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张治中是蒋介石的幸臣，凭什么能做新中国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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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到中秋和国庆了，提前祝大家节日快落……

　　话说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为建立新中国展开多次谈判，而谈判的过程中，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动向很有意思。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张治中的动向，代表了当时绝大部分人，我们也可以通过张治中，从侧面窥探到新中国刚成立时的性质。

　　那我们就来聊聊张治中吧。

　　2

　　张治中出生在安徽省巢湖市洪家疃，一个黄山脚下的小村子，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篾器店，母亲是浑身伤病的家庭妇女，兄弟共有四人。这样的家庭环境，导致张治中从小就生活的非常苦，也对他后来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

　　原本张治中是没有条件读书的，但他的母亲还是省吃俭用，硬凑出一些学费，送他去私塾读了十年。

　　因为大部分同学都是走读，只有张治中和另外两名同学是住校，他们便需要把米和食材带到私塾，每到吃饭的时候，三人共同煮一锅米饭，然后厨师根据他们带来的食材，给他们做出不同的菜。

　　其中一个同学是富裕人家的孩子，每顿饭都有肉吃，另一个同学家境稍差一些，但家里也经常送菜和肉过来，唯独张治中，常年累月的吃白水煮青菜。

　　有次张治中实在忍不住了，便托付厨师，到洪家疃给他要点肉来，但是他爷爷告诉厨师：“家里没钱，肉么，除非从我身上割下来。”

　　后来张治中得了疥疮，有人告诉他，吃猪油蒸红枣可以治疗疥疮，张治中回去和母亲说，母亲直接拒绝：“饭都吃不周全，哪有什么猪油蒸红枣。”

　　想了各种办法，张治中都没吃到一口肉。

　　童年艰苦的孩子，成年后往往有很强的功利心，出人头地的欲望非常重。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成功，说不定能消除童年的阴影，获得相对健康的心理状态，可如果长期蹉跎，童年的阴影极有可能导致心理扭曲。

　　很不幸，张治中就是长期蹉跎的那一类。

　　读了十年私塾，张治中参加了科举考试。

　　因为成绩不错，张治中自信能一举考中秀才，然后是举人和进士，和千百年来的读书人一样光耀门楣。认识张治中的人也觉得，此人考秀才定是手到擒来，于是在考试前便称他为“小秀才。”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张治中落榜了，他在回忆录里写道：“父母的热望，亲友的期待，被泼了一瓢冷水”，非常失落。

　　落榜之后，张治中到扬州投奔亲戚，准备报考当地驻军即将开设的随营学堂，结果等了很久，那所随营学堂都没有开办起来，张治中再次回到安徽，通过亲戚的关系，到吕德盛号杂货铺做了一名伙计。

　　连续两次失败，张治中非常痛苦：“我的内心渐渐痛苦起来，难道这个样子就是出路吗，难道做一辈子生意不成吗？”

　　做杂货铺伙计的时候，张治中偶然见到一张报纸，写着“安徽陆军小学招生”的消息，他又一次燃起希望，辞去杂货铺伙计的工作，回家说服母亲，东拼西凑了24块钱，步行三百里到安庆，报考陆军小学。

　　和考科举一样，张治中是志在必得的，甚至出了考场以后，还给其他考生看他的文章底稿，所有人也认为一定能录取，然而……张治中又落榜了。

　　这次失败给张治中的打击很大——

　　“云天辽阔，四海茫茫，我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怎么办呢，想起来真是烦闷极了，痛苦极了。”

　　苦读十年，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金榜题名，结果科举落榜、军校落榜，可谓是文不成武不就。原本以为最擅长、最出类拔萃的东西，却一次次的被现实否定，换做任何人，恐怕都不可能寻常视之。

　　但张治中依然留在安庆，通过同乡的关系，到安徽督练公所总办唐启尧的公馆，给唐家二公子做陪读，准备再考安徽测绘学堂。

　　结果不等张治中熟悉新环境，便被唐家人给侮辱了，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你是什么人？他是少爷，你是个穷小子，你配和他一起住在这个公馆里吗？”

　　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这番话简直是晴天霹雳，从此以后，张治中的尊严也没有了。

　　离开唐启尧公馆，张治中报名做了安徽测绘学堂的门卫，专门做些收发公文、开门指路的琐事。做了一段时间，他不愿意继续做服务性质的工作，又报名做警察，最终成了一名“备补警察”，主要任务是穿着正式警察的制服、替正式警察站岗。

　　每到半夜的时候，望着空无一人的大街，张治中都有一种沦落下僚的凄凉感。

　　后来他又去了扬州，在盐防营里做了备补兵，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正式兵员，却被班长欺负的受不了，吐槽说：“被人歧视、欺负、侮辱，难道一个备补兵就是这样的奴隶地位吗？”

　　离开盐防营，张治中终于考上扬州巡警教练所，成了一名正式警察。折腾这么多年，终于有了稳定的工作，实在不容易。

　　但正是从此时起，张治中的命运齿轮开始转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开始政权更迭的大洗牌，张治中感受到时代的变化，立即辞去警察的工作，跑到上海参加了学生军，加入革命的阵营。

　　随后宣统皇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上海学生军被编为入伍生团，原准备直接送到保定军校读书，但在保定军校师生的反对之下，入伍生团便先到武昌的陆军军官预备学校读两年，然后再升到保定军校第三期。

　　就这样，屡次落榜的张治中，在改朝换代的大背景下，因为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进入梦寐以求的军校，第一次得到改变命运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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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年12月，张治中从保定军校毕业，被分配到安徽，在倪嗣冲的安武军任职。

　　民国初年，保定军校的学历是一张金字招牌，含金量堪比现在的清北。虽然不是正儿八经考进去的，入学后的成绩也普通，但张治中毕竟是有了毕业证书，一条稳定的晋升通道就此打开。

　　因为北洋系军队选拔军官，更讲究“来历”而不是“学历”，导致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基本不能在北洋系军队快速提拔，而孙中山的广东政府，更愿意重用正规军校毕业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的保定军校毕业生便南下广东，投奔了孙中山。

　　张治中也随着时代潮流到了广东，并于1924年初，接受桂军第四师师长伍肖岩的邀请，出任建国桂军军官学校的大队长，负责教育和训练工作。

　　就职不到一年，桂军军官学校停办，学生并入刚成立的黄埔军校第三期，于是张治中也进入黄埔军校，做了第三期入伍生总队的代理总队长、东征总指挥部上校参谋。

　　紧接着，国民政府东征陈炯明成功，成立了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核心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师，蒋介石做师长，张治中出任参谋长兼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

　　追求了二十年的前程，梦寐以求二十年的出人头地，在南下广东的一年内便实现了，最重要的是，他得到掌握国民革命军的蒋介石的赏识。

　　这是张治中第一次做这么高的职位，同时也是第一次被这么有前途的人赏识。

　　对于一个想出头却始终不能出头的人来说，无论内心如何激动，其实都在情理之中，他的所思所想应该是——

　　和辛亥革命时参军一样，抓住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不择手段的向上爬，以前那种受人冷眼的苦日子，再也不要过了。

　　所以在随后进行的国共北伐时期，张治中做了一件非常无耻的事。

　　“汀泗桥战役”结束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视察战场，然后在汀泗桥火车站召集连以上军官训话。

　　在场的所有人都服从命令，站的整整齐齐，但已经做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的张治中，发现蒋介石刚从战场回来，皮靴上沾满血渍，便在众目睽睽之下，单膝跪地，用自己擦脸的白手帕，轻轻的给蒋介石擦皮靴。

　　就这样，一边是蒋介石发表训话，一边是张治中跪地擦靴，其他军官们盯着蒋介石，余光瞟着张治中。

　　这番做法，事实上是张治中向蒋介石表忠心。

　　张治中通过当众擦靴的举动，告诉蒋介石：

　　“总司令，从此以后我就没脸面了，再不可能改换门庭了，以后风里来雨里去就追随您了，重用我吧。我把灵魂交给您，只求出人头地的机会和一份荣华富贵。”

　　而对于蒋介石来说，能这样不要脸面表忠心的人，永远是稀缺的：“既然你断绝了所有退路，那我也应该投桃报李。”

　　从此以后，“这家伙是擦鞋的”，便成为国民革命军中的一句骂人话，同为保定军校第三期的白崇禧，也因为这件事一辈子看不起张治中。

　　但是那又如何，张治中的目的达到了。

　　即便外放为师长、在徐州打了败仗，一旦张治中跪在地上向蒋介石认错，蒋介石都不再追究，只说一句“记枪毙一次”，便轻轻揭过，继续以亲信的态度对待张治中，张治中继续青云直上。

　　蒋介石要的是奴才，张治中要的是前程，两人各取所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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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28年起，张治中陆续出任军政厅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名义上是国民革命军的将军，事实上是以蒋介石嫡系的身份，在军中做政治性质的工作，即便偶尔几次挂帅出征，战绩其实并不好。

　　1929年，蒋介石要借裁军来削藩，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不愿意削弱实力，便起兵反抗，和蒋介石爆发战争。

　　蒋介石要和冯玉祥作战，必须派亲信驻守重镇，防止后院起火。

　　于是蒋介石任命张治中为武汉行营主任，替他坐镇武汉。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张治中通过检阅汉阳兵工厂、到武汉大学做演讲等方式，安定了武汉的人心，保证武汉没有倒向冯玉祥。

　　同年底，张治中回到南京，整个过程轻松愉快。

　　这就是张治中凭借蒋介石的信任，完成的一项政治任务。

　　1937年8月，中国和日本在上海爆发“淞沪会战”，张治中离开军校，以第九集团军司令、上海警备司令的身份参战。

　　这是张治中扬名立万的机会，但他的表现一言难尽，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的很详细：

　　1、八十八师以主力北分向日本坟山、八字桥、法学院、虹口公园攻击，伤亡甚重，仅法学院一处，已牺牲一营之众。

　　2、八十七师对沪江大学、公大纱厂及引翔港镇方面，尚未得手。

　　3、我炮兵轰击敌阵，因目标坚固，未得预期成果。

　　4、本日未闻敌兵舰炮声。

　　5、空军动作甚敏捷勇敢，但敌高射枪炮似有电气装置，所构成之威力圈弹发如雨。

　　这份电报中，不是说没有完成作战任务，就是说日军非常强，唯独没有提出解决办法，气的蒋介石大骂：“应撤张文白。”

　　而且在指挥作战期间，张治中一度离开前线，跑到苏州。按照他后来的说法，是去找十八军军长罗卓英商谈作战部署的，结果到了苏州才知道，十八军已经划归第十五集团军（陈诚）指挥了。

　　张治中听说麾下的部队被调走了，非常生气，这意味着他的地位和权限有些动摇。

　　在南京遥控指挥的蒋介石，整整两天联系不到张治中，也非常生气，因为对于他这种兵变起家的人来说，不能直接指挥军队，意味着军队有脱离掌控的风险，进而威胁他的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

　　所以重新恢复联系之后，蒋介石劈头盖脸一顿大骂，张治中一顿抱怨，两人大吵一架。

　　不管怎么说吧，在“淞沪会战”的战场上，张治中的军事和政治都表现不佳。

　　随后，张治中改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但很快就发生了“火烧长沙”事件。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了减少日军的物资补给，决定和古代战争一样坚壁清野，称为“焦土政策”，每当日军即将攻破一座城市、国军即将撤退时，便放火焚城，不把完整的城市留给日军。

　　1938年11月12日，日军逼近长沙，蒋介石给张治中发电报：“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那时陈诚也在长沙，张治中问陈诚：“长沙使用焦土政策，你是什么意见”，陈诚很直接：“当然是要做的。”

　　这事没有转圜的余地，张治中便开始搬运物资和伤员，准备焚城，结果还没准备妥当，当天夜晚，长沙城便四面火起，造成巨大的人员物资损失。

　　后来经过调查发现，提前放火有两个原因——

　　译电员翻译电报里的日军消息时，把距离长沙250里的“新墙河”，写成距离长沙12里的“新河”，长沙城里的军队以为日军即将攻城，便立即放火焚城。

　　由于国军一路战败，导致“失败主义”的阴云笼罩长沙，坊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其中一条就是“长沙城破”，当天搬运物资和伤员的举动，更是给市民强化了“长沙城破”的印象，看到军队放火，大量的市民也跟着放火。

　　其实不管什么原因吧，在“焦土政策”的大背景下，长沙城是一定会被焚毁的，无非是时间早晚而已，这和张治中关系不大。

　　张治中做的不妥当的地方，在于事后处理。

　　11月14日，蒋介石飞到长沙，询问了“火烧长沙”事件的来龙去脉，然后处死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长徐昆、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并说了一段话：

　　“就这一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我们以后怎样使用干部，怎样训练干部，怎样沉着应变，从这一事件上都可以得到明确的教训。”

　　既然不是哪一个人的错误，那为什么处死酆悌等三人？

　　既然要处理负责的人，张治中做为湖南最高长官，为什么不用负责任？

　　蒋介石的话事实上是和稀泥，用酆悌等三人的死，保全了嫡系张治中，然后把“火烧长沙”的事轻轻揭过，不再做任何处理。

　　经过这件事以后，张治中在湖南军民中彻底失去威信，三个月后就被调回重庆，出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

　　总的来说，张治中不是优秀的政治家，更不是能征善战的将军，他只是效忠于蒋介石的幸臣，蒋介石统治中国的一把工具。

　　5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紧接着蒋介石邀请教员到重庆共商国是，并由美国大使赫尔利、张治中亲自到延安迎接教员等人。

　　到了重庆以后，我党的首席谈判代表是周先生，张治中则是国民党方面的重要谈判代表。

　　从此时起，张治中开始人生的最高光时刻，也换来“和平将军”的美称。

　　那张治中为什么能做谈判代表呢？

　　主要是因为张治中和我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在青年时期，张治中就在上海大学听过瞿秋白的课，并和瞿秋白有过深度长谈，甚至喜欢读《新青年》、学习俄文，准备到俄国留学。

　　进入黄埔军校，张治中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思想一度有些左倾，被“孙文主义学会”的人视作“赤色分子”，蒋介石也问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而且因为工作的关系，张治中和周先生相处的不错，曾向周先生提出入党的请求，但是国共两党有约定，不能吸收对方党派的高级干部，于是周先生和张治中说了一番话：

　　“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比较大，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现在看来，周先生的这番话，可谓是意味深长。

　　一方面，周先生给张治中留下一条退路，让他在不如意的时候有机会为我党做事，另一方面，周先生把张治中视为闲棋冷子，在国共争雄的时候，也能利用张治中做些工作。

　　而张治中虽然思想有些左倾，但并没有为革命献身的勇气，他青年时期的追求和经历，决定了他要的是前程和富贵，不是革命。于是在周先生给与许诺之后，张治中再也没有提入党的事，反而在汀泗桥战役后给蒋介石擦靴，做了蒋介石的幸臣。

　　从这个层面来看，张治中在20年代就为长远利益谋划了，事实上做了骑墙派。

　　所以在漫长的国共争雄中，张治中从未和我军作战，也从未说过我党的坏话，抗战期间回重庆工作以后，他还利用职务之便，提议在政治部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用来安置郭沫若等左派文化人士。

　　这个提议，其实也是向我党示好。

　　正因为张治中长期和我党保持友好的关系，抗战结束后，他才能被选派为谈判的重要代表，和旧相识周先生进行谈判。

　　那对于国共争雄的结局、谈判的结果，张治中是如何看的？

　　答案是张治中很清楚我党要赢，国民党要输。

　　早在1941年，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张治中就在会上说：

　　“国民党的高级干部思想保守，惮于改革不求进步，充满畏难苟安的习气，毫无创造进取精神，一天天老大腐败下去，前途是不堪设想的。”

　　蒋介石无奈的说：“大家都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我只有一个人决心累死算了。”

　　可见，对于国民党的问题，张治中是非常清醒的。

　　重庆谈判后，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政府对中国的合法领导地位、国民政府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

　　总的来说就是，中国的所有党派团结起来，建立一个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为主、多党合作的新中国。

　　根据《双十协定》的原则，整编军队的事务随之展开，国民党以张治中为代表、我党以周先生为代表，再加上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马歇尔，组成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调查研究军队整编的问题。

　　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2月，三人乘专机陆续去了北平、张家口、太原、济南、徐州、延安等地，调查研究各地的军队情况。

　　从中国历史的经验来看，和平建国是必须争取的美丽前景，但天下的归属，终究要通过两党两军的大战来决定。

　　这一点，教员知道，蒋介石知道，周先生知道，张治中知道，马歇尔也知道。

　　所以在去延安调研的飞机上，周先生意味深长的和张治中说：

　　“文白啊，你们不打，大家民主建国，你们打，你们就要失人心。失人心者失天下，我们共产党就会团结其他民主党派建设新中国，那就与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言外之意就是，国共两党两军不开战，大家和平民主建国，那么新中国还有蒋介石的位置，还有张治中的位置，一旦开战，将来的新中国，就没有蒋介石的位置了。

　　至于有没有张治中的位置，就在于你张治中，如何抉择了。

　　听到周先生的话，张治中盯着他看了一会，什么话都没有说，重重的喘了一口粗气，靠在飞机座椅上闭目养神，内心开始考虑何去何从。

　　三人小组到延安之后，教员在延安礼堂召开欢迎会，轮到张治中发表演讲的时候，他突然向教员等人大声的说：“我张治中三次到延安，将来你们共产党写历史，不要忘了我张治中三次到延安。”

　　教员立即回应道：“当然忘不了你张治中。”

　　那一刻，张治中已经下定决心了，他要逐渐脱离国民党，投奔共产党，和辛亥革命时一样，再次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至于追随蒋介石获得的前途和富贵，正好用来做筹码，换取将来更远大的前程。

　　1946年6月，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撕毁《双十协定》，向我党的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解放战争爆发。

　　此后随着我军的节节胜利，周先生在飞机上的那番话即将成为现实，张治中也加快了脱离蒋介石的节奏。

　　1948年，张治中已经升任西北行辕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军政长官，驻地在兰州，但他并不积极工作，把所有事务都交给陶峙岳处理，自己在兰州的兴隆山上闲居。

　　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肯定蒋所领导的政权必然失败，自己考虑做脱身之计。”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治中在甘肃省党部会议上，当众批评国民党：

　　“我们的病根就在国民党本身，就在国民党离开了三民主义，丧失了革命主张。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但是取得政权之后就不革命了，三民主义的党取得政权之后就不要三民主义了。真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随后，张治中给南京写了一封建言书，对蒋介石的党务、政治、军事、外交、干部政策、个人修养方面都提出严厉的批评，要求蒋介石放弃中央集权制，实行亲苏政策、和共政策、改革土地制度等等。

　　这两件事，一方面是张治中对国民党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张治中在新局势下，对自己政治立场的表态，给我党纳上的投名状。

　　1949年4月，张治中再次做为谈判代表，代表国民党到北平商谈停战和平事宜，临行前他专门去了一趟奉化溪口，并给蒋介石留了一封信，建议蒋介石暂时出国，不要参与国内事务。

　　这封信，可以看作张治中和蒋介石彻底决裂的象征。

　　于是在北平谈判失败、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后，经过周先生的挽留劝慰，张治中便留在北平，不走了，正式投入我党的怀抱。

　　6月，张治中宣布脱离国民党，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

　　“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

　　9月，我党和各民主党派组成的第一届政协会议在北平召开，决定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定都北平、北平改为北京、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五星红旗为国旗，并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

　　10月，我党和各民主党派、工农群众、各族人民、民主人士共同成立了新中国，取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个新中国里，没有蒋介石和反动派的位置，但有张治中的位置。

　　在敦促新疆旧部起义、选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和五星红旗的过程中，张治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成为新中国的功臣之一。

　　两种中国命运的抉择落下帷幕，历史就此翻开新的一页。

　　6

　　用历史对比的角度来看，国共争雄和楚汉争霸非常类似。

　　国民党相当于西楚，蒋介石是短暂做过诸侯总盟主的项羽，我党相当于大汉，教员是统兵灭秦并联合诸侯推翻项羽、重建天下的刘邦。

　　那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则是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韩王韩信等两边站队的乱世诸侯。

　　至于张治中，更像是项伯。

　　项伯是项羽的亲叔叔，虽然治国理政的能力不足，统兵打仗的水平也不够，但依然是西楚政权的嫡系中坚人物。鸿门宴上项伯骑墙，借机取得大汉阵营的好感，随着项羽的失败，项伯便倒向大汉，被赐刘姓，封射阳侯。

　　而张治中脱离蒋介石、站在我党一边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地位极高的副国级干部，前途比国民党时期更加显赫。

　　年少时一门心思要出人头地，中年时三次抓住时机变换阵营，晚年时名利双收。

　　张治中啊，真是个精致的聪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