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明察：谁在成为我们的最大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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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民族复兴，每个人的具体理解都不太一样，但基本的共识至少应该包括两条：一是中国成为世上最强盛之国，二是中华文明回到历史上的C位。二者缺一，都不能称为民族复兴成功。

　　因为我们老祖宗们太能干了，他们就是树立了那么高的一个标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只要能够内部统一，基本可以轻松达到这两个标准：最强的国力和最先进的文明。

　　所以，我们大部分中国人谈起自己的历史，都可以一脸的自豪。

　　之所以说大部分而不是全部，是因为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沉浸于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二三百年近代史不能自拔，想尽办法论证中国在两千年前就已经走错了路，有的还费尽心思，对中国的远古神话做起了文章，如易中天把夏娃看作是女娲的前身，“把夏娃看作地球上第一个女人”，这样夏娃就成为中国人的第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母亲，引入基督教的创世纪神话给中国人文化寻根提供终极答案。

　　显然靠这部分人，我们很难完成文化软实力优势的重建。一部分文化“精英”还受制于严重的思想钢印无法自拔，他们的人数占我们人口的比重虽然不高，但话语权却依然很大。仅仅一个认为“无论何时何地，人类最深的需要，仍是上帝的救赎”、感慨“人类最大的悲哀就在于试图在上帝以外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呼吁中国越来越多的律师“投身先知亚伯拉罕所开创的伟大事业”，被人称罗圣的影响力就大到惊人。

　　有一个现象令很多人不解：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很多普通人的崇洋媚外情结已经没有了，而一些文化“精英”对中国的发展成就熟视无睹，对中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与最先进国家的实力差距充满排斥和恐惧。

　　这个现象的背后原因，是这些人不仅仅从制度和发展模式崇拜西方，而且已经彻底或比较彻底地切断了自己与中国历史文化的联系，有的甚至把自己的灵魂直接对接到基督教的上帝，去解决自己的身份认同，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

　　他们明明精神方面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不依靠从外部找一个超自然的存在，就不能精神正常的活下去，却总是不忘自视甚高，要给中国人启蒙 。

　　他们人在中国，但他们在精神上却把自己看作一个另类，把中国视为“现实此岸”把西方当成“理想彼岸”，用想象力把西方想象成人间的天国。他们有的接受了西方的一神教，把不推崇西方文明的中国人视为“异教徒”，把中国视为需要启蒙的落后文明。他们要让中国人抛弃自己的文化自信，和他们一样坚持西方文明中心论，最好和他们一起信仰上帝。

　　当中国的发展成就与他们的信仰发生了冲突，他们不会反思自己，也不会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而是会因中国的强大削弱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说服力而懊恼。

　　这样的文化精英有多少？我们不知道准确的数据。但把“亚娃看作是女娲的前身”的书能够出版，把建设法治国家和“投身先知亚伯拉罕所开创的伟大事业”强行联系的论文能够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就知道这些人的能量有多大，他们的“志同道合”者有多少。

　　北师大出版社那套《世界上下五千年》把中华文化开除出人类四大初始文明源头，也就不奇怪了。北师大出版社面对社会的批评与指责，不是承认错误，而是选择强硬回击，原因就在于他们并不担心自己会受到追责，因为他们并不孤单，那个圈子里人数很多、力量很强。

　　想方设法贬低中华文化历史地位的人，大概率是因为他们已经“皈依”了另一种文化，他们通过小圈子繁殖，坚持价值观认同，长期利用逆淘汰机制排斥异己，现在已经可以抱团取暖。

　　其他人文社科领域也比较常见这样的现象。那个写日记的作家方方也喜欢用西方宗教话术指责中国人：“一向不喜欢认错，也没有多少忏悔意识，更不会轻易产生负罪感。这可能跟文化和习俗有关吧？”她最后一篇武汉日记还刻意引用了《圣经。提摩太后书》中一段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她信的什么“道”？守的是什么“道”？他们自然是有信仰的，但她信仰的是什么？

　　把中国神话嫁接到圣经创世纪的易中天说过汉民族“没有严格意义的信仰”，“既延续至今又具有世界性还没有信仰的，只有中华文明”，我们“这样的文化土壤，产生不了严格意义上的信仰。”虽然他反复强调这是“陈述事实，不是价值判断。没有信仰，不含贬义。”但他在同一个讲座中，又说“信仰自有信仰的好处。真正有信仰的人，一般都不会干坏事”，可见他并不是没有褒贬。易中天所指的信仰是特定的，“就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的坚定不移的相信”。

　　说了这么多，就是要说明，因为我们一批文化“精英”的思想钢印，导致相对我们硬实力的突飞猛进，软实力建设重建已经严重滞后了。

　　我们有一批文化人，他们在精神上已经与中华文明格格不入了，他们虽然还还用汉字，但这只是工具意义，他们中一部分人或者全部或者部分已经“皈依”了其他的文明，甚至已经习惯以“上帝”的子民角度，审视我们这个国家，从现实制度到历史文化，不但产生了历史虚无和文化虚无，还产生了严重的精神矮化和文化自卑，让他们对中国的否定全面立体无死角。

　　他们已经不太可能从中国的发展成就中找到民族自信心，因为他们已经不把自己当成这个民族的一份子。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他们实际是中国最近几十年发展中受益特别大的那类人之一，却又担心中国的发展会否定他们的信仰。他们既想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又不想肯定中国的发展成就。只要中国不能让西方满意，他们就不可能对中国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人在中国，但灵魂已经交给了他们的“信仰”的天国和他们在人间想象出的“理想国”。

　　因为这部分人的存在，我们的软实力重建会困难重重。难度要比我们突破美西方的半导体芯片限制还要难很多倍。

　　撒切尔夫人说过，或者有人要借她之口说过，中国不会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她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看中国，认为中国没有思想体系能够向世界输出，即使中国的经济迅速崛起，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物质生产大国，在精神文化生产输出方面仍是个无法重视的小国。她的话虽然尖锐但却提醒我们，我们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实现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对西方的全面超越，才能够让人信服。

　　我们民族在近代史上遭遇过两次文化不自信。最近几十年是一次，一百年前也遇到过一次。这一次的文化不自信，是一百年前文化不自信的继续。所以，现在这批文化不自信的人，特别推崇民国，他们有的认为民国岁月静好，有的则评价民国是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至于民国的军阀割据与外敌入侵，连年战乱，民不聊生，在他们眼里都全然无所谓。西方列强更希望中国永远像民国那样弱，于是这帮人就往死里拔高民国。

　　一百年前的公知鼻祖胡适就被一百年后的公知从微观角度力捧为“世间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适！”还被人从宏观角度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因为胡适说的话太符合当代公知的口味了，比如胡适说过：“我们自己的文化其实并不好，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匮乏。早在两年多年前的时候，我们的科学技术就已经落后于西方了。”

　　因为中国近代史落后于西方，中华民族在近代遇到了最严重的危机，面对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考验。自鸦片战争以来，民族信心跌落谷底，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入侵，已经失去了同化对方的能力，反而存在着被对方同化的危险。一百年又过去了，中国的文化人还没有医治好自己的文化不自信。

　　中国成为四大文明中全世界唯一没有断绝的文明，但这个“唯一”的实现并不容易，我们的文明赓续并不是没有遇到危机。经历过那么多，还能坚持而独立，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在当时是足够先进的，先进到依靠武力征服入主中原的那些文明，也不得不接受中华文化，被中华文明同化。我们经常说在中华文化的同化作用，但这个作用在近代，消失了。

　　因为我们建立在农耕物质文明基础上的传统文化相对于建立在工业物质基础上的西方近代文明，已经找不到过去的那种自信了，

　　因为国力的衰落，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如何看待中华文明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当时有一批文化人产生了这样的逻辑：“国家的落后是科技的落后，科技的落后缘于教育的落后，教育落后盖因中国百姓学习汉字太难。”所以要消灭汉字，都有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

　　这才是中华文明历史上最危机的时刻。如果文化还在，我们还有希望重新站起来，我们就还是我们。如果我们的文化都被消灭了，那是比亡天下更严重的结果。

　　当时正好在北大任职文科教授的钱玄同，就响应胡适的呼吁，主张废除汉字，改用世界语。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

　　将汉字拉丁化，成为当时不少知识分子的主张。

　　如果说当时的一批知识分子失去了对文化的自信，是基于中国落后挨打的现实，出于救国的目的，尚可理解他们的初心（胡适这样的除外）。但现在的这批文人，无视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实力的快速强大，还在坚持中国文化虚无主义，站在中国的对立面，看待中国的发展，甚至希望往往中国永远落后于西方，论证他们的信仰正确，这就完全不可理解，亦不可原谅。

　　人文社会学科知识分子是否整体保持自信，是文化软实力具备与否的重要标志。

　　我们现在有着世界上最牛的工程师和工人队伍，他们的努力让中国不但成为基建狂魔，而且成为摘取工业皇冠明珠的“小能手”，变成“发达国家的粉碎机”，拉着中国向前走，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部分知识分子，整体上还落后于时代，他们向后拽着中国，迟滞中国的前进。于是出现了中国理工科负责创造，文科（非指全部）负责批判否定的怪现象。

　　这些人继续占据中国太多的文化资源，势必影响着中国软实力的重建。

　　现在需要一场新的文化运动，将中国的文化资源从这些人手里解放出来。

　　既然这帮文化精英已经无法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前进，只会拖中国的后腿。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圈子，以目前的力量对比，依靠任何行政命令都难以有效地清除他们对文化资源的占有，连影响几代人，涉及几亿孩子的人教社教科书插图那么严重的问题，处理起来都轻轻放下。

　　他们谁都不怕，就怕不断觉醒的中国人民，因为这是能够打败他们的唯一对手。他们就怕自己那一套没有很多人相信跟随，被日渐孤立，成为一个个被围观的古董，沦为笑柄。现在距离他们的担心变成现实，还有很远，只是有一小部分被识别出来。

　　他们比西方的那帮知识分子更腐朽，西方那帮知识分子只是站在资本的立场反对打工人，但他们在维护自己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方面，还是很努力的。而中国一批文化人，他们连民族和国家利益都敌视，他们是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负担。

　　以华为为代表，中国企业已经基本突破西方利用技术优势对我们的限制，我们重建对西方的硬实力优势，正在一天天地变成现实。在此情况下，我们不能偏科，需要特别重视一些缺乏民族自信的文化人对我们重建软实力优势的掣肘作用，首先从不换思想就换人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