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风说雨：要官不要命是一种病态心理

大参考

　　生病这个问题，不管是穷人和富人、平民和名人，首先的第一反应就是到医院救治。这应该是人的本能行为，不需要任何隐瞒和理由。人这一生，还有什么比身体健康更重要，生命更珍贵。

　　然而，在官员这个举国仰慕的群体，有很大一部分就违背了这一常理，可以说压抑和人为丧失了人的本能。有病而隐瞒而不治病，这是一种什么现象，的确想不透。官员们容易患的或者说共有的通病，就是时下较为流行抑郁症。

　　来自《齐鲁晚报》的报道坦言，官员患抑郁症，一直以来总带有一丝隐秘性，但是连续不断的官员因抑郁而自杀的事件，反向催化了社会公众对这一群体的关注。我国公安部专家、浙江心理学专家赵国秋从2007年开始一直担任浙江省公务员心理援助项目的牵头人。他主导的最新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不够高，幸福指数不够高，压力比较大，职业倦怠程度比较高”，而这种情况，一年比一年严重。

　　严重到什么程度？报道说对于抑郁症患者，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许毅早已司空见惯。他所属的科室，每天接诊患者200多名，一年下来近7万人次，其中被确诊为抑郁症的大约占60%，其中约一半是公务员。

　　这名医生同时还举例说，南方某县的一位县长患有重度抑郁症，许毅还专门为他会诊过。当时县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许毅建议县长马上住院治疗，但县长的妻子坚决不同意，说：“一个县长住进精神病医院，那不成了全县的笑话吗?”但这不是笑话，有一天该县长独自一人外出，撞到汽车上，自杀了。

　　像上述县长这样要官不要命，患有抑郁症，而又隐瞒的“带病”官员，自杀的不是个案。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以来，先后有广东省茂名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先进、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童兆洪、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原纪委书记张广生、陕西省榆林市司法局原局长张引胜、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祁晓林等因患抑郁症而自杀身亡。这仅仅还是政法系统的。

　　官员自杀，在当今社会注定是舆论热点。何况，隔三差五就看到官员自杀的报道，而且死因多为抑郁症。说到这里，可能一般群众就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官员群体易发、高发抑郁症？他们为什么或惧怕或羞于公开自己的病情呢？这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抑郁症是躁狂抑郁症的一种发作形式，以情感低落、思维迟缓、以及言语动作减少，迟缓为典型症状。抑郁症严重困扰患者的生活和工作，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约15%的抑郁症患者死于自杀。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哈佛大学的一项联合研究表明，抑郁症已经成为中国疾病负担的第二大病病。 尤其在官员这个群体，问题更严重，而且主要是由各种精神刺激，挫折打击所导致的抑郁症。

　　按照抑郁症的解释和症状，至少可以明白官员抑郁症自杀的一些原因了。窃以为，官员患抑郁症，大致有这么几个因素：因为工作问题。都说现在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突出，官员工作压力大，官不好当，尤其是老百姓不好管理，哪里不如意就上访。一上访对于政府来说就是大问题，就有可能被问责，影响大的可能还会扯出其它事情，有被免职法办的可能。这也是很要命的。想想啊，经过千辛万苦谋到了官，不仅仅是捞到该有的不该有的好处，而且又能在人前人后光宗耀祖，身后青史留名。因为一件事就危及到官位，一辈子的努力就化作一江春水付之东流了。能不焦虑吗？能不失眠吗？能不抑郁吗？能不变态吗？

　　因为升迁问题。这也就是说还巴望做更大的官。中国的官场，就是一个竞技场，不是说你的党性有多强，工作努力有多大，群众如何拥护，而是看上面的人有没有和你对上眼，关系搞得怎么样？假设你没有把上面的关系摆平，所有能力仅仅就可能变得一文不值，哪怕是测评是群众投了高票也无济于事。这还仅仅是对上的问题，对同级的官员就更为复杂。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个空位，而有几个人同时盯着，但大家都不露声色，在暗地里操作较劲。本来这个位子是你的，可铺好的铺让别人睡了，这种滋味怎么好受？事情就这么摆着，还无话可说。这样的事随时可能出现。长期身处这样的环境中，能不焦虑吗？能不失眠吗？能不抑郁吗？

　　因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对官员很要命，比如说养小三等道德问题。这种事在以前都根本不是事，还被认为是官场中的时尚，被纷纷仿效。在被法办的腐败分子中，多有这样的样本，有些还令人恶心，不堪入目。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在查出的腐败分子中多了一项罪责，叫“道德败坏”。按照有关部门的解释，“道德败坏”就是有3个以上情妇。假设说在没有“露马脚”之前，这样的官员不仅要管理好“小三”，又要防止后院不要起火，得花多少精力？再假设“小三”们如果争风吃醋，一时愤怒弄到纪检部门，或者原配打来，招招都可致命。法律不管的，如今党纪管了，而且就连“通奸”的词汇也用上。如此陷入党纪国法的包围中，提心吊胆，没有宁日，能不焦虑吗？能不失眠吗？能不抑郁吗？

　　更要命的是当然是患了抑郁症，还不能让别人知道了，尤其是上级部门。这还不是自己“感觉特别丢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仕途的重大问题。在官场中，“抑郁症”这三个字是绝对的禁词，没有人会主动说，甚至私下打听也犯忌讳。因为组织有规定，患有抑郁症的官员是不允许被提拔的。这也就是说，抑郁症可以断送官员的大好前程。因此，官员如果患上抑郁症，也只能守口如瓶，烂在肚里。县长不愿意住院，就是基于这样的动机。从医学专业角度分析，抑郁症是一种成因复杂的“心病”，与精神分离有关，患者平时与常人无异，但一旦发作，会令人痛苦煎熬、生不如死，才会有自杀的现象，多么可怕。治疗又顾虑重重，只能拼命隐瞒。尤其是本身就讲究隐秘的官员本身，就是生命祸端。如此，还有什么比隐瞒病情更可怕的？

　　官员的抑郁症是否就无法可治了呢？当然不是。这首先在于营造清廉的政治环境，注重官员的道德建设，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要建立官员的精神干预和心理疏导机制，不断完善维护干部身心健康方面的制度建设，帮助他们塑造健康、阳光的心态，营造“倾心为民、快乐工作、健康生活”的良好氛围。干部也要不断的增强社会心理承受能力，适应社会转型、工作岗位变化等情况带来新问题，提高自身应对变化的能力和水平。

　　崔永元应该就是抑郁症的典型代表之一。一个名人，都毫不忌讳让观众知道自己的病情，然后救治。这一点，至少为了对家庭负责，有抑郁症的官员的确应该学习崔永元，克服传统障碍和心理压力。生命与官位相比，显然生命最重要，而不要本末倒置。

　　总的说来，官员忌讳抑郁症，是一种病态伪善的心理。有病躲躲藏藏，命都不要了，还有什么做官的资本和基础？生命都不珍惜，做官又有什么用？心理出现大问题，身体不健康，还奢谈什么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