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领导终究是对的

lameihua

　　7月24日，领导开会强调，“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次日，股市跳空高开，随即启动了为期一周的大涨行情，点燃了不少股民的投资热情。然而，随着之后的震荡回落，乃至本周五的大跌，使得民众再次对于股市产生了悲观绝望的情绪。

　　其实，这种场景原本是可以预期的。请看我在7月24日当晚与朋友的这段聊天记录：

　　有经验的投资者大多知晓，在股市的政策底之后，通常还会有个市场底。而最近半个月，我也在盗天平台上连续发文，与读者探讨政策底与市场底的问题。今天这篇文章，我们主要就想探讨，为什么政策底之后会有市场底，其背后的机理为何？

　　《国语·晋语八·医和视疾》上记载：“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意思是说，晋国大夫赵文子问医和：“医生救治，涉及国家吗？”医和答道：“上等医生首先是医治国家，其次才是医治病人，本来医生就是一种官职。”

　　至东汉时期，王符在《潜夫论·思贤》中将医和的这种观点进一步演绎道：“上医医国，其次下医医疾。夫人治国，固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乱者，国之病也。身之病待医而愈，国之乱待贤而治。治身有黄帝之术，治世有孔子之经。然病不愈而乱不治者，唯针石之法误，而《五经》之言诬也，乃因之者非其人。”因此，身体病了，就要治病；国家病了，就要救乱；股市病了，就要救市。

　　于是，我们提出第一个问题，股市能救吗？

　　答案是，股市是能救的。遍览全球，有太多的国家，政治远比中国混乱，经济远比中国疲弱，社会远比中国动荡，民生远比中国凋敝，可他们的股市却非常坚挺。《孟子·梁惠王》上说：“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显然，相较于那些在政治、经济、社会、民生各方面都远逊于我们的国家，中国股市之所以疲软，“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于是，我们又提出第二个问题，股市好救吗？

　　答案是，股市是好救的。股市说到底就是个货币现象。只要市场里的资金多，股票少，那么股市就会因为供不应求而上涨，股市的上涨又会因其赚钱效应而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场，遂进一步刺激了股市的上涨，以此形成良性循环，这就是所谓的牛市。只要市场里的资金少，股票多，那么股市就会因为供过于求而下跌，股市的下跌又会因其亏钱效应而导致更多的资金离场，遂进一步加剧了股市的下跌，以此形成恶性循环，这就是所谓的熊市。显然，为政者既可以引导股市里的资金进出，又可以控制股市里的股票数量，所以救市本身并不太难。

　　于是，我们又提出第三个问题，既然股市能救且好救，那为什么不是领导一发话就立刻进入牛市，而是在政策底之后还得有个市场底呢？

　　答案是，领导虽有救市的能力，亦有救市的药方，却不能精准把握救治的时间和用药的剂量。所谓“是药三分毒”，如果不是遇到极端情况，在领导看来，救市的药方还是能不用就尽量不用，能少用就尽量少用，以免为其副作用所伤。等到领导发现，仅凭市场自身的免疫力不足以维系健康，故而不得不对症下药时，时间通常已经太迟，而且剂量通常又太少了。因此，当市场服下领导开出的第一副药后，病情通常都会有所好转，这就是所谓的政策底。但不久之后，病情又会再次恶化，且比政策底时更加糟糕。领导内心急切之下，就会增加用药的剂量，直至病情出现明显好转才敢罢手，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底。但是，药物自服下到见效是需要时间的。当病情因用药而出现明显好转时，体内尚有不少药物未曾反应，而这些逐渐反应的药物终究会给市场带来副作用，为将来的市场泡沫埋下伏笔。

　　因此，就商业投资而言，我总结出这样一条心得，即：领导终究是对的，群众终究是错的。

　　领导为什么终究是对的呢？因为领导拥有对资源的掌控权和对法令的裁决权。

　　当领导希望扶植某个市场时，即便市场原本没有机会，领导亦可以用其掌控的资源向市场注入机会。只要领导所掌控的资源是丰沛且可持续的，那么市场的重大机遇就终究会到来。

　　当领导希望打压某个市场时，即便市场原本充满机会，领导亦可以出台法令以加强监管和引入竞争，致使业者成本升高而收入降低。只要领导对于法令的裁决权是不容挑战的，那么市场的盈利能力就终究会下降。

　　因此，即便领导最初看起来是错的，但只要他一直是领导，那么他终究会是对的。

　　那么，群众为什么终究是错的呢？因为超额利润只能为少数人所拥有。只有当群众都不相信其市场价值时，少数人才有机会以极低的成本介入。一旦群众对于某个市场趋之若鹜，那么这个市场就必定会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甚至因为产能过剩或者泡沫破灭而导致亏损。

　　因此，即便群众一度看起来是对的，但只要他一直是群众，那么他终究会是错的。

　　于是，我进一步推导出这样一条规律，即：最好的战略投资期，就是领导决心已下，而群众尚未尽信之时。

　　举例来说，我们都听说过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其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是这样记载的：“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可以看到，当秦孝公与商鞅下定决心变法之时，民众对其是不信任的，而这也正是最好赚钱的时候，只要将一根木头从城南搬到城北，就能够赚到五十金。等到民众都已相信商鞅之法，那就不再有轻松容易的钱可赚，就只能通过在耕地上流汗和在战场上流血的方式来致富了。

　　而在我看来，现在的中国股市，就处于领导决心已下，而群众尚未尽信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