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先生：当权贵阶层第一次尝到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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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制糖的国家之一，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

　　但这时期的糖是用大米、小麦等粮食制作的，在还没有实现淀粉自由的古代，注定了糖的产量不高，因此饴糖只在王侯将相之间流通，平民百姓是没有这个「福分」享用的。

　　蔗糖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时期，已经能对甘蔗进行原始粗制加工。

　　到公元10世纪，当时全世界四大产糖区，除了印度和中国，另外两个位于两河流域和尼罗河峡谷。

　　在唐中期，由于滴漏制糖法的出现，民间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糖坊，大规模制作土白糖的方式逐渐普及全国。

　　虽然白糖的价格依然高昂，属于奢侈品之一，但底层百姓总算有机会吃上糖了。

　　而同时期的欧洲人却离糖还有一定距离。

　　你很难想象，如今极度依赖高糖的西方国度，要到10世纪往后才第一次接触到白糖。

　　直到罗马人踏上黎波里平原，尝到糖的那一刻，整个世界变了。

　　一些精明商人不断从伊斯兰地区，将紧俏的糖通过陆路和海路运到西欧，并开始规模性引入甘蔗种植。

　　即便如此，受限于产量和运输等问题，此时的欧洲也只有极少一部分人能享受。

　　在16世纪以前的欧洲，蔗糖和来自遥远亚洲的香料一样，都是极为贵重的稀罕物，只能在权贵阶层和上流社会中流传，普通人无缘得见。

　　真正令蔗糖风靡起来的是它的灵魂伴侣，茶叶。

　　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将茶叶从中国和日本倒卖到欧洲后，掀起一阵热潮，天价运费使得茶叶的价格非常高，甚至堪比黄金。

　　特别是红茶搭配白糖后，成功激发了英国人「嗜茶如命」的隐藏属性，怎么都停止不了。

　　英国人为什么要在红茶中加糖？

　　很简单，就是为了炫富。

　　在上流阶层看来，把茶叶和蔗糖这两种昂贵珍品组合起来，可以达到双重炫富目的，在没有超跑和名牌手袋的年代，已经足以让普罗大众羡慕嫉妒了。

　　更何况，把洁白的糖加到热气腾腾的红茶里，确实有一种权力和财富交织的甘甜味道，能令人上头。

　　惬意，优雅，英国下午茶成为贵族生活品质的象征，但甜蜜的背后，却是千万黑奴的累累白骨和血泪斑斑。

　　1493年，哥伦布开启第二次航行时，第一个将糖带到了「新世界」，在大西洋东岸的马德拉群岛，开垦了西方第一个甘蔗种植园。

　　从1525年开始，就陆续有大量的糖从那里运回西班牙。

　　16世纪末，从巴西出口到欧洲的糖每年超过1万磅。

　　眼馋许久的英国，不想让西班牙和葡萄牙独占蔗糖这块大蛋糕，于是在加勒比地区的牙买加、古巴等地也大量开辟种植园。

　　地方是有了，但要实现甘蔗的大规模生产，还需要大量劳动力。

　　最初到加勒比种植园工作的白人，有三分之一都是犯人，其余大多是被忽悠过来的年轻人。由于白人劳工的脾气比较傲慢，不怎么配合工作，而且为了国际声誉，这些殖民者还不能对白人群体过分打骂，所以蔗糖产量一直上不去。

　　蛋糕明明就在眼前，能看不能吃，让种植园主们心急火燎。

　　他们猛然想起，早在7世纪，阿拉伯人就动用了大量奴隶来种植甘蔗，这些奴隶听话老实，而且还不用付工钱，只要喂点粗粮，就能实现牛马式的循环工作。

　　于是，欧洲殖民者掀开了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页，黑奴贸易。

　　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斯这样形容：「哪里有砂糖，哪里就有奴隶。」

　　在面积只有430平方公里的巴巴多斯岛上，英国开辟了超过900个甘蔗种植园，到处都密密麻麻种满甘蔗。

　　这种模式很快复制到整个加勒比海的各个岛屿上，成千上万的黑奴被带到此地，然后充当开荒牛。

　　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形成了一个「三角贸易链」——

　　奴隶贩子用盐、布匹、朗姆酒和枪支等欧洲工业品，从非洲各酋长手上换到大批黑人奴隶，然后经过海运卖给美洲种植园主，最后拉走种植园中的原糖，在欧洲精炼并高价卖出，再换回欧洲工业品。

　　到19世纪30年代，大约有1200多万非洲人被运至新世界为奴，大部分被用于耕作和精炼糖。

　　看似无暇的白色蔗糖，底色全是红的。

　　在殖民地如愿实行大规模种植后，蔗糖和茶叶的产量大幅增加，价格也随之下降。

　　在1630年到1680年间，糖的零售价降低了一半。

　　18世纪之后，糖和茶的价格已经降到中产阶级能接受的程度了，甚至从1805年开始，糖渐渐成为英国民众的日常消费品。

　　英国底层百姓变得比贵族们更加嗜糖，一日三餐不可缺少。

　　在整个18世纪，英国的蔗糖消费增长了10倍以上，蔗糖廉价化也为欧洲人开辟了除粮食以外的另一条热量供应来源。

　　19世纪初，英国人每年摄入大概9公斤的糖，平均到每天是25克，正如史书所说的：「大多数英国人觉得，茶里不放糖，就像酒淡而无味。」

　　这种消费方式的变革，被历史学家称为「蔗糖革命」。

　　蔗糖革命的意义可不仅仅是帮欧洲人养成「嗜糖」的习惯，它甚至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到来。

　　首先廉价糖的大面积普及，会把粮食价格打下来，这让以粮食为营生的农民们感觉种地没什么赚头了，于是纷纷进城市谋生，导致英国城镇人口飞速上涨，大大降低了劳动力成本。

　　劳动力变得廉价后，作坊主们会自发扩大生产规模，想着赚更多的钱；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又会产生对技术革新的需求。

　　于是工业革命应运而生。

　　这才是「蔗糖革命」的本质，把人类从大规模的农作中解放出来，然后投放到工业发展上。

　　尽管规模化种植，使得蔗糖不再「珍贵」，却也让它成为具有战略价值的「独特商品」。

　　殖民地产出的蔗糖、橡胶以及烟草等大宗商品，是当时欧洲一众强国的重要收入来源。

　　到17世纪到19世纪，糖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几乎与20世纪的石油相当，因此糖也有着「白色黄金」称号。

　　为了争夺世界贸易和殖民地的控制权，从十八世纪开始，英国和法国开启了以争夺殖民地为中心的「第二次百年战争」。

　　英法两国之所以打得火热，一个重要原因是瞄上了西班牙的奴隶供应权。

　　要知道，西班牙凭借南美的广阔领土，一直对蔗糖生意蠢蠢欲动，但无奈缺乏足够的劳动力。毕竟西班牙在非洲没有殖民地，没办法亲自下场获取奴隶来当牛马，只能靠英、法、葡、荷等奴隶贸易国来提供。

　　这时期的西班牙作为大金主，已经成了各国香饽饽，在英国「大陆均势政策」的持续推动下，十八世纪的欧洲战争频发，简直乱成了一团。

　　无论是早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随后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还是十八世纪中期爆发的英荷战争、七年战争和法荷战争，几乎都与这份「蔗糖合同」有关。

　　当英国成为七年战争的最大赢家后，意味着它终于掌握了世界贸易的主导权，来自各殖民地的财富源源不断流入英国，大不列颠正式富起来了。

　　仗是打完了，但英国却不想结账，而是把七年战争的巨大开销扔到如火如荼的北美殖民地头上。

　　北美民众还来不及恼火，英国又开始对北美生产的糖浆征税，并在随后十年里陆续通过许多法律，比如禁止北美殖民地发行货币，禁止进口其他国家的朗姆酒，加大对走私打击，还制定严苛的印花税政策，要挖断当地殖民者的财路。

　　北美殖民地的居民再也忍不下去了，新仇旧恨一起算，然后随着莱克星顿一声响，美国爆发了独立战争。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1775年写道：「我们不该羞于承认，糖浆的问题是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的重要因素，很多大事件都是由小因素导致的。」

　　独立后的美国经过百余年休整，一点点强大起来，顺便把英国从龙头老大的宝座拉了下来。

　　因为糖，英国开启了日不落帝国的辽阔版图；也因为糖，大不列颠被曾经的小弟一举拉了下来，实现弯道超车。

　　到1833年，由于内部派系斗争，英国被迫在全部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度。

　　欧洲各国本来不想跟进，甚至暗自窃喜少了个劲敌，可在拉丁美洲全面爆发独立战争后，迫于英国主导下的「国际压力」，大家都只好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

　　奴隶贸易是废除了，但蔗糖生意依然火热，而且供不应求，导致全球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用工荒，劳动力来源问题又一朝回到解放前。

　　在利益推动下，资本家们总会有各种「奇思妙计」。

　　既然奴隶不能用了，那就从贫穷、落后的国家招募廉价劳动力吧。

　　于是，一只无形、令人窒息的黑手伸向华夏大地。

　　1846年，英国资本家在厦门开设德记洋行，当时俗称卖人行，也就是专门做贩卖契约华工的生意。

　　他们用坑骗利诱和绑架等手段，强迫国人签订远洋劳动的卖身契约，然后大量向夏威夷、秘鲁和古巴的种植园和制糖工厂贩卖华工，俗称「卖猪仔」。

　　当时一名黑奴的价格是1000元，而一名契约华工只需400元。

　　低廉售价和高效的生产率，让华工成为黑奴的完美替代品。

　　这些被卖到国外的华工虽然不是奴隶，但所受待遇和奴隶也没什么两样：

　　在漫长海途中，成百上千的华工像沙丁鱼一样蜷缩在底舱里，加上气候炎热和风浪颠簸，生活条件极为恶劣，死亡率一度高达45%，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地狱」。

　　到目的地后，华工们每天吃着如同猪食的食物，根本负荷不起高强度劳动，加上种植园主的各种虐待，最终饿死、累死、病死的人不计其数。

　　据史料估算，从1845年开始往后的三十年内，被卖到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契约华工超过五十万人，其中古巴和秘鲁加起来有26万人。

　　到1880年，古巴的华工数量只剩4万人不到，华工的死亡率达到75%。

　　可以说，在当时的每一粒白糖里，都浸透着亚非拉人民的鲜血。

　　如今蔗糖的生产早已由工业流水线取代人工，曾经奴隶和契约劳工在种植园里所受的残酷场景，也一去不返。

　　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许多欧洲史，包括一些出版书籍在提到欧洲时，总会披上一层朦胧的美好滤镜，讲艺术谈文化，介绍各种风土人情和恢弘古老的建筑，却巧妙遮掩了背后的庞大罪恶链条，一点点淡化遗忘。

　　可中华民族曾经受过的苦难，不能被这样轻易一笔带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