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闲生：通往新秩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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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有关“冷战2.0”的说法此起彼伏。

　　本篇以此为切入点，与读者朋友们回顾一下“冷战1.0”时代的国际秩序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

　　雅尔塔会议三巨头

　　1945年2月，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斯大林终于与罗斯福、丘吉尔举行了二战期间最重要的一次会面。

　　之所以说“千呼万唤始出来”，是因为早在半年多前罗斯福就亲自致函斯大林，希望再次举行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

　　斯大林回信称他要指挥对德作战，没空出席，不甩美国总统。

　　罗斯福致函后，丘吉尔又亲自跑了一趟莫斯科去会晤斯大林，给足了面子。

　　就这样，直到1944年底，苏联方面才同意这次会晤。

　　斯大林要求会议必须在苏联境内召开，所以地点选在了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的一座前沙皇行宫。

　　丘吉尔和罗斯福远涉重洋，前来拜会。

　　位于黑海岸边的里瓦几亚宫。这里曾是俄罗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行宫

　　为什么美英两国这么迁就苏联呢？

　　自然还是因为当时的战场形势。

　　欧洲方面，苏联的进军速度明显快过盟国；至1944年底，苏联红军已拿下整个东欧，兵锋直指巴尔干半岛，大有将南斯拉夫和希腊一举收入囊中的架势。

　　在雅尔塔会议进行时，朱可夫大军进抵柏林城外40英里处，因此斯大林腰杆很硬。

　　远东方面，1944年4月日军启动了所谓的“一号作战”计划，即豫湘桂会战；此战国军一溃千里，让人大跌眼镜。

　　凭借着此次大胜，日本方面萌生了与盟国长期僵持并谈判的念头。

　　罗斯福和丘吉尔意识到，要想从陆地上彻底解决掉日本，必须依赖苏联出兵。

　　基于东西两个战场对苏联的需求，在这次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分配利益的重要会议上，斯大林斩获颇丰。

　　苏联甚至只凭借一纸出兵许诺，在尚未动用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就拿下了远东的大把利益，做得一手好买卖。

　　整个雅尔塔会议期间，身在重庆的蒋委员长只能在日记里骂骂娘，连开罗会议那种当配角、跑龙套的机会都没有捞到。

　　1944年8月的华沙起义是美英与苏联矛盾的第一次大爆发。一河之隔的苏军对波兰地下军（亲英美）的起义见死不起，起义失败后，希特勒下令将华沙夷为平地。

　　如果用斯大林的一句话来概括雅尔塔会议的内容，那就是：

　　“你们在你们的占领地享有优先权，我们在我们的占领地享有优先权。我们怎么做自有我们的道理，别人无权干涉。”

　　雅尔塔会议是一次严格的“百分比划界”，弱小国家的命运被完全当成棋子和筹码，任由三巨头摆布。

　　比如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他们的实力其实不弱，但莫斯科均要求其解除武装，与英美两国支持的政府当局合作。

　　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战后走上了“参加议会”“当少数派”的道路——正如重庆谈判时马歇尔期望的那样。

　　假如他们不同意想要反抗，莫斯科则袖手旁观，任由其被屠戮。

　　反过来说，对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波兰、罗马尼亚等国，斯大林毫不手软，强力逼迫他们解散联合政府，成立由苏联支持的政府，美英两国休想染指。

　　谁攻克的地区战后由谁控制，辅以对重要地区相互交换。

　　在雅尔塔的一个星期里，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三人就办了这样一件“小事”。

　　杜鲁门与罗斯福。原本只是一个花瓶的杜鲁门上任副总统仅仅三个月即转正——相当于罗斯福用自己多年积累的巨大声望替他选了一个总统。

　　众所周知，德国是1945年5月投降的，日本是8月投降的，而对战后秩序规划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则是4月份逝世的。

　　尽管欧洲方面美苏发生了许多不愉快，但基本上是按照罗斯福与斯大林商定的剧本执行的。

　　可亚洲方面就不一样了，向日本投掷原子弹、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美苏瓜分朝鲜半岛、美国独占日本、马歇尔调停国共内战等重大事件，都发生在罗斯福总统逝世之后。

　　与罗斯福相比，杜鲁门无论是对外的信誉度、对内的权威、国际视野、还是意识形态色彩，均存在明显差异，也因此导致亚洲方面美苏最终掀了桌子。

　　波茨坦会议期间杜鲁门向斯大林炫耀称美国制造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新型炸弹”，其实斯大林早在1941年即通过情报机构得知了曼哈顿计划的部分内容，而同期作为参议员的杜鲁门对此绝密计划尚一无所知。直到罗斯福逝世，军方高层才将原子弹的进展告知这位新总统。

　　冷战，冷战，顾名思义，处于美苏对抗中心地带的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并没有爆发战争。

　　我们很难说雅尔塔会议或者罗斯福本人是否给这一局面带来了积极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美苏在欧洲的战后利益分配做得十分清晰。

　　与之相较，1945年之后的亚洲简直一团糟，原先并不被视为美苏竞争中心地带的东亚地区在二战结束后持续不断地爆发热战。

　　我们以一个宏观的视角看，从1945年开始，东亚至少打了以下几场大规模战争：

　　1945~1949年的荷印战争；

　　1946~1950年的中国内战；

　　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

　　1946~1954年的法越战争；

　　1964~1974年的美越战争；

　　1979年越柬战争和中越边境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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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不夸张的讲，这一时期东亚地区的战争规模放眼全球都十分罕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介入。

　　换言之，战后欧洲秩序是由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开会讨论出来的，而战后东亚秩序则是两大集团通过一系列战争打出来的——前前后后打了三十多年。

　　越战中的美军

　　历史很多时候是在大趋势与小偶然中曲折前进的。

　　所谓“大趋势”，即两国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矛盾是结构性的，对抗将不可避免。

　　所谓“小偶然”，即尽管对抗不可避免，但对抗的方式可以选择，比如冷战与热战，再比如拜登《中美未来的“A方案”》和特朗普《中美未来的“B方案”》

　　虽然目前对“冷战2.0”的模式做预测还为时尚早，但总的来看，今天的东亚有点像曾经的欧洲，而今天的欧洲更像是曾经的东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