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消除对大城市化的无知恐惧和敌视

大参考

　　2014年秋季开学前，外地儿童在京上学门槛越来越高！北京市教委透露，非京籍儿童入学坚持“五证”审核，“五证”不过关将不能在京入学。小学初中被设置了许多障碍，有的高中则明确被打招呼不得招收非本市户籍学生。它应验了我2014年1月中旬在一个儿童权益研讨会上的判断。在那个《儿童平权有赖于正确的城市化理念》书面讲稿中，我开门见山地说：

　　“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比较悲观的现实是：就儿童教育问题说教育平权，问题可能会长期无解，我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只有解决城市化的重大理论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儿童平等受教育权的现实问题！

　　“我要很客观也很悲观地说，17年来，我们国家在户籍改革和儿童教育平权问题上的进步微乎其微，甚至在大城市户籍开放、平等受教育权和平等高考权利开放上有越收越紧的倒退倾向。

　　“城市教育资源不足是个伪命题。这么多年来，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强行关闭了多少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没有要政府一分钱！这么多年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户籍生源锐减关闭了多少公办中小学校？但他们宁可让外来人口子女失学、宁可关闭这些中小学校，也不愿意敞开大门欢迎新移民。

　　“在户籍改革和保障流动儿童平等上学和高考权利等基本人权问题上，政府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他们担心一旦教育平权，原本落差就十分巨大的基础教育状况，会使更多的父母拖家带口进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

　　“因此，解决现实的儿童平权问题，首先要解决城市化的重大理论问题：中国城市化的正确道路和自然规律到底是大城市化，还是小城镇化？权力能不能改变城市化的自有逻辑和规律？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用脚投票的迁徙路径与决策者的理想意志每每发生巨大的背离和冲突？这些基本的理论问题解决了，才能在全社会尤其是在决策层达成基本共识，进而顺应城市化规律、尊重公民的自由选择权。”

　　我在微博上说，古今中外，拿儿童做“人质”的事闻所未闻。全社会必须消除对大城市化的无知、恐惧和敌视（恐惧和敌视来自无知），中国才会有儿童的美好未来，才会有高密度、低碳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未来。必须知道大城市化的发展潮流和规律是不可战胜的，人必须对自然规律有所敬畏，心中有敬畏，执政有底线。有人跟帖说：“不怕无知，怕的是无德！”我说，无德就是因为无知。因为无知，做起无德的事情来还理直气壮，还以为是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确，60多年来我们把知识踩在脚下，零落成泥碾作尘，结果是全社会陷入无知进而无德状态。只有回到真正的尊重知识尊重规律，中国才会回到苏格拉底所言“智慧即美德”的时代。没有知识，不仅无德还以为洪恩浩荡，而且会陷入茅于轼先生说的“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

　　对于此事，我和一位朋友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友：“我还是对大城市化有恐惧。但赞成执政有底线。若大城市化不可避免，也只有接受。但在逻辑上，不能把无可奈何的东西说成是好的，把人的选择说成是‘自然规律’。”

　　我：“大城市化是自然规律，人顺应大城市化的选择是服从规律。人顺应生死是无奈，但大城市化却有利于自然和人类福利。前者无奈后者却是真好。”

　　友：“如果我质疑的正是‘大城市化是自然规律’，你就不能把‘大城市化是自然规律’当作前提来论证。”

　　我：“那就亮数据。”

　　那么什么叫规律？规律也叫自然法则，它是事物、现象和过程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不能创造改变和消灭规律，只能认识它，利用它来改造自然界，改造人类社会，并且限制某些规律对人类的破坏作用（比如医学上的延长寿命救死扶伤），是人们进行科学预测、制定实践计划的客观依据。

　　大城市化是不是自然规律？如果包括人的个体自由选择汇成的洪流在内的各种数据都指向大城市化，那么冥冥之中就是有自然规律在支配着我们的选择和命运。

　　A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基于中国2005年数据、历时一年研究得出的专题报告“迎接中国10亿城市大军”得出了以下基本结论：1、集中增长情境将产生最高的人均GDP：超大城市和中心辐射式城市（城市群）人均GDP分别为7.6万元人民币和7.5万元人民币，比小城镇主导的6.2万元人民币效率高出23%。 2、集中式生产将消耗更多能源，但能效也会更高：超大城市、中心辐射式城市（城市群）和小城镇主导的城市能源需求（QBTU）分别为131、142、123，但超大城市能耗只比小城镇高出6.5%，效能却高出23%。 3、集中式增长将抑制耕地流失：小城镇主导的耕地流失百分比为22%，超大城市流失8%，中心辐射式流失7%。 ……

　　麦肯锡得出的数据是基于我们城市扁平化平面扩张得出的数据，如果我们的城市特别是超大型城市能够纵向生长向电梯要空间，会节约更多的能源、产生更大的聚集和分工效应，与中小城市在节约土地、能源并且产出更高价值上拉开更大的距离！

　　B根据QQ大数据，2014年春节后，约1070万的人真正逃离了北上广深，同时有1994万人在2014年首次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上广深。如果加上每年七八月份727万左右大学毕业生一半以上留在北上广深，那么，每年仅北上广深4座城市新增人口2358万，超过每年从农村进入城市人口总和。那么，这么一种自由状态下“不约而同”的选择汇成的潮流是不是一种规律？少数几个决策者的理性和智慧，是否一定超过几千万人基于自身利益作出的选择和判断？哈耶克就曾痛斥“强制是一种恶”：“强制之所以是一种恶，是因为它否定个人选择与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与权利，将其降低为别人的工具。”

　　C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城市的胜利》一书证明，标准的郊区家庭比都市家庭每年多排放6吨二氧化碳，其中包括4400磅取暖排放和1800磅电力排放。另外，以波士顿地区为例，仅开车一项，都市家庭平均每年碳排放比郊区家庭少6700磅。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新城市主义”开始复兴，主旨是回归汽车社会以前城市设计的原则，注重步行和自行车空间，以公共交通特别是轮轨通勤为核心设计城市。 2008年经济“大衰退”导致了远郊房市的彻底崩溃，都市和近郊率先开始复兴。

　　D爱德华?格莱泽《城市的胜利》和加拿大道格?桑德斯《落脚城市》，尤其是后者用世界各国的详尽事例说明，只有城市（哪怕是贫民窟）才是让贫困农民摆脱贫困和贫困世袭的最佳甚至唯一途径。“乡村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国家如何经营大城市，以及为这些城市的移入人口提供什么样的权利与资源。城市与国家的命运通常取决于它们如何对待乡村以及从乡村移出的人口。”（道格?桑德斯）

　　E不仅素来以城市郊区化闻名的美国正在回归大都市，日本也正在回归大都市。 “曾经因《下流社会》一书而名噪一时的三浦展，其实一直是研究日本郊外问题的专家。最近看他分析日本都市及郊外发展的新着，对日本房地产的近年变化，又产成另一番的体会。三浦展身兼琦玉县（东京市郊）公寓发展委员会的成员，提及（20）12年进入大量的实地视察后，发现过去由政府主导建设的公寓地区，现在已陷入十室九空的状况。一旦从房地产公司索取资料查看，便可见到二手房屋，有2LDK（即有客厅、浴室、厨房及两个睡房）占52平方米的房子，竟然只卖390万日元（不到30万港元）！那是1974年建，由西武新宿线新狭山站不过十分钟的公交车车程，而且管理完善，连内部的浴室及厨房组件也刚更换过，委实连日本人自身也兴起会不会过分便宜的疑问？……买得起二手2LDK市郊房子的二十代女OL，她们会作出以上的投资吗？答案正是不！对工作女性来说，要花一小时以上来往都市市中心区，基本就不是她们的考虑之列，甚至有能力的情愿花上两三千万在市中心置业，也绝不会考虑市郊的二手优质房屋。” （汤祯兆《日本房价为何跌成白菜价——日本房地产战纪》）

　　在我看来，一小时通勤圈是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极限概念。我认为一小时半径是心理极限，这个心理极限千万年不变。人的一生就是个时间单元，所以最宝贵的就是时间。不论上下班还是迟买房早买房，时间成本都是最大的成本。我一再反对人们等保障房，这也是原因之一。但空间极限取决于交通，随公交能力而变，就像城市的高度随电梯而变。城市的空间价值由通勤时间决定。马车时代，100万人口的长安已经世界巨无霸城市；地铁和轻轨时代，3500万人口的东京仍没有北京的城市病。

　　还要举例吗？以上种种，是否足以证明大城市化是自然规律？那些乡村化、郊区化的梦想，不过是诗人和小资不假思索的天真浪漫而又极其无知的想像，并没有足够的数据证明那样的生活更环保、更高效、使生命的质量更高，却有相反的证据证明那是人类和地球共同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