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国家灭亡时，再高明的裱糊匠，也堵不住漏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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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司马懿取代曹魏是因为寿命长，其实司马懿能成就功名大业，家族后代能一统三国建立晋朝，是数代人不断努力的结果。

　　司马懿，只不过是司马氏的代表罢了。

　　早在东汉安帝年间，河内司马氏的司马钧便做到征西将军，是东汉两千石的高官。司马钧之子司马量做到豫章太守，司马量之子司马隽做到颍川太守，司马隽之子司马防做到京兆尹，司马懿就是司马防之子。

　　除了不如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以外，四世两千石的河内司马氏，绝对是东汉末年的顶级世族之一，比曹操这种“赘阉遗丑”的底蕴深厚太多了。

　　这就是司马懿崛起的根基，也是颍川世族提拔并支持司马懿的历史渊源。

　　毕竟河内司马氏出过颍川太守，和颍川荀氏、颍川陈氏有深厚的交情，到了司马懿、荀彧、陈群这一代，更要结成利益同盟，共同扶持进步嘛。

　　在这个人脉圈子的支持下，司马懿进步非常快，并凭借自己的能力东征西讨，直至成为曹魏的辅政大臣。

　　而此时在曹魏任职的，还有中护军司马师、散骑常侍司马昭、尚书令司马孚、平阳太守司马望等等一大批司马氏成员。

　　如果说司马懿的功业名望，是他发动高平陵政变的底气，那么众多精明强干且执掌军政大权的司马氏成员，就是儒家经学世族们拥护司马懿篡位的重要保证。

　　因为司马氏后续有人，不用担心没有主心骨，跟着司马懿干完这一票大的，以后就不用再担心改朝换代了，可以安心享受胜利果实。

　　一锤子买卖，很多人都觉得值。

　　高平陵政变成功后，司马氏又经历了数次血腥屠戮，连续三代人接力，才真正夺取曹魏的江山。

　　一次是司马懿清理曹爽、何晏等改革派，平定“淮南一叛。”

　　原本何晏准备投靠司马懿，替他处理曹爽等改革派成员，保住一条性命，结果人都抓起来以后，司马懿说“凡有八族”，何晏数来数去都凑不够，便对司马懿说“岂谓晏乎”，难道我也在里面？

　　司马懿微微点头：“是也”，统统夷三族。

　　可见在清洗政敌方面，司马懿是丝毫不准备妥协的。

　　而听闻司马懿取得朝廷的军政大权，执掌淮南兵马的太尉王凌不服气，大家都是平起平坐的曹魏重臣，凭什么现在司马懿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我们就得跪下磕头，将来还要给司马懿的子孙磕头？

　　于是王凌决定起兵讨伐司马懿，拥立楚王曹彪做皇帝。

　　为了复制司马懿的成功经验，王凌还派将军杨弘去联络兖州刺史黄华，结果杨弘和黄华都没搭理王凌，直接跑去向司马懿告密。

　　司马懿亲自率领大军征讨淮南，生擒王凌，凡涉及到此事的都夷三族，并赐死楚王曹彪，设置机构严格监管曹魏宗室，避免以后再出现类似的事情。

　　另一次是司马师处理改革派余党，平定“淮南二叛。”

　　公元251年，司马懿去世，长子司马师继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司马孚进位太尉，叔侄两人共同执掌曹魏政权。

　　司马师没有威震天下的功业名望，继承司马懿的地位，其实是不能服众的，所以司马师表现的非常开明，功劳都让给部属，过错都收归自己，真正做到了“延揽英雄务悦民心。”

　　例如征讨吴国失败，朝廷大臣都劝司马师惩处军队将领，但司马师说：“我不听诸葛诞的正确建议，才导致前线失败，和诸将无关”，除了削除监军司马昭的爵位以外，谁都没有受到指责。

　　司马师这么做，归根到底是要减少杀戮，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

　　但司马师要做的是改朝换代，必然会有大量的反对力量。

　　中书令李丰之子李韬娶了曹魏的公主，因为这层关系，李丰就不愿意和司马师亲近，还准备和夏侯玄起兵推翻司马师，然后拥立夏侯玄为大将军，恢复曹魏江山。

　　司马师整整笼络了两年，李丰都没能改变心意。

　　司马师没办法，便亲手砍死李丰，李韬、夏侯玄等人都夷三族，随后废魏帝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

　　而扬州刺史文钦、镇东将军毌丘俭和曹爽、夏侯玄等改革派的关系很好，听说他们都被夷三族，感觉这场大案迟早得牵扯到自己头上，于是在寿春起兵讨伐司马师。

　　面对生死存亡的大事，司马师留下司马昭镇守洛阳，亲自统帅大军奔赴淮南，经过两个月的大战，司马师才平定文钦和毌丘俭的叛乱。

　　那时司马师刚做完眼部手术，还没有完全恢复，在淮南战场受到惊吓后，一只眼珠直接崩出来了，导致司马师获胜回师以后就去世，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的职务。

　　从此时起，司马昭站在河内司马氏六代人的肩膀上，接过夺取政权的最后一棒。

　　公元257年，司马昭命贾充慰问四征将军，到淮南的时候，贾充趁机问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关于改朝换代的看法。

　　诸葛诞和曹爽、夏侯玄等人的关系不错，政治立场上自然不认可司马氏，而夏侯玄、王凌、毌丘俭相继死去，也让诸葛诞忧心忡忡。

　　于是诸葛诞对贾充说：“世受魏恩，岂可欲以社稷输人乎？”

　　贾充回洛阳之后，向司马昭汇报了工作情况，司马昭意识到诸葛诞靠不住，便任命诸葛诞为司空，间接夺取他的兵权。

　　诸葛诞害怕到洛阳以后，被司马昭处死，决定效仿王凌、毌丘俭起兵造反，讨伐司马昭。司马昭亲自统兵二十六万，整整打了半年，才平定诸葛诞的“淮南三叛。”

　　可以说，淮南三叛是高平陵政变的延续，司马氏清除异己，是清除曹爽等改革派的后续工作，并不是没头没脑的乱杀一通。

　　公元258年，司马昭以平定淮南的功劳，被魏帝曹髦封为相国、晋公、加九锡、食邑八郡。

　　公元260年，魏帝曹髦不甘心失去政权，亲自带领宿卫部队冲出宫门，要和司马昭决一死战，结果被中护军贾充拦在大街上，一番交战后，贾充鼓动太子舍人成济，当街刺死魏帝曹髦。

　　公元263年，司马昭派邓艾、钟会出兵攻破蜀汉，司马昭以灭蜀汉的功劳，晋爵为晋王，食邑二十郡，得到当年曹操的地位。

　　从此以后，三国只剩魏、吴两国。而吴国失去蜀汉的支援，人口和经济根本不能和魏国相提并论，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而这一点，吴国人张悌都看出来了：

　　“司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淮南三叛而腹心不忧，曹髦之死四方不动，任贤使能，各尽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计立矣。”

　　至此，经过七代人的努力，司马氏得江山，再无任何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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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江山是司马氏一代又一代接力得到的，整个过程中司马氏成员都出了大力气，那么新朝建立以后，自然要论功行赏。

　　而且司马氏能得到曹魏的江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曹魏把宗室都监管起来，导致宗室诸王没有军政大权，更没有直属兵力，不能有力的拱卫曹魏江山，当朝堂出现权臣的时候，只能做待宰的猪羊。

　　针对曹魏灭亡的教训，司马氏建立新朝以后也要大封宗室，拱卫司马氏来之不易的江山。

　　在这样的背景下，司马氏分封宗室的力度可谓是空前绝后。

　　公元265年8月，晋王司马昭薨逝，太子司马炎继任晋王、相国，同年12月，魏帝曹奂禅位于司马炎，晋朝正式建立。

　　刚登上皇帝宝座，司马炎便追封司马懿为宣皇帝、司马师为景皇帝、司马昭为文皇帝，并封叔祖辈的司马孚为安平王，叔父辈的司马干为平原王、司马亮为扶风王、司马伷为东莞王、司马骏为汝阴王、司马彤为梁王、司马伦为琅玡王，封弟弟司马攸为齐王、司马鉴为乐安王、司马机为燕王，封堂兄司马望为义阳王……

　　这一圈封下来，意味着晋朝刚开国就有了27个掌握实权的王。

　　根据晋朝的分封制度，司马氏诸王以郡为国——

　　户口两万以上的是大国，可以设置上中下三军，兵力五千人。户口一万的是次国，可以设置上下两军，兵力三千人。户口五千的是小国，设置一军，兵力五百人。

　　仅看这些条款，是不是觉得也没什么？朱元璋分封子弟也是这么做的，明朝不也没出大事么？

　　但问题是，晋朝分封诸王之后，还有一条特别条款——“王不之国，官於京师，皆得自选国中长史。”

　　如果司马氏诸王都到封国去，确实可以纠正曹魏不封宗室的问题，但缺点是诸王封国离洛阳太远，一旦洛阳发生政变，宗室诸王来不及营救。

　　如果司马氏诸王没有封国，只做朝廷的官，那么又会重蹈曹爽的覆辙，一旦政治斗争失败，就会被政敌一杆子撸到底。

　　司马炎做了一个折中的选择，就成了现在的样子，司马氏诸王设立封国，本人留在洛阳做官，并从封国选择长史等属官。

　　从上帝视角来看，司马炎的折中方案，才是日后爆发“八王之乱”的罪魁祸首。

　　因为司马氏诸王有了封国和兵力，就和儒家经学世族一样，成为晋朝根深蒂固的地方势力。而从封国选择长史的权力，就让留在洛阳做官的司马氏诸王，和封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样一来，位高权重又有地方势力支持的司马氏诸王，本质上是在朝廷内部另立山头。

　　公元277年，司马炎为了拱卫晋朝江山，决定再给诸王赋权——“诸王为都督者，各徙其国使相近”，改封诸王的封国，让诸王的封国和领兵镇守的地方合二为一。

　　于是，司马亮改封为汝南王、都督豫州诸军事，司马伦改封赵王、镇守邺城，司马辅改封太原王、监并州诸军事，司马伷改封琅玡王、镇守徐州，司马骏改封扶风王、镇守关中……

　　当司马氏诸王有了节制地方兵马的大权，又能从封国选拔人才，便拥有了和汉初诸侯王一样巨大的权力。

　　但他们毕竟是朝廷的官，没有汉初诸侯王的名分，那么在大一统国家已经深入人心的时候，司马氏诸王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唯一途径就是——

　　杀进洛阳，夺取朝廷最高权力，进而黄袍加身。

　　这是晋朝最大的隐患，同样也是司马氏得天下的代价。

　　而司马氏得天下的另一个代价是，依靠儒家经学世族和功臣的支持改朝换代，那么必然要对儒家经学世族和功臣过分容忍。

　　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贾充。

　　贾充是曹魏重臣贾逵的长子，曾追随司马师平定文钦和毋丘俭的叛乱，司马师病重后，立即赶回北方，留下贾充做监军。司马昭继位后，贾充又做了司马昭的心腹，到淮南刺探出诸葛诞的不臣之心。

　　可见，贾充是受到司马师和司马昭绝对信任的。

　　公元260年魏帝曹髦出宫讨伐司马昭的时候，司马伷其实遇到曹髦了，他不敢抵抗，转身直接就跑。但贾充没跑，反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和曹髦作战，并和成济说：“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

　　这句话是对成济说的，其实也是对自己说的。

　　成济刺死曹髦之后，尚书左仆射陈泰要求斩贾充以谢天下，司马昭说：“卿更思其次”，你再想个办法，贾充不能杀。

　　最后成济被夷族，算是给了天下一个交代。

　　这件事成为贾充一辈子都洗不清的政治污点。

　　公元272年，贾充和河南尹庾纯发生口角，贾充说庾纯不回家供养父母是不孝，结果庾纯直接发出灵魂拷问：“高贵乡公何在？”曹髦在什么地方，你敢说出来吗？

　　贾充羞愧难当。

　　公元280年，晋朝平定吴国，贾充问孙皓：“听说你在南方凿人耳目、剥人面皮，到底是为什么？”孙皓的回答也很直接：“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同样是说贾充杀曹髦的事。

　　贾充再次沉默不语。

　　这两件事，说明贾充的名声已经彻底臭了，换做其他王朝早就赶回老家去了，但在晋朝，贾充不仅活的很滋润，还被封为鲁郡公。

　　原因很简单，和其他王朝相比，晋朝的铁杆忠臣实在不多，儒家经学世族这种骑墙派又太多，司马氏谁都不能得罪，更不可能用严刑峻法来约束他们。

　　于是贾充这种人富贵满堂，石崇和王恺疯狂炫富，司隶校尉李熹弹劾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等人侵占官田，司马炎只是口头教育一番就完事了。

　　整个晋朝出现一股宽容放纵的风气，丝毫不像是刚开国的样子。

　　以上这两个司马氏得天下的代价，意味着晋朝的历史包袱太沉重，有着与生俱来的痼疾。

　　3

　　晋朝与生俱来的痼疾，决定了晋朝不能大刀阔斧的改革弊政，需要的也不是雄才大略的皇帝，而是面面俱到却无所作为的裱糊匠。

　　从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到司马炎，本质上都是汉末乱世的裱糊匠。

　　尤其是晋武帝司马炎，真正的裱糊大师。

　　有次司马炎问司隶校尉刘毅：“朕能和汉朝哪个皇帝相提并论？”刘毅说：“和桓灵二帝差不多吧。但桓灵二帝卖官的钱起码都进了国库，您卖官的钱都进了私人腰包，这么看，您还不如桓灵二帝呢。”

　　诸葛亮说过，汉朝灭亡是桓灵二帝造成的，可见在那个年代，把帝王比作“桓灵”是骂人的，就差直接说是亡国之君了。

　　但司马炎丝毫不在意：“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固为胜之”，汉朝桓灵年间可没有人敢这么说，现在你能直接说出来，可见晋朝是胜过汉朝的，我也是超过桓灵二帝的。

　　可以说司马炎有人君的度量，也可以说晋朝有言论自由，但司马炎的话，其实就是和稀泥，把刘毅的劝谏给糊弄过去了。

　　关于国防安全，侍御史郭钦提出过建议：

　　“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廷矣。”

　　郭钦的意思是，山西和陕西境内都是胡人，现在虽然服从晋朝，但以后很可能起兵造反，到时候晋朝的半壁江山就没了，洛阳也暴露在胡人的兵锋之下。

　　所以郭钦建议：“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趁现在谋臣猛将还在，晋朝尚且兵强马壮，赶紧把胡人都迁徙回塞外故乡，别在山西和陕西晃悠了。

　　司马炎的反应是——“帝不听。”

　　做为晋朝的皇帝，司马炎不可能不清楚边境的情况，而且他策划了平吴的战争，肯定明白边境盘踞的胡人意味着什么，但他就是不愿意付出实际行动，解决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

　　为什么？

　　迁徙胡人要耗费大量的钱粮物资，但晋朝在册户口只有2459840户，人口不过千万，每年上交的农业税非常有限，朝廷的日常运作就很勉强了，用来迁徙胡人根本不够。

　　如果武力驱逐的话，就必定会出现军功卓著的大将，到了那个时候，他会不会挥兵洛阳，效仿司马懿夺取晋朝的政权？

　　正因为这样的考虑，司马炎便做出了不闻不问的决定，裱糊盛世的局面。

　　在选官用人方面，侍御史刘毅也提出意见：

　　“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公无考校之责，私无告訐之忌，臣窃为圣朝耻之……愚臣以为宜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

　　刘毅建议司马炎，废除“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九品中正制。

　　同时，汝南王司马亮和司空卫瓘也提出类似的建议，重新制定选官用人的制度，最大范围的吸纳人才进入朝廷。

　　但九品中正制是儒家经学世族保障利益的工具，废除九品中正制，就是和所有儒家经学世族为敌，这个道理司马炎很清楚。

　　所以听到刘毅、司马亮、卫瓘的建议，司马炎“虽善其言而终不能改也”，他根本不可能放弃晋朝的基本盘，更改立国的合法性。

　　甚至连给皇太子司马衷选太子妃，他也在做裱糊匠。

　　原本司马炎选定的太子妃是卫瓘之女，但贾充也想让女儿做太子妃，于是贾充的妻子郭槐便和杨皇后串通起来，向司马炎推荐贾充之女贾南风。

　　杨皇后的目的是联合贾充，巩固儿子司马衷的太子地位，贾充的目的是联姻皇室，巩固贾家的荣华富贵，所以两人一拍即合。

　　两家女子的优劣，司马炎很清楚：“卫氏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氏种妬而少子、丑而短黑”，卫瓘之女更符合司马炎的审美，他更倾向卫瓘之女做太子妃。

　　然而，卫瓘虽然能力超群品行高洁，但在朝堂的政治势力不如贾充，和司马氏的捆绑程度也不如贾充，于是在杨皇后和贾充党羽的不断劝说下，司马炎做了妥协，册封十五岁的贾南风为司马衷的太子妃。

　　实事求是的说，司马炎不是雄才大略的皇帝，也没能改革晋朝的弊政，但在晋朝的历史条件下，司马炎是最合适的皇帝。

　　因为司马炎是高明的裱糊匠，晋朝需要的就是裱糊匠。

　　4

　　其实以司马炎的精明，他应该很清楚，智商堪忧的太子司马衷，不能承担晋朝裱糊匠的重任，所以司马炎很多次想要废太子。

　　但是犹豫几次，司马炎还是放弃了废太子的想法。

　　除了不想因为废太子引起朝堂政治斗争以外，更大的原因是，司马炎发现太子司马衷之子司马遹非常聪慧，有晋宣帝司马懿之风。

　　早在司马遹五岁时，洛阳宫里起火，司马炎登上门楼观看火势，旁边的司马遹说：“幕夜仓猝，宜备非常，不可令照见人主”，天太黑了，警备肯定不周密，您赶紧下来吧，别被人给暗算了。

　　从此以后，司马炎便对司马遹非常欣赏，准备让智商堪忧的司马衷做个过渡人物，晋朝裱糊匠的重任，将来留给皇孙司马遹。

　　司马炎的憧憬很美好，但他没有想到的一点是，晋朝有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时刻需要一个裱糊匠来协调各方势力，一旦出现空窗期，各方势力必定跳出来争权夺利。

　　所以最终接替司马炎做晋朝裱糊匠的，不是皇孙司马遹，而是贾南风。

　　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驾崩。

　　原本司马炎准备用汝南王司马亮、侍中和车骑将军杨骏一起辅政，但由于司马炎病重，杨骏利用职务之便草拟了诏书，任命自己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然后拿给司马炎看。

　　司马炎草草看了一眼，觉得身后事难以扭转，随即驾崩了。

　　这个时候，杨骏成为执掌晋朝军政大权的人，和女儿杨太后一起，暂时替代司马炎做了裱糊匠。

　　刚把司马炎安葬到峻阳陵，杨骏便下令：

　　“中外群臣皆增位一等，预丧事者增二等，二千石以上皆封关内侯”，这是给晋朝各级官员加官进爵，希望他们能明白，跟着杨骏走有肉吃。

　　但问题是，裱糊匠的任务是维持各方势力的平衡，不作为不折腾，所有人都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杨骏的做法，意味着升官或者降爵，可以不凭功劳业绩，完全由杨骏一言而决，这就彻底打破了各方势力的平衡。

　　既没有开创之功，又没有灭国之威，你杨骏凭什么？

　　司马氏的晋朝，儒家经学世族的晋朝，容不下杨骏这么狂妄的人。

　　于是，晋升为皇后的贾南风抓住机会，联络殿中中郎孟观、李肇、黄门董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楚王司马玮，于公元291年3月发动政变，一夜之间诛杀权倾天下的杨骏，并把杨骏及其兄弟杨珧、杨济、散骑常侍杨邈、中书令蒋俊等人夷三族。

　　巧合的是，杨骏的府邸，正是曹魏大将军曹爽的老宅，真是同一座房子同一种命运。

　　政变成功后，贾南风以皇帝司马衷的名义，颁布了一系列任命——

　　任命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秦王司马柬为大将军、东平王司马楙为抚军大将军、楚王司马玮为卫将军、下邳王司马晃为尚书令、东安王司马繇为尚书左仆射。

　　任命属于贾氏外戚的车骑司马贾模（族兄）、右卫将军郭彰（老舅）、贾谧（外甥）共同参与军政事务。

　　任命太保卫瓘和汝南王司马亮共录尚书事，太子少傅张华为侍中、中书监，裴頠为侍中，安南将军裴楷为侍中、中书令，和尚书右仆射王戎共同处理朝廷机要事务。

　　通过这一系列的任命，皇后贾南风团结了司马氏诸王，稳定了儒家经学世族的代表，安排了亲信外戚，真正实现了宗室、外戚、朝臣的大团结。

　　这才是一个优秀裱糊匠的政治素质。

　　稳定大局以后，贾南风密令楚王司马玮杀汝南王司马亮、太保卫瓘，随即说楚王司马玮是没有诏命擅自行动，以“专杀之罪”的名义处死司马玮。

　　自此以后，晋朝的政令完全出自皇后贾南风，贾南风也成为司马炎的真正继承人，晋朝真正的裱糊匠。

　　史书上对贾南风这个人没有一句好话，评价贾南风执政时期的晋朝，却用了一句“虽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静”。

　　写史书的人，反对的其实是女性执政的贾南风，但承认贾南风治国理政的业绩。

　　5

　　贾南风在晋朝的地位，类似于吕后在汉朝的地位，她们都是性格刚强的女性，都在勉力维持王朝的江山。

　　但贾南风和吕后有个很大的不同，贾南风接手了司马炎的江山，而吕后接手了刘邦的江山。

　　刘邦留下的江山，虽然遍地都是同姓诸侯王，但那些同姓诸侯王和长安朝廷没有直接联系。虽然选官用人制度不完善，但有人事权和财政权的诸侯国，完全可以消化国内的精英人才。

　　虽然长安朝廷的功臣们势大力强，但他们追随刘邦亲手创建了汉朝，合法性和忠诚度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吕后接手刘邦留下的江山以后，可以把斗争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哪怕废立皇帝毒杀诸侯王都没事，直到等来代王刘恒。

　　而司马炎留下的晋朝，却是这样子的——

　　司马氏诸王有封国、有镇守地方的军权、有位高权重的朝廷官职，几乎是独立的政治单元，随时可以在首都洛阳和皇权抗衡。

　　儒家经学世族是靠站队成为开国功臣的，对晋朝的认同感极低，对司马氏的忠心基本停留在口头。

　　没有改革九品中正制，那么晋朝的寒门精英就没有政治出路，热烈盼望天下大乱重新洗牌。

　　胡人已经在边境盘踞了一百多年，他们对晋朝的花花世界垂涎欲滴，也希望晋朝衰落下去，趁机入主中原。

　　而且司马炎平定吴国之后，便裁撤州郡兵马，大郡保留百人的武装，小郡只有五十人，导致地方州郡的武装力量约等于零。

　　以上这些线索汇总到一起，只能出现一个结果，那就是一旦时机成熟，司马氏诸王便要起兵到洛阳争权，而没有出路的寒门精英必定推波助澜，追随司马氏诸王寻找混乱中的阶梯。

　　面对混乱，地方州郡根本没有反制措施，儒家经学世族也没有反抗的力量。

　　等司马氏诸王的兵力消耗殆尽时，晋朝便再无可战之兵，那就是边境胡人饮马黄河的绝佳时机，寒门精英改投到胡人麾下谋求出路。

　　所以贾南风没能等到合格的继承人，甚至没能保住司马炎留下的江山。

　　公元299年，太子司马遹流露出不满贾氏的态度，为了贾氏族人的荣华富贵和生命安全，贾南风撺掇司马衷废太子，随即派人用药杵杀死司马遹。

　　太子司马遹之死，成为点燃晋朝火药桶的星星之火。

　　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以“匡扶社稷、为天下除害”的名义起兵，攻入皇宫诛杀贾南风和贾谧、董猛等亲信，把张华等朝臣夷三族，并自封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一依宣、文辅魏故事”，一年后登基称帝。

　　晋朝的最后一层遮羞布被赵王司马伦扯下，八王之乱的大幕自此拉开，五胡乱华的惨剧即将上演。

　　历史的经验证明，当历史的进程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再高明的裱糊匠，也糊不住走风漏雨的破窗。

　　贾南风死了，晋朝事实上就亡了。

　　此后三百年的乱世，本质上是晋朝故事的重演。

　　例如南北朝的宗王出镇制度是效仿司马氏诸王镇守四方，大将谋权篡位是司马伦起兵的翻版，种族仇杀和诸王争权，和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一样，背后隐藏着寒门精英的野心。

　　所有的矛盾都付诸于刀锋，所有的野心都化为战争，所有的弊政都指向杀戮。

　　混乱、杀戮、战争、瘟疫、流民……这就是此后三百年的主题。

　　而经过三百年的乱世，中国大地上的各方势力形成新的动态平衡，胡人、汉人、世族、庶民也凝聚出新的共识。

　　在这样的基础上，胡汉融合、世庶合流的隋唐帝国如日方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