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天昊：广东未来三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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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激荡。

　　浓春时节，天下城市智库4月9日至16日考察广东，自珠海至中山、佛山、湛江、茂名、江门。在广州收队。考察集中在珠江西岸和粤西城市。

　　至6月，形成系列考察报告。

　　艰难的2022年终于成为过去，在这一年中，广东省经济总量12.9万亿，继续独占鳌头。几乎等于一个俄罗斯或者韩国的经济总量。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在过去四十几年中，一直处于双重领先地位，在经济领域，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3年居中国第一。成为先富的典型；在改革和社会管理领域，广东是中国改革的策源地和试验田，其社会管理，文明程度最接近国际水平。在实力和道统两个方面，均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龙头。堪称中国改革开放的长子。

　　本次考察，我们发现，广东总体上仍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改革仍处于前进中。但是，已经有越来多的问题浮出水面。

　　逆水行舟，小进即退。

　　近年来，广东经济总量已被江苏逼近，改革锐气亦开始消退，在很多领域的优势，逐步被蚕食，甚至被后起者超越。2022年，广东更首次出现常住人口自减少的情况。

　　本次考察的粤西城市，普遍仍处于贫穷之中，人均GDP不仅低于广东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珠江西岸城市中，珠海、中山、佛山等发达城市，部分产业转型和升级，还没有完成。

　　而就总体的改革动力看，广东已经开始出现了钝化。

　　概言之，广东的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区域发展的平衡问题，产业转型与升级；改革的动力机制。

　　这三个领域，也是国家未来改革的方向。

　　贫富分化是中等收入陷阱之因。阶层分裂是国家动荡之因。中国绝不能成为又穷又乱的“溃败国家”。如何共富是对中国的巨大挑战。

　　改革需要破局，阶层固化，利益固化，文化和制度的缺陷，急需破局，中国需要惊天裂地的大变革，而非修修补补，谁有先锋之胆？万众期待。

　　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严重畸形，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产业升级，迫在眉睫。

　　走在最前面，不仅意味着光荣，也意味着牺牲。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长子，广东大责难辞，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改革之胆，成为全国产业转型的典范，是广东未来的三大挑战。

　　（1） 广东的最大挑战

　　——区域发展不平衡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共同富裕，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既定国策与战略任务，至今未完成。

　　在中国，贫富差距大致体现在三个领域，阶层、区域、城乡。

　　就广东而言，阶层分化，其实相对比较小。权力经济盛行的地方，贫富差距更大。广东市场化程度相对更高，拉低了贫富差距，

　　在城乡差距方面，广东也并没有明显滞后。

　　区域之间的差距，是广东的最大短板。最富地区在广东，最贫穷的地区也在广东。

　　2022年度，广深为中国四大一线城市之列，佛山和东莞是中国万亿俱乐部成员。24个万亿巨头，广东占了4个。广东人均GDP超过10万元，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在21个地级市中，有竟然有十几个地级市的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若以GDP最高城市与GDP最低城市比较，差距最大的也是广东。广东人均GDP最高的是深圳的18.3万，最低的是梅州3.4万，深圳是梅州的5倍以上。发展仍极不均衡。

　　总量方面，深深与云浮相差也达到28倍。

　　就区域而言，2022年粤东西北的GDP占全省比例为19.1%，连续几年下降。其中东翼、西翼、山区分别占6.1%、7.1%、5.7%。而在江苏，苏中与苏北GDP占比，已经超过45%，几乎与苏南平分秋色……

　　同为东南沿海省份，在江苏13个地级市中人均GDP全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浙江和福建也是所有的城市人均GDP均衡超过全国水平。而这两个省份，也是山多地少，土地贫瘠，天赋不足。

　　非珠三角面积占广东的70%，人口约5000万。几乎等于一个中等国家。人均GDP却全部低于全国。未来，无需粤东西北与珠三角绝对平均，只需达到浙江、福建的均衡度，几乎等于再造一个广东，未来广东能否维持中国龙头地位，甩掉追兵江苏，关键即在于此。

　　管中窥豹，广东与粤东西北，中国与广大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非常相似。区域贫富差距最大的广东若可实现相对均衡发展，必为全国树立榜样。

　　在本次考察的三个粤西城市，湛江、茂名、江门，人均GDP分别是5.3万，6.3万，7.8万。几乎是离广州越远，就越穷。

　　国家领袖这次也去了湛江，还特意去了徐闻，也去了湛江干旱无雨的地方。

　　湛江的东海岛，规划了好大一片，但是，建成区估计连十分之一都没有。除了宝钢、中科等几家央企外，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在建的高铁站，放眼放去，一片荒芜。

　　湛江民营经济不发达，工业体系也不完整，目前农业和海洋产业，难以支撑高速发展。

　　罗天昊早在2017年，即将湛江列为中国未来最重要的十大战略城市之一，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湛江的发展，至少还需要十年乃至更上的加速期。

　　茂名与湛江接近，目前个子最大的，是茂名石化，中石化，新华粤等石化巨头。前五十名企业中，至少四十家是石化、能源、地产企业。大众制造业不够发达。

　　江门略好，毕竟更靠近珠三角，产业经济在粤西相对发达一些。蓬江产业园发展比较迅猛，江门也有一批比较强的制造企业。天地一号，大长江摩托，都是各自领域的全国领军产业。海信也在江门设立了巨大的工厂。

　　2019年，深圳被国家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历史大潮中，率先实现富裕的城市。现在，国家将深圳作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罗天昊认为，寓意非常明显：在先富的起原点，开始共富的长征。

　　深圳与汕尾绑定后，近年汕尾发展迅速，曾连续两年增速广东第一。

　　现在，广东提倡搞飞地。类似深圳与汕尾的合作模式，未来将遍地开花。

　　目前，湛江首块飞地是东莞与湛江合作的飞地，茂名规划将高州作为佛山产业转移的飞地。江门则重点盯住深圳的产业。

　　在粤北，韶关承接产业最多的是东莞。

　　在粤东，东莞、惠州和深圳，均大规模东进。

　　对于整个广东来说，也是如此：在中国率先实现富裕的最强省份，最终要实现共同富裕的艰巨历史使命。

　　广东将粤东的汕头、粤西的湛江定位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引领粤东粤西发展。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共同富裕，全面振兴，自广东始。

　　（2）产业转型的挑战

　　中美贸易战，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沿海。

　　美国发动调查的华为、中兴，都是深圳。绝非偶然。

　　在全球产业格局中，中国数十年来长期处于产业链低端，但近几年，随着中国推动产业升级，中国逐步上升到全球产业链的中端位置，部分领域如高铁和5G、航天等，甚至可达到全球领先领域。这就与欧美产生了部分竞争关系。

　　过去几年中国制定了制造业2025计划，并且在2020年大力整顿虚拟经济，抑制金融和地产投机。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中国加强实体经济，实现科技兴国的坚定决心。

　　而处于中国国内产业高端的沿海地区，广东肩负着带领中国实现产业升级的重任。

　　2022年，广东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29.9%。领先全国。

　　其中，医药制造业增长15.1%，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长12.6%，医疗仪器设备及仪表制造业增长8.3%。

　　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55.1%。领先全国。

　　其中，先进装备制造业增长9.6%，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增长12.5%。

　　广东的产业转型与升级，重点在两个集团。

　　一大挑战，是一线的广深集团。

　　广东拥有两个中国一线城市。而一线城市，在中国的高端技术，技术研究领域，被寄托了厚望。

　　目前，深圳的转型，相对成功。先进制造业占比超过50%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占规上工业比重超过60%以上。但是，深圳的问题是，城市生活成本已经非常高，对于未来人才的引进，产业升级的空间弹性，构成巨大挑战。

　　广州的实体经济，发展程度比起深圳就不足。广州的高技术制造业占柜上工业的比重，甚至不到广东的平均水平。

　　第二大挑战，是佛山、东莞、中山、惠州等传统工业城市。

　　以佛山、中山为例，本土产业，民营经济发达。但是，多数产业处于低端领域，远没有实现产业升级。

　　2019年度佛山先进制造业增加值2423.58亿元，增长8.7%，占规模以上比例49.9%，低于广东56.3%的平均水平；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加仅5.6%，增加值为293.12亿，占规模以上增加值的比重为6%左右，远低于广东32%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2019年全国平均水平。

　　至2022年，佛山高技术制造业有了相对高速发展，但比起广东平均水平，仍有差距。

　　2022年，佛山先进制造业占比50.4%。广东平均水平是55.1%。

　　中山的企业，个子比佛山小，也更散。东莞的外向型经济相对脆弱，惠州则是民营经济活力不足。

　　当然，对于广东的产业，天下城市智库认为，情况还是相对乐观。

　　广东已形成混杂多远的产业体系。具备比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相对于小国，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平衡的市场，决定了多种层次的产业体系，多种产业结构可以共存，这种特点，是中国这种经济与人口双重大国所独有的特性。

　　90年代中期至今，广东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一种是东莞模式，是外向型经济代表；一种是深圳模式，高新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发达，在十大城市中，深圳研发强度占比超过4%以上，仅次于北京。一种是以佛山为代表的制造业基地，成为家电王国、木工王国、家具王国。本土经济强劲。以湛江、茂名为代表的地方，实行央地合作，部分类似天津滨海模式。同时，广东作为中国的经济龙头，孕育了广州和深圳两大全国一线城市，三产发达。全国四大名城，广东独居其二。这种混合型发展模式，造就了混合的产业结构，增强了广东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全国90%以上的无人机、50%以上的彩电、40%的手机、30%的空调，20%左右的冰箱和集成电路，都出自于悉数出自于广东。

　　在全国新一轮实业比拼中，广东仍具备优势。

　　广东在电子信息技术、汽车、绿色石化、智能家电、先进材料、软件与信息服务、超高清视频显示、生物医药等领域表现突出。

　　在虚拟经济和新经济领域，广东也引领全国，腾讯、网易等巨头诞生于广东，引领风潮。

　　产业的多样性，多层次性，使广东暂时无生死之忧。

　　但是，龙头城市的高端技术突破。传统工业强市的产业升级。是广东未来的两大挑战。

　　（3）广东是否还有改革动力？

　　改革的头脑在中南海，改革的胆在南海。

　　改革开放数十年，众多重要改革均发轫于广东。在中国地方改革中，广东的改革实践至今走得最远。

　　对于目前的广东来说，存在三大隐忧，一是改革动力弱化，二是广东相对内地的制度优势逐步拉平，三是广东逐步内地化，形成了利益集团。

　　改革早期，广东往往能够在制度改革领域领先其它区域五到十年。全国四大特区中，有三个即在广东，凸显了广东在全国改革棋局中的地位。

　　至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十年改革试验区从上海扩展到天津和重庆。而自2008年开始之后，国家更是在十几年中，推出了数十个国家战略，改革已成多点开花之势，不再寄希望于一城一地，特区不特，广东不广。

　　最大的隐忧，是广东也逐步产生利益集团，社会逐步固化。

　　以深圳为例， 1995年前，深圳平均年龄为25岁，而自2005年以来，深圳人口的平均年龄，即逐步稳定在30岁左右，至七普统计，已经超过30岁。十几年时间迅猛飙升，对新兴力量和新兴阶层形成了排挤效应。而早期以高效著称于世的深圳行政体系，亦逐步与内地趋同，开拓进取精神萎缩，改革锐气渐失。

　　近年深圳房价狂飙，对于创业创新，以及青年成长，都造成了巨大阻碍，阶层利益的固化，社会活力的消退，改革精神的衰落，是对广东最大的戕害。

　　前人栽花，后人摘果。

　　一个富有活力，猛志改革的国家或者地区，必然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栽花的热土。早年的广东，就是这样的一块热土。

　　以深圳为例，从吴南生到梁湘、李灏、厉有为，早期的改革家，无不具备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和理想主义色彩。袁庚的名言是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梁湘的名言是：“改革是一场革命”，从精神气质上说，他们既具备使命感，亦有颠覆旧世界的胆识与勇气。

　　而在广东省层面，早期主政者，亦多为改革闯将。从习仲勋，到任仲夷、谢非，均高举改革大旗，其时的广东，充满活力与生机，滚滚江海带着草莽之气，呼啸而来。

　　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广东已跃居中国龙头十几年之久，当初的改革者也形成了自己的利益，同时，第一代移民已经沉淀，通过新兴力量冲击改革的策略，逐步失效。

　　从耕耘者到收获者，日渐庞大的既得利益，形成对改革的巨大阻力，深圳最近十年呼声最高的行政三分制改革，最后无声无息。改革与革命的逻辑类似，改革动力最强大，最容易成功的地方，都是一片贫瘠的地方。一旦成功，就希望刀枪入库，自我革命最难。

　　近十几年来，广东的主政者多数来自外地，这源于改革时势的变化。随着中国改革的推进，区域竞争导致了地方主义的崛起，国家为平衡中央与地方，后期多安排空降兵主政广东，空降兵的优点是大局意识更强，自2000年之后，几乎所有主政广东的一把手，都成长为国家领导人。广东的改革大势，亦开始变化，这种变化，很难说完全好，还是完全不好。就如一条激流，从前是自由奔腾，泥沙与巨石均夹杂其中，激昂而又带有一定不可控性，现在开凿了固定河道，河流从此有序，但是也失去了一些野性与冲击力。

　　广东是中国最鲜艳的市场经济之花，唯其永不凋零，才不负春光与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