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从张居正丈量田地，再看教员的窑洞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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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史·志·卷五十三·食货》有一组田地数量的浮动数据，很有意思，写篇短文和大家聊一下。

　　我们先来看原文。

　　洪武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

　　至宣德间，垦荒田永不起科及洿下斥卤无粮者，皆核入赋额，数溢于旧。有司乃以大亩当小亩以符旧额，有数亩当一亩者。步尺参差不一，人得以意赢缩，土地不均，未有如北方者。

　　而诸处土田，日久颇淆乱，与黄册不符。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

　　嘉靖八年，桂萼、郭弘化、唐能、简霄先后疏请核实田亩，而顾鼎臣请履亩丈量，丈量之议由此起。

　　万历六年，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於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总计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视弘治时赢三百万顷。然居正尚综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北直隶、湖广、大同、宣府，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云。

　　这段文言文其实不难理解。

　　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明朝的田地数据是850.7623万顷，并规定农民垦荒的田地，永远不用纳税，所有收益都是自己的。

　　但是明宣宗朱瞻基做皇帝时，发下一道诏令，说太祖高皇帝的优惠政策到期了，农民垦荒的田地必须纳税，而且田地管理开始混乱，无论田多田少，都在隐报瞒报，不提供真实数据。

　　到了明孝宗朱佑樘的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明朝的田地数据变成422.8058万顷，相比建国初期减少一半左右。

　　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朝大臣们要求重新丈量田地，整顿财政和赋税，但因为大臣们派系纷争不断，重新丈量田地始终没有落实。

　　直到张居正成为明朝内阁首辅以后，才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其中就包括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推行的丈量田地。

　　这次重新丈量的田地数据是701.3976万顷，虽然不如洪武年间，但比弘治年间多出将近300万顷。

　　田地数据更高，意味着张居正的改革有成效，张居正领导的明朝远超前代，意味着张居正可以得到更高的历史地位，总结成一句话便是“颇以溢额为功。”

　　于是，各级官吏极力的奉迎张居正，要么用小尺丈量，把一亩田地算成两亩，要么把农民的田地搜刮出来，再算一遍。

　　多出的300万顷田地，有相当部分是这样算出来的。

　　这个过程充满了层层加码、虚报数据、形式主义、好大喜功等官僚主义作风。

　　等最终的田地数据汇报给张居正以后，北直隶、湖广、宣府、大同等地便按照虚假的田地数据纳税。他们不仅没有享受到张居正改革的红利，反而比以前的负担更重了。

　　结果就是，张居正得到政绩，各级官吏得到前程，承担一切后果的，唯有被“无中生有”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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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改革的财政成果非常丰厚，我们在《一个王朝是怎样崩溃的？》里面说过，这里就不重复了。但前文也说了，改革确实伤害了农民的利益。

　　我们不能因为张居正改革的成果，掩盖张居正改革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张居正亲手造成的。

　　在清查田地以前，张居正做了一系列的集权工作——

　　第一，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张居正和冯保联手，驱逐了资历深厚的内阁首辅高拱，张居正继任为内阁首辅。随后内阁大学士高仪去世，张居正推荐礼部尚书吕调阳入阁，原因是“调阳暗弱，不敢有所持。”

　　三年后，张居正推荐张四维入阁，原因也很简单，“张居正当国，四维岁时馈问不觉”，张四维对张居正嘘寒问暖，张居正把他当成家人看待，所以推荐他入阁参政。

　　从此以后，张居正独掌内阁，国家大事一言而决。

　　第二，张居正上书请求考察京官，一方面清理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另一方面借此排斥不服从自己的官员，属于公私兼顾性质的政策。

　　第三，父亲去世，张居正需要回乡奔丧，原本万历不想挽留，但张居正担心“恐一旦去，他人且谋己”，便一边上书请求回乡，一边暗示党羽们上书夺情，挽留张居正继续工作。

　　最终张居正夺情成功，那些反对夺情的人，都用“仗六十、仗八十”之类的惩罚，打的半死。

　　第四，张居正请万历皇帝下诏，捣毁六十四所私人书院，不允许民间士人议论朝廷政务，将舆论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朝廷的手里，进而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做完这一切之后，张居正便成为平民出身、科举入仕、宋元明清都绝无仅有的摄政文官，真正做到了代行皇权。其赫赫威势能让万历皇帝下罪己诏，回江陵省亲时襄王和唐王在路边等候，接母亲回京后，两宫太后用“家人礼”接待。

　　皇室都这么低声下气了，更不用说文武百官，他们做每件事，都担心“元辅张先生”不满意。

　　为了逢迎张居正，文武百官把张居正比喻为伊尹、周公之类的辅政圣贤，后来随着张居正的地位越来越高，比喻对象也升级为尧舜禹汤。

　　尧舜禹汤是上古圣王，文武百官和儒家士子仰慕的白月光，不论张居正得到多么高的地位、做出多么大的成果，都不可能和他们相提并论。

　　但被比喻为尧舜禹汤，张居正也“恬然居之”——现在，继尧舜禹汤之后就是我张某人了，你们说的没错。

　　到了这个时候，张居正在明朝可谓是言出法随，想要什么，朝野都会想办法给他送到府邸，想做什么，文武百官都会排除万难来配合。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居正下令重新丈量田地，官员们层层加码制造虚假数据，大兴官僚主义作风，其实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因为张居正身居高位，文武百官是他唯一的信息来源，文武百官说什么，他就得信什么，没有其他选择。而文武百官害怕犯错误，在执行过程中，必然秉持“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态度。

　　这样一来，极端化是必然的。

　　至于交税翻倍的农民，张居正可能知道真相，也可能不知道，但不论如何，张居正为了自己的千秋功业，都有动机和文武百官站在同一立场，苦一苦百姓。

　　可以说，张居正通过集权推行了改革，但张居正的集权也反噬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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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事情，苏联也发生过。

　　1929年4月，苏联开始大规模推行农业集体化，9月，各地的集体化方案酝酿完成，正式付诸实施。

　　从此以后，苏联农民的田地、农具、牲畜都被纳入集体农庄的范围。

　　截止到1930年3月，集体化农户占苏联总农户的比例，从最初的7.6%暴涨到56%，有些地方在1930年1月10日到2月1日之间，短短20天时间，集体化农户和地区总农户的比例，便从10%涨到90%。

　　斯大林推进农业集体化，本意是给农民稳定的经济收入，并且通过剪刀差给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

　　这个初心是好的。

　　但在执行的过程中，数据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其中必然夹杂着大量农民利益受损，以及农民为保利益而屠宰牲畜、官员抢夺农民口粮、拆毁农民房屋等不公正行为。

　　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开始纠正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问题。

　　然而，斯大林的态度引起退出集体化的高潮，导致苏联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到1930年夏天，集体农庄的农户数量，从1400万户暴跌到630万户，集体化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也从60%跌到23.6%。

　　斯大林感觉不对劲，提出“展开社会主义全线进攻”的口号，农业集体化大踏步向前，集体化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年底便恢复到52.7%，到1934年7月增长到71.4%。

　　后来的研究说，斯大林掩盖了自己的错误，把集体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切问题，都推给基层执行不力。

　　这个结论到底对不对，要分两方面来说。

　　一方面，斯大林确实是操之过急。

　　这和当时的国际形势有极大的关系，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强大的国力，没有强大的国力就不能保护苏联、不能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斯大林不断的清洗政敌集中权力，让自己的命令成为"正确"的标准，导致基层在执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宁可损害农民的利益，也不敢忤逆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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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根溯源，张居正建功立业来自集权，张居正损害农民的利益也来自集权，斯大林振兴苏联来自集权，苏联的一系列灾难也来自斯大林集权。

　　集权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造就伟业，也能造就导致伟业衰败的蚁穴。

　　为什么？

　　自从秦始皇以来的两千多年时间，中国就是中央集权制国家，绝大部分权力和资源都集中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再集中于朝廷，最后集中于皇帝。

　　皇帝一人承担国家的责任，便有了"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说法。

　　权力是自上而下的，那么各级文武官员便只对上负责，缺乏对下负责的动机。

　　即便有些清廉干吏会对下负责，懂得农民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但那是出于个人化的理想主义，而不是现实需求。

　　后来蒙古吸收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俄国又继承了蒙古，在俄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苏联，和中国属于一母同胞的兄弟。

　　张居正改革、斯大林搞农业集体化遇到的问题，事实上就是来自于此。

　　对于两千年传统，我们常常引以为傲。

　　它守护着我们的祖先渡过灾荒，凝聚起庞大的力量抵御外侮，在广袤的土地上实现了长久的和平，但代价就是人人对上负责，内部腐败非常快，进而导致土地兼并的速度越来越快。

　　这也是中国历代王朝都难以破除历史周期律的原因之一。

　　每念及此，就会想起教员和黄炎培的"窑洞对"——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从历史的脉络来看，教员的这个观点，不仅是给新中国找到的新路，同时也是给两千年中国文明的BUG，找到的一个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