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明：日本的“兽性集体主义”将再一次毁掉日本

lameihua

　　一、日本特色的“兽性集体主义”

　　日本是一个奇怪的国度，一方面给外国旅人以彬彬有礼的感觉，另一方面又在反人类的事情上做的登峰造极。这种有小礼而无大义，极度扭曲反人性的特征为什么反复在日本身上出现？

　　在近代史上，日本是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伤害最深的国家，可以说是踩在中国的身上通过“赌国运”的方式实现了近代日本工业化的成功。但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倒误了卿卿命”，最终日本在二战中兵败如山倒，本土被占领，国破家亡，举国为奴。

　　日本之为国，起自山多地少、物产贫瘠之列岛，在近代历史上借助西方贸易文明完成了联合藩镇形成国家的进程，而后即大行军国主义，以侵略为己任，以为西方文明在亚洲“带路”为使命，自此跻身列强。而其贯彻始终的国家决策模式，则始终与兽性相伴：

　　比如731部队；

　　比如慰安妇制度；

　　比如南京大屠杀；

　　比如巴丹死亡行军；

　　比如水俣病；

　　比如变态题材的游戏及影视产业；

　　比如参拜靖国神社；

　　比如篡改历史；

　　比如排放核污染水；

　　凡此种种，屡屡打破人类社会的下限，其人性之泯灭程度往往出人意料之外。美国人认为日本的文化特征是“菊与刀”，即：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

　　应该说美国人观察到了日本人国民性上的矛盾之处。但是他们并没有看明白，日本的一切行为模式，其实都是“兽性集体主义”的结果。日本不乏一些汉唐生活习惯的遗存，但是日本人的精神内核，实际上是兽性压倒人性，所以就体现出了矛盾的“衣冠禽兽”之特质。

　　啸聚山林之土匪、盘踞海屿之海盗，往往寡廉鲜耻，因为其面对的死亡风险非常高，而其一朝得势又恣意逞凶；物资贫乏，却有偶有运气爆发一夜而富；人各凶顽，但又需抱团取暖，结成帮派团伙；虽有组织，确实为了戕害他人。所以这种靠欲望驱使的行为模式，结合上小众团体的强组织模式，以侵暴劫掠为目的之生存之道，就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兽性集体主义”。

　　日本之集体主义，是因为临近华夏，目睹了众志成城之威力，然而日本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拿掉了“仁、义、道、德”，故而其效果与中国的人性集体主义截然相反：

　　“仁”者，仁而爱人，以人为本之意，是人本思想的源头。没有了“仁”，则组织工作就没有了平等精神，也没有了尊重人格的基础。所以日本的诸多类似“煮饭仙人”、“机床仙人”之辈，就是一辈子锁死在某个狭小的岗位上，让人的思维极端化、磨去灵动的人性，由此塑造一个机械思维的血肉之躯。这就是日本在前计算机时代可以横行于制造业的原因：善于抹杀人性，精于打造“人形机械”，长于给人的思维“编程”。但是在计算机广泛应用于生产制造活动之后，计算机替代了这部分人工，自此日本制造的发展速度开始落后于中国制造。人类得解放是华夏文明的使命，在人性解放的时代必然是华夏兴而日本衰的，这就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为什么中国的兴盛不可遏制，而日本的衰落不可挽回的时代原因。

　　“义”者，顺天道而舍小利，为大众而献身之意。牺牲奉献，是人之至德，是主观能动性极强的表现，然而其必得客观规律，必须顺应历史潮流方可为正能量。如果阵营站错，方向搞反，那么则会被历史车轮碾碎成泥。同样的经历二战，中华民族守正义斥邪恶，发展了共产主义的力量，为打击法西斯主义做出了贡献，则烈士英灵长存，民族朝气蓬勃，国家浴火重生，国际地位跻身强国之列。而日本的神风敢死队也是战斗而亡，但是其效果无有，只是平添日本战争的罪恶。归根结底，中国人的“义”，是民族家国之“大义”，是在人类正义方向之上的舍生取义和为了顺应天道而突破利益的桎梏；而日本人则是一直只在“团伙小义”中徘徊，虽然精于用生命来搞特色鲜明的“死亡艺术”、“物哀文化”，但是其背离人类正义的方向，贪于团伙一时之小利，枉顾天道的客观规律，最终付出越多罪恶越大，越努力越失败，这就是日本的“大义”缺失之故。

　　“道”者，通过科学总结发现客观规律，以人的实践顺应时代的需求。中国人擅长察觉天道，是因为华夏信仰当中的客观性最强。在中国没有万世一系的神仙皇帝，在中国人的神话里也没有“百鬼夜行”的荒谬怪诞；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社稷为重君为轻，螺旋发展、起伏前进本来就是事物的发展规律，正是因为周期性地革故鼎新，以帝王将相的荣华富贵做为华夏文明的“祭品”，才能让中国永葆青春。所以中国拥有革命性最强的中华民族，也延续着进化速度最快的华夏文明。因为客观，所以革命，这就是天道回还的自然本意；因为革命，所以兴盛，这就是顺道则兴的客观规律。而日本自古罔于“巫王”迷信兴盛，恃集体之强力而枉顾客观规律，残暴无道，逆天而行，终至灭顶之灾。原子弹下无冤魂，之所以日本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遭受过核弹攻击的国家，就在于其战略决策充满了主观的想象与赌性，内部失衡而求诸于外，故而在世界大战中基业尽毁，成为去势之奴。天行有常，不为尧生，不为纣亡，顺之以道则兴，逆之以暴则亡。中国、日本之一兴一衰如此，即天道使然。

　　“德”者，利他之功所蓄积者也。“德”是一个“存款”的概念，一个人存款如果很多，那么疾病、饥荒对其影响就会小，因为存量的资源可以削弱随机的无妄之灾。而人生的功德，在于为子孙计与利他之功。人能够生存，在于收集资源以利己，而蓄积资源多了，则需要归还有余者于自然，这是大概所有人类宗教中都蕴含的共同意义，也是基本所有人类组织中的基本规则。这一借一贷之间，则人生的功德就蓄积起来了。所以中国人讲究“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即是位高势大者风险亦大，无功德蓄积则应对不测之风险之功能弱。未有无德而久存者，强者无德，则其弱可期。积善成德，神明自得，中国人的大修行，就是为人民服务，真正有效的祈福模式，就是自利利他，损己之余以奉他人之不足，所以“公”为至德。一时积德，可得人生顺遂；一世积德，则福泽后代；举国奉公而蓄德，则国运昌盛；文明中有积德的机制，则民族与文化传承不息，与时俱进累世进化不竭。新中国之兴，即在于创始者带领一代中国人艰苦朴素，筚路蓝缕，其创造多而消耗少，劳苦多而享受少，奉公多而私取少，以此福泽后世以至于今，故而新中国武德充沛、规略宏远。所以华夏文明中“德”的概念，其实就是一个“储能”的含义，即储存权力与资本资源的一种有效模式，最终起到人生削峰填谷逆周期调节和全社会损有余以益不足的降熵平衡。而日本则不然，得势时坏事做绝，得利者吃干抹净，所以日本会在二战前以军国主义立国，将国家的发展建立在侵略中国的战略之上，损人以利己，最终赔上老本；二战后助纣为虐，一朝经济得势则纵容欲望吹起资产泡沫，最终透支子孙气运停滞三十年未有发展；而即便在新能源车领域，也是广设专利关卡，以为能凭借于此坐地收钱，没想到中美绕开日本专利遍布的氢能领域另辟蹊径，最终日本汽车产业在新能源领域落后于世。如果说中国人是为子孙计，福泽大众为荣的话；那么日本则是吃干抹净损人以利己为荣。其得势之时以兽欲透支发展的空间，其社会之结构则以小团体压制大众。所以日本整体形态和历史积累，就体现出一个“败德”的整体特征，前人败后人德，小众败大众德，这种持续的损耗结构使得日本无论搞军事还是搞经济，都是一朝登顶后，转瞬坠深渊。这就其对华夏文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画虎不成反类犬，不明白“德”的作用所致。

　　这就是日本的“兽性集体主义”，以集体之组织形式而反人性、反正义、反天道、反功德。其与华夏文明中“仁而生德”，“顺道结义”的人性集体主义完全相反，二者正邪相攻，泾渭分明。其形纵有相似之一二，而其质则天壤之别。

　　二、日本衰而中国兴

　　日本偏狭之性，得中华之病邪而发展之，故成世间之魔障，东方之妖孽。中国在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已经将华夏文明的驱动内核迭代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者是华夏文明在工业时代的进化出的最新形态。实事求是，则可察客观规律，得天道之先机，如此则成“道”；群众路线，则平等精神广布四方，以人为本之义深其根，如此则成“仁”；独立自主，则内以义结、外以持义，其志坚其力劲，于大利之前而不失其身，如此则成“义”。此三者合而为一，持之以恒，则自可成“德”。故新中国功德深厚，兴华夏汉唐之气，复中华以王者之风。

　　而日本则不然，其虽徒具产业，然而却不具备新中国制胜之宝，故而处处落于下乘。其罔于历史，笃信巫王，故而客观性确实，无缘得“道”；其年功序列，分人以等级，固人于一隅，则其“仁”丧；其国封建贵族尚存，转入议会政治，以小团体之利而害大众之义，则其“义”缺；其诸般行止，皆不计子孙，损人以利己，则其“德”败。

　　这就使得中国人在贸易战中战美国而胜之，日本面对美国的贸易打压降美国而败之；中国的产业发展军工先行，国防无缺，日本本土驻军，主权丧尽受制于人；中国的企业家看《毛选》学习组织，日本的企业家看《论语》钻研人治。这中日间的一胜一败，以兴一衰，正是天道回还的体现。

　　所以日本的“兽性集体主义”，在肆虐了整个近代之后，终于被中国的“人性集体主义”所压制。新中国兴而右翼日本败，在于日本仁德不存，道义缺失。（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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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日本近代以来的兴衰荣辱

　　1、日本的分裂文化与兽性增益

　　正因为日本列岛从未如中国一般完成过大一统的进程，所以日本没有“大义”的观念。因为劫掠者在社会中的权重过高，而战斗之事又必须形成集体才能获得优势，所以日本就形成了“兽性集体主义”的文明特征，与华夏文明的“人性集体主义”各自殊途。而近代日本的家国组织之道，也因为其文明的特点而充满了利己与短视。

　　日本岛内，山地成脊状分布于日本各大岛的中央，这种地形在农业时代不利于形成统一的国家形式。如欧洲也是山脉居于地理板块的中央，所以千百年来一直没能统一。因为在农业时代，跨越山脉去进行征伐的物资成本很高，所以山脉往往成为国家或者族群的天然分界线。这一点日本与欧洲相同，也是分裂的板块不断厮杀，一直没有大一统。

　　在分子生物学的角度，也可以看出这种情况。中国人的父系同源比例据研究表明高达70%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大部分人都是同源的父系祖先。而日本这个比例是大概30%-40%左右。所以中国的大一统是物理上实打实的统一，而日本实际上直到近代才勉强组织成一个国家。日本的藩镇诸侯之争，一直延续到了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陆海军之争，可以说日本实际上一直就延续着分裂的“国家基因”。

　　日本在有信史以来的“主营业务”，其实就是山区的强盗与岛屿的海盗“营生”。所以在日本劳动者的地位一直是极度扭曲的，而掠夺者的地位则是非常显赫的。所以与中国的“好生之德”不同，日本的“物哀文化”崇尚死亡，与黑帮盛行的墨西哥的“死神崇拜”有异曲同工之妙。过度的杀伐与割裂，死亡风险与赌博贪欲过重的经济基础模式，这些都催化出了日本的“兽性”文明模式。所以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没有将日本归属于中华文明的辐射区，而是将其单列出来，就是因为日本的“兽性集体主义”文明与华夏的“人性集体主义”迥然不同。中国是人性压倒兽性，而日本则是兽性压倒人性。

　　人性与兽性是对立统一的。曾经有一句话很为流行，那就是“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动物性精神是人的本能，人性则是人在社会组织中才会体现出来的。食色，性也。《孟子》中这句话说得就是人的自然本能，也可以说是“动物性”。“动物性精神”在西方文明当中，是主要的驱动力量。动物性精神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动力。但是西方文明体系中，动物性精神是与个人主义搭配“食用”的，所以反而有了一种“真小人”的“坦荡”。而日本则是把兽性与集体主义相捏合，所以“成就”了其特殊的“伪君子”的气质。

　　华夏文明的人性集体主义，是以“义”相结的君子之合，而日本则是以“利”相结的小人之合。所以在近代遭受西方物质文明的侵入之后，两个文明体系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日本提出“脱亚入欧”，迅速在当时的世界霸主手下讨得了“亚洲招讨使”的差事，遏制沙俄，掠夺清国。英日同盟使得日本接收到了欧洲的力量。因为欧洲兴起的西方文明同样也是有着分裂的文明基因，也是动物性驱动的社会动力，所以这两点就与日本“对上暗号”。于是日本在获得了西方物质力量“赋能”的同时，也打破了之前引进的华夏文明人性力量对于自身兽性的“封印”，开始运用自身与西方互补的“集体主义”组织特点来占据列强阵营中一个独特的生态位。

　　但是公鸽子和母斑鸠，远看是一对，近看远不是那么回事。欧洲的海洋贸易国家的动物性精神，与欧洲大陆军权国家的人性解放，实际上形成了互相牵制，大陆法系与海洋法系形成了一种阴阳的平衡。但是日本在吸收了西方的分裂“心法”与动物性驱动的“功法”之后，由于没有了华夏人性力量的调和，所以就走火入魔，陷入到了孤阴不生，兽性膨胀的怪圈当中。小人得志便猖狂，但是这种“猖狂”是有代价的。所以在日本嫌弃华夏文明、自认高人一等的同时，它就给自己预定了兽性失衡、主权阉割的结局。

　　但是中国则不然，中国一国之力，其实约同于欧洲一洲。所以中国面对西方文明，简单来说一句话，就是自强不息，永不为奴。当奴才有当奴才的安逸，当主人有当主人的艰辛。在日本选择了成为西方文明的“宠物”的同时，中国在近代可谓是遍历艰辛，实践了各种政治制度，最终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使得华夏文明进化出了工业时代的最佳形态。而这种彻底解放的优势，使得中国在信息时代大杀特杀成功拉平了东西方的文明差距。而在接下来的智能时代，中国更是获得了战略优势而跃跃欲试。

　　2、法西斯阵营的“战略智商洼地”

　　日本列岛，人多而地贫，故而争夺杀伐之事众多，盖因物资为少而争抢为常；山岛纵横，山地险恶，故而其人吃的苦多而攻击性强；海岛便于经商，不葬身大海即得泼天富贵，如此以命博利，去面对不测之风险，故赌性极强。赌博是扩大随机性的一种模式，而计划则是过滤掉随机性，赌性强的人往往缺乏长远的计划性。国家也是如此，由于凶顽且嗜赌，所以日本的国家战略规划就基本与道义和明智绝缘了。因为分裂与嗜赌的日本统治阶层，实际上成为了二战中整个法西斯阵营的“智商洼地”。其过于利己的决策逻辑既不能与自己的盟友形成配合，又因为短视和嗜赌而使得自己陷入战略的泥潭当中。

　　二战战败后人们对战争策源地德国和日本进行分析（意大利就算了）。发现日本和德国不同，甚至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同。

　　德国的战略规划是从希特勒和纳粹党往下执行，毫无疑问希特勒就是第三帝国的核心，是最主要的战犯。

　　可同样的问题放在日本，发现有点不对劲。

　　士兵烧杀劫掠，高喊为天皇效忠。

　　军官无恶不作，别问，问就是忠君爱国。

　　可等问到天皇，天皇一脸无辜，“俺是虚君啊”。（不是为此人辩白，日本天皇就是战犯，但日本天皇制确实是虚君体制）

　　整个日本在执行着现代化中非常诡异的政体：理论上天皇是最高领袖，军队也都自称是天皇的军队，但天皇基本对国事不发表意见，具体都是下面的去干活。天皇实际上依附于政府，而政府大佬却也需要借助于皇室的力量。

　　如果你说天皇在玩嘉靖的那一套，蓄意挑动群臣党争以保自身地位可那也不然，日本的大事小情似乎真不是天皇能决定的，就日本军队文臣之间的斗争，以及海军陆军的龃龉，那都不是一个实权君主所能容忍的，东方的不能，西方的也不能。

　　日本陆军造潜艇，海军造坦克，要不是名义上还顶着同胞的名分，早就大开杀戒了。

　　二二六兵变中，陆军对兵变的士兵军官心怀同情，海军却力主严惩，甚至军舰都开进了东京湾。

　　民国时中国军事观察家就对日本做出判断：“日本陆军的强，是世界少有的，海军的强，也是世界少有的，两个强加在一起，却成为弱。”

　　日本政府内部的倾轧超出了现代政府的一般认知，再加上并没有一个最终决策中心，各个小的利益团体为自身利益互相斗争，寸步不让，这就让日本在二战中屡屡犯下“丢了西瓜去捡芝麻”的错误。

　　3、“脑死亡”的国运赌徒

　　虽然日本政府内部党争倾轧一塌糊涂，但是有一件事是他们的共同认知。

　　扩张，扩张，扩张。

　　日本对中国的战略目标很清晰：“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蒙满；欲征服蒙满，必先征服朝鲜”

　　但说到具体的战略规划上，却只能用莫名其妙来形容。

　　日本最开始对中国的侵略路线，是从朝鲜入东北、蒙古，从北向南切割中国。

　　这是一条非常毒辣的计策，因为中国由于历史原因，自唐朝江南大开发以后就逐渐从两汉的西—东控制格局转向为北—南控制格局。

　　北方偏军事、政治中心，南方偏商业、经济中心，南北交融而成中国。

　　中国的首都，天然就是北京，想当好大一统中国的家，首都就必须放在北京。

　　而当时的中国首都在南京，统治核心也是江浙一带，对北方的控制力偏弱，历史上两次中原正统覆灭，也都是自北而南。

　　而针对当时民国工业孱弱的现实，自北而南决战有利于已实现工业化的日军一方，却不利于缺乏大量机械化装备的中国一方。

　　中国军方当时最担心的设想，就是日军从东北出发，长驱华北直入武汉，断掉长江动脉，将中国事实性的东西分割。

　　所以，民国时期的军事专家们有一条策略，就是中日决战，一定要把南北向决战改为东西向决战。

　　要打，就要日本人爬着山打；要打，就要大打，绝不接受蚕食，把日本人拖进战争泥潭，绝不接受日方以战养战。

　　中国的地势，东低而西高，日军由东向西属于仰攻，不管是北线的黄河-陕西高原，还是中线的长江天险，亦或是南线的十万大山，日军攻击的难度系数都将直线上升。

　　（三峡天险，那不是开玩笑的）

　　事实上这一点属于明牌，也同样是日本方面要万分避免的。当年日本的上等策略，就是挑动中国军阀混战，事实性的蚕食北方并不断向当时的中央政府施压，并避免被拖入长期山地战争的泥潭。（最优策略是王道和和平，可和这帮人就不用说这些了。）

　　可是事实上在经过长时间的政变和动乱后，日本人已经疯了。

　　在1937年日本炮制宛平事件后，日本人打的算盘是复刻东北事变，日本人在后压阵让伪军打前站，四两拨千斤刷下河北。

　　中国对日本的回应就是就是淞沪会战，在上海开辟新战场。

　　中国军队猛攻上海日占区，继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后日本在上海一直都有军事存在，但当时说白了也就是一只海军陆战队而已，中国军队的行动并不是撵日军下海，在缺乏海空军优势的情况下上海是守不住的，但可以以一支部队为诱饵吸引日军增兵，甚至改变战略主攻方向。

　　果然，日本人上钩了。不仅不放弃寸土，还添油战术，一次次增加兵力。

　　又不是你自己家，死乞白赖不愿意走给谁看呢。

　　历时三个月无比血腥的淞沪会战改变了中日对抗的格局，同时期日军从北方南下的军力被大幅度削弱。

　　寸土必争，寸功必较，没有任何人愿意调整战略，没有任何人愿意付出改变的代价，没有人能背负得起被人喊懦夫的后果。

　　为了争夺南京，让从淞沪溃退的国军主力顺利撤走；

　　为了争夺徐州，让李宗仁部从包围网中安然离去。

　　如果在淞沪会战刚开始，日军利用海空军优势撤出上海军队，坚持从北向南的战略；如果日本海陆军不是互喷“马鹿”，而能相互配合的话；如果日军坚定在北方集结重兵，执行迅速打穿武汉分割中国军队策略的话。

　　都不会是张牙舞爪一年多就后继乏力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局面。

　　自日本踏下中国明明白白设好的陷阱后，诸国都明白了日本政府的能耐，这是一个事实上脑死亡的政府，完全是在依靠着应激本能而行事。

　　日本就这样在低劣的战略水平之下，输掉了国运，正应了“久赌必输”之理。

　　挨揍之前有多张牙舞爪，挨揍之后就有多服服帖帖。

　　前据而后恭，正此辈之谓也。

　　4、回归“恶奴”角色的日本

　　日本二战前的历史，就是一个“小人得志”的故事；而日本的二战史，则是一个赌徒输光家产的俗套故事；二战后的日本，终于回归到了他最熟悉也是最擅长的国际角色——“恶奴”

　　二战以后日本右翼基本被美军保下来了，似乎看起来一条战争恶狼已经驯化为豺狗了。在二战后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日本人凭着一股豺狗聚群的狠劲也是生生咬下一大块份额。但这一切在广场协定后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变成了幻影。

　　日本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主权被殖民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长久发展。吃一点老本还没什么问题，可想要实现产业突破则难上加难。

　　在美国的淫威和右翼的打击下，与中国和平甚至是联盟共同对抗欧美的策略从最开始就没有施展的空间。

　　日本的财阀们为了保住富贵宁愿选择经济上的“投降”，就像他们在二战中最后也是“投降”一样。日本政府徒劳无力的进行挣扎，七年七相的政治现实使得政府无所作为。

　　在长久的动乱和打击之下，日本政坛的理性正在流失。

　　希望能够背靠美国，介入台海来分一杯羹。

　　商贸、经济上依赖于中国，政治、军事体系却逐渐增加对立情绪，在中美贸易战的大棋局下，日本就是排头兵，还妄图挑动中美对抗为自己渔利。

　　日本的算盘，不过是老套的驱虎吞狼之计。渲染中国的军事威胁，以此让美国给自己松绑；经济战上配合美国，不过是借美国之手，遏制中国的产业发展，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这种攀援他国而与强邻敌对的后果，往往就是成为两强相争的牺牲品。

　　所以中国痛斥日本排放核污染水，把日本钉死在了耻辱柱上。正如中国所说，中东没有真空。因为真空必将为中国所填补。同理，东亚也没有真空。有主权的制造业国家，其军力发展的速度一定要快于空心化的金融国。中美在第一岛链的军力平衡，最终将以美国的收缩而告终。

　　美国是金融国，中国是生产国，日本也是生产国。只要没有了日本，那么美国就没有了挑战中国的“抓手”，不战自败。中美博弈之后，中国和美国可能都还在，但是日本就不一定了。所以挑动中美对立的日本，不是在火中取栗而是在自掘坟墓。（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