,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有一个信息值得重视,这就是从今年开始、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2023年先发行1万亿。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本身就是国家重大战略,也是“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所以这几万亿特别国债,将有相当一部分用在“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上。

  中西部很多省区市,地方债务压力较大,可能面临投资增长不足的压力。现在,有了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战略,通过特别国债,将给12个负债率较高的中西部省区市带来新机遇。

  那么,对于东部地区来说,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否意味着产能、人才、资金流失?一些地区会不会重演“东北三省拐点”(三线建设)?

  其实早在去年9月,网上就有大疆和中芯总部将迁往西安的谣传。对此,大疆曾正式辟谣;中芯没有表态,或许认为不值一驳吧。

  之所以会有上述传言,可能是一些网友把“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跟“三线建设”联想起来,猜测可能会采取类似的做法。

  时代毕竟不同了,尖端科技企业的生存、发展,需要依托高效率的产业链,以及优质的生活、创新环境,一个成熟的企业很难连根拔起,随便搬来搬去。不尊重规律的强行搬迁,只会让企业失去活力。

  所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一个重要前提是:尊重市场规律。在这个前提下,通过政策引导、企业自愿来优化布局。

  对于沿海地区来说,目前的形势的确是40年来罕见的:不仅中国要优化重大生产力的布局,美欧也要这样做。

  所以我们看到,外企正把部分产业链迁移到墨西哥、越南、印度等地;现在,国企、民企要把部分产能和研发基地布局、分流到中西部。

  这对于东南沿海省市来说,的确是一种新的考验,最近两年东莞经济之所以失速,就跟这个因素有关。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极音速武器和空天武器时代,战争已经没有了前后方,你以为距离敌人远的地方,可能反而是距离敌人近的地方,轨道轰炸机改变了传统的距离观念。传统的“三线”已经过时,腹地的观念也在更新。

  另外,国家使用的说法是“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而不是“调整”;中西部的发展目标是“战略腹地”,没有取代东部地区“头部”定位的意思。

  所以,结论是:重庆、成都、西安等城市的确迎来了新机遇,但这种机遇不是颠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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