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小刀：医疗反腐风暴，湘雅背后有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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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医疗反腐风暴中，湘雅医院先是陷入联名举报风波，牵出了“过度医疗”等重磅黑幕，接着又被曝有医生私下收取肝移植患者10万“肝源费”，而肝源实际上是无偿捐赠的……

　　一时间，湘雅某些黑心医生的丑恶行径遭到了万千民众的唾弃，风波显然也让湘雅这块百年招牌蒙上了一层阴影。

　　其实，百年湘雅有高人，有位高人虽已惨死多年，但依然有不少人记得他。

　　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一直活在人民的心里。

　　2003年，非典爆发，一名卫生部的老干部，在接受采访时高呼：汤飞凡若在，何至于此？

　　汤飞凡就是从湘雅走出来的高人，他是屠呦呦之前，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医学家，被誉为“中国疫苗之父”。

　　然而，这位救了无数中国人的国宝级医学家，却受尽屈辱，绝望自杀……

　　汤飞凡

　　1897年，汤飞凡出生于湖南醴陵汤家坪的一个书香世家，因清朝咸丰以后连年战乱、灾荒，家道中落，汤父为维持家计，设塾馆教书。

　　汤飞凡5岁启蒙，从小勤奋好学，因看到家乡父老贫病交迫，中国被讥笑为“东亚病夫”，立志悬壶济世，振兴中国医学！

　　但满腔抱负却无处施展，由于当地没有医学院，长大后，汤飞凡只能进入湖南甲种工业学校，学习机械制造。

　　好学的他，经常利用假期，去煤矿观察运输煤炭的机械装置，一天，他在路上看到两个文质彬彬的人，提着一个大箱子，出于好奇，他凑上前，问箱子里是什么。

　　没想到，这一问，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也催生了他和湘雅医院的一段缘分！

　　二、

　　17岁的汤飞凡，从箱子里第一次见到显微镜，顿时被吸引，从此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而眼前这个指导他使用显微镜的人，是个鼎鼎有名的大人物。

　　此人名叫颜福庆，是我国著名医学家，也是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亚洲人！

　　颜福庆

　　从此，两人结下不解之缘，后来，在汤飞凡命运的转折点，都有颜福庆的身影……

　　1914年，颜福庆担任校长，成立湘雅医学院，汤飞凡得知后，当即从湖南甲种工业学校退学，怀揣着学医救国的理想，转考湘雅。

　　但他万万没想到，湘雅是中美合办的学校，入学考试要考英语，他根本没学过……

　　但他没有放弃，反而鼓起勇气，主动找到主考官胡美，恳请免试英文，之后再补考，并承诺如果考过了继续学医，考不过，立马卷铺盖退学！

　　胡美

　　胡美被他的勇气和决心打动，同意了，不久，汤飞凡被湘雅破格录取。

　　入学后，他苦学英语，字典翻烂了，眼睛也翻成了高度近视，还闹出了一个大笑话。

　　三、

　　一次，汤飞凡放假回家，竟将迎面走来的哥哥，错认成了父亲，惹得家人哭笑不得。

　　不过，在破釜沉舟的努力下，汤飞凡的英语水平进步神速，不仅能顺利地听懂每一节用英语讲授的课，能看懂英文教科书，在毕业时，还用英文洋洋洒洒写了几万字的论文。

　　与此同时，他的理想也逐渐清晰起来。

　　那时，正值微生物学的黄金时代，以法国的巴斯德、德国的科赫，为代表的一代细菌学和传染病学专家，相继发现了不少传染病的致病菌。

　　日本的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因发现了鼠疫和破伤风的致病菌，被称为“东方科赫”。

　　北里柴三郎

　　汤飞凡便对人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一个‘东方巴斯德’呢？”

　　为了成为“东方巴斯德”，他决定投身细菌学。

　　1921年，汤飞凡成功拿到湘雅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学位，前往北京协和医院细菌学系进修。

　　在那里，他全面掌握了细菌学理论和实验技术，并确立一生的志向：“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疾病的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1925年，汤飞凡又拿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奖学金，赴美深造。

　　谁知，这一去，差点再没回来……

　　四、

　　当时，病毒学正处于拓荒时期，汤飞凡抵美后，也毅然加入开拓者的行列。

　　他和同事们用物理方法研究病毒形状，用离心和过滤的方法研究疱疹、牛痘等病毒，证明病毒是可过滤、能离心沉淀、能自我复制、有生命的寄生于细胞内的微生物。

　　他们还研究出第一代微孔滤膜，用来测量病毒的大小。

　　汤飞凡表现突出，导师非常看好他，觉得他是个难得的人才，想把他留在美国。

　　优厚的待遇，得天独厚的研究环境，让人很难不心动，但在一封祖国的来信面前，这些顿时黯然失色……

　　1928年秋，时任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前身）院长的恩师颜福庆，写信邀请汤飞凡回国任教，共同发展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

　　面对祖国的召唤，汤飞凡放弃一切，毅然回国，前往上海，担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学副教授。

　　一没实验室，二没有仪器设备，他只能白手起家，捐出自己的显微镜，又利用人脉多方求援，才勉强建起实验室。

　　除了上课，汤飞凡还兼任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的细菌学主任，对流感、流行性腮腺炎、沙眼、牛胸膜肺炎等传染病，进行病毒方面的深入研究，短短几年内就发表了20多篇论文。

　　1935年，他又赴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开展短暂合作。

　　一天，一个来参观研究所的日本人要和他握手，汤飞凡当场拒绝，并义正言辞地说：

　　“你们日本正在侵略中国，很遗憾我不能和你们握手，还是转告你们的国家，停止对我的祖国的侵略吧！”

　　这番话，也为他日后的一个重要决定，埋下了伏笔……

　　五、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被迫中断研究的汤飞凡，走出实验室，毅然投身上海救护委员会，在枪林弹雨中奔赴前线。

　　同年11月，上海沦陷，汤飞凡忧心如焚。

　　他对妻子何琏说：“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出再好的东西，做了亡国奴，又有何用？”

　　就在这时，两份邀约摆在了汤飞凡面前。

　　美国邀请他赴美做研究，以躲避战乱。

　　同时，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的颜福庆，邀请汤飞凡主持重建中央防疫处的工作。

　　战火纷飞，瘟疫肆虐，恢复防疫处是当务之急，汤飞凡没有丝毫犹豫，立马辞去月薪600两白银的雷士德研究所职务，选址昆明，重建中央防疫处，并担任处长。

　　昆明中央防疫处

　　在那里，汤飞凡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自己的牛痘疫苗，还有我国最早的斑疹伤寒疫苗，并生产出大批质量达到国际标准的疫苗和血清。

　　1943年，他又开始研制战场上紧缺的青霉素。

　　研制青霉素，首先要找到能产生青霉素的毒株。

　　早在唐代，就有古人用长毛的浆糊，涂抹伤口消炎的记载，于是，汤飞凡和同事卢锦汉特别注意到，从肉渣培养基中和皮鞋上寻找菌种。

　　一天，汤飞凡发现同事的鞋子上有绿色的东西，顿时眼前一亮，竟意外找到毒株，生产出临床级青霉素，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极大作用，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两年后，中央防疫处迁回北平，改名“中央防疫实验处”，汤飞凡在资金短缺、设备简陋的艰苦条件下，再次白手起家，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车间，并增建研究室、实验动物饲养场。

　　1947年，在世界微生物学第四次大会上，汤飞凡当选为常务理事。

　　然而，当医学事业好不容易重回正轨时，他却打起了退堂鼓！

　　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再次邀请汤飞凡，携家眷赴美工作，并许以优厚的待遇。

　　因妻子何琏身份敏感，汤飞凡为保全妻子，决定移居美国，回哈佛执教。

　　汤飞凡一家三口

　　但临走前，汤飞凡吃不好，也睡不安，心中忐忑，登上飞机前，他突然对妻子说：“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寄人篱下，我的精神不愉快！”

　　最终，汤飞凡改变主意，决定留下为国效力。

　　几个月后，新中国成立，中央防疫实验处又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又兼任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

　　没想到，刚上任，就碰到一件棘手的事！

　　这时，原察哈尔省北部鼠疫流行，为控制疫情，需要大规模接种鼠疫减毒活菌苗，但国内没有这种疫苗，从苏联进口也不能满足需要。

　　于是，汤飞凡临危受命，亲自领导一个小组突击研制，仅用了两个多月，就制造出了900多万毫升菌苗，有效抑制了鼠疫的蔓延。

　　为了继续悬壶济世，1954年，他又辞去所有行政事务，开始分离培养沙眼病原体的研究工作。

　　汤飞凡

　　当时，沙眼病在世界各地广泛流行，中国人口中50%患有沙眼，偏远地区更是流传着“十眼九沙”之说，危害极大。

　　从1887年起，国际上对沙眼的研究经历了，从“细菌病原说”到“病毒病原说”的过程，但尚无定论。

　　简单来说，治疗沙眼，首先要分离出沙眼病原体，但当时，人们连沙眼病原体到底是细菌还是病毒，都没搞清楚，何谈治疗？

　　在经历数次失败后，汤飞凡终于采用“鸡卵黄巢分离法”，成功分离出病毒，成为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轰动国际科学界！

　　这株病毒就是著名的TE8，后来被称为“汤氏病毒”，而这项分离实验，多年后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但遗憾的是，汤飞凡没机会见证这份荣誉……

　　1957年，60岁的汤飞凡，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但他并没有躺平在功德簿上。

　　为了进一步确定，所分离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体，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七、

　　1958年元旦，汤飞凡冒着失明的风险，私下让助手，将分离出的病毒滴入自己的一只眼睛！

　　此后40天，汤飞凡坚持不做治疗，带着红肿的眼睛继续工作，最终收集到可靠的临床资料，彻底终结了70余年来，关于沙眼病毒的争论，成了真正的“东方巴斯德”！

　　汤飞凡

　　有了病原体可供实验，科学家们很快找到了治疗沙眼的特效药，一度危害全球的沙眼病毒，开始以惊人的速度锐减。

　　然而，这位救了无数中国人的国宝级医学家，人生结局却出人意料……

　　1958年9月30日，汤飞凡在所谓“拔白旗”运动中，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遭到了无情地批斗，由于不甘受辱，他选在凌晨自缢身亡，年仅61岁。

　　他去世三年后，我国正式消灭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提前了16年，这背后也有他的功劳和铺垫！

　　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他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生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

　　汤飞凡因首次分离出沙眼病原体，成为名副其实的“衣原体之父”。但这位被认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医学家，却早已不在人间。

　　直到1976年6月，卫生部终于为汤飞凡举行追悼会，恢复了他的名誉。

　　几年后，国际眼科防治组织，追授汤飞凡“沙眼金质奖章”，邮电部还发行了汤飞凡纪念邮票。

　　但这一切，来得太晚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之栋梁往往可遇不可求，尤其是科学领域的栋梁之材，往往可以改变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命运，救民于水火。

　　只可惜，有些人身体上的病刚好，脑袋里的病却挥之不去，只要他们站起来了，就会挥舞拳头，大喊“打倒”！而那些栋梁之材，往往会最先被砍倒……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但愿汤飞凡的悲剧永远不会再发生，也希望那些国之栋梁能得到最好的保护，不被随意打倒。

　　同时，也希望医疗反腐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一些，让那些无耻的蛀虫被彻底清除，毫无藏身之地，让“医者仁心”永远不被“医者黑心”玷污、毁坏。

　　一个社会只有建设性大于毁灭性，建设型人才能人尽其才、大有作为，蛀虫无处可藏之时，才是上升的时代、最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