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子明：浅谈新一轮的机构改革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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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2日下午，山东召开全省机构改革动员部署会议，迅速引发了广泛的重视。

　　尤其是文件中提到的“要紧紧围绕精简规范议事协调机构抓改革，该精简的必须精简到位”，“大力精简执法队伍”，“严格落实编制精减要求，切实规范部门领导职数管理”等措辞，让不少体制内的新人担心“被优化”。

　　但实际上，这种机构改革，本就是五年一次。

　　自去年12月以来，以江西和北京为首，全国已有20多个省份的机构改革方案已经获得中央批准，山东的动作属于慢的，只是中国考公第一大省的标签，让山东的方案新闻获得了远比友省更多的重视。

　　而本轮各省的改革，源自是去年两会结束后，公开发布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方案明确，中央的改革在2023年年底前完成，地方的改革在2024年年底前完成。

　　自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各地的方案被陆陆续续通过后，2024年各地都要开始对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所以，刚刚结束的中纪委三中全会上，提出将重点从2023年的打老虎，转向2024年的拍苍蝇。

　　其中的目的之一，应该就是配合这一轮的机构改革。

　　各地的机构改革，一方面要跟中央的机构改革相匹配，另一方面也要因地制宜有当地的地方特色。

　　譬如，随着中央社会工作部和国家数据局的组建，各地的社会工作部门和地方数据局也逐步“浮出水面”，金融监管总局和科学技术部重新组建，各地的金融和科技部门也开始重整，国家乡村振兴局不再保留，各地的乡村振兴机构也划入了农业农村部门。

　　譬如，北京12月公布的方案，金融、科技、社会、数据四大领域中金融放在前列，也因此一度有了轰轰烈烈的北交所行情。

　　譬如，上海12月公布的方案，一边加强党的领导，一边深化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自治），显然就是为了迎接西方资本的进入和投资。

　　譬如，江苏的数据局挂牌成立，省发改委主任兼任局一把手，将省知识产权局改变为省政府直属机构，紧跟先进生产力。

　　譬如，五年前就组建大数据局的浙江，五年后再次发挥“枫桥经验”，对乡镇基层一体推进“扩权赋能”和“减负松绑“。

　　本轮机构改革，跟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先立后破”一样，都是组建或重组一批符合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机构，裁撤一批落后于时代的组织。

　　回顾2018-2019年的那一轮全国机构改革，改革力度最大的是组建组建自然资源部，五年过后，土地财政终结，各类矿产资源财政崛起。

　　这一轮的改革，很显著看到，各省的村镇和基层都在放权，同时，也都在积极的组建大数据局来收拢新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