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弗：C919，芯片战争“与产业政策

lameihua

　　美国、日本、韩国、台湾在半导体领域的成功，欧洲在大飞机领域的成功，都是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结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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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读了Chris Miller 的《芯片战争》，以及一本写ASML历史的传记《光刻巨人》。之前还读过一本老书《空中客车，一个真实的故事》。这几部书，是企业史，也是产业史，有技术天才和创业者的梦想与财富神话，也有落后国家奋起直追的勇气和汗水。

　　美国集成电路的腾飞，要感谢与苏联的军备竞赛。美国的登月计划和洲际导弹需要的计算机，助力了美国芯片工业的起飞。五角大楼，既资助企业研发，又是“买买买”的大金主。美苏军备竞赛，以及美国在阿波罗计划投入的海量美元，促成了独步天下的美国半导体行业。

　　在阿波罗计划的高峰期，NASA的支出超过联邦预算的4%，如果按这个比例乘以今天的联邦预算金额，NASA每年的支出将高达2000亿美元。再拿一个类比，1966年，NASA的预算是59亿美元，而1966年，中国的全部的财政收入只有559亿元人民币，进出口总额只有127亿元人民币。

　　这笔巨款，在民用市场没有激活之前，养活了美国婴儿期的芯片行业。直到民用计算机的出现，才让芯片行业摆脱了五角大楼这条拐杖。不过，计算机也是美国军队孵化的产物，人类第一台计算机ENIAC，也是用来计算弹道的。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可以说五角大楼创造了硅谷。但硅谷很快在民用领域，找到了更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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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市场具有绝对优势，拥有全球接近70%的市场份额。而十一年之后的1986年，日本半导体登上全球之巅。

　　日本半导体崛起的背后，是日本政府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计划。这个计划设立了国立研发机构——VLSI技术研究所（VLSI技术研究会），由日本通产省牵头，以日立、三菱、富士通、东芝、日本电气五家公司为主体，以日本通产省的电气技术实验室（EIL）、日本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综合研究所和计算机综合研究所为支持。这个计划集中了优势人才、促进了企业间的相互交流的协作攻关，推动了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技术水平的提升、最终赶超美国的集成电路技术水平。

　　日本政府这个计划的实施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有各种磕磕绊绊，企业之间也相互提防，但在垂井康夫，根岸正人等人的努力下，日本成立了国立研发机构——VLSI技术研究所，日立、三菱、富士通联合建立的计算机综合研究所（Computer Design Laboratory，CDL），以及由日本电气和东芝联合成立的日电东芝信息系统（Nipponelectric-Toshiba Information System，NTIS）。三个研究所分别从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和信息系统的研发，其中分工方式是联合研究所负责基础及通用技术的研发，另两个研究所则负责实用化技术开发（重点为64K及256K内存芯片的设计及开发）。

　　参与方都派遣了其最优秀的工程师，来自各地的工程师们肩并肩地在同一研究所内共同工作、共同生活、集中研究，在微细加工技术及相关设备、硅晶圆的结晶技术、集成电路设计技术、制程技术和测试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其中联合研究所主要负责微细加工技术及相关设备、硅晶圆的结晶技术的攻关，其他技术的通用部分也由其负责，实用化的开发则由另两个研究所负责。

　　具体来看，六个研究室中，分别由不同企业负责协调：第一研究室主要攻关微细加工技术，由日立负责协调；第二研究室也同样攻关微细加工技术，由富士通负责协调；第三研究室也同样攻关微细加工技术，由东芝负责协调；第四研究室攻关结晶技术，由工研院电子总合研究所负责协调；第五研究室负责制程技术，由三菱负责协调；第六研究室攻关测试、评价及产品技术，由日本电气负责协调。

　　这种国家协调，企业之间通力合作的日本式“举国体制”，让日本在十年时间登上全球半导体行业老大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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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在半导体领域超越美国时，美国三家最大芯片制造商的CEO，想出的新的策略是，不靠市场靠市长 - 向华盛顿求助。1987年，美国的芯片制造商和国防部合资成立了一家叫Sematech的财团，一半的资金来源于五角大楼。

　　1986年《美日半导体协议》签署，日本被要求开放半导体市场，保证5年之内国外公司在日本获得20%的市场份额。美国同时扶持欧洲、韩国、台湾的企业与日本竞争。ASML的那本书，也讲了ASML崛起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美国和日本在半导体领域的竞争，美国扶持ASML，对抗日本的光刻机厂商。最终，美国击败了日本，重新夺回了在半导体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

　　日本半导体衰落的两个受益者，一个是韩国、另一个是台湾。硅谷的公司很乐意和韩国公司合作，拿桑德斯的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台湾科技产业的成功，也离不开政府背后的推手。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是被称为“台湾信息产业父”的李国鼎。在《芯片战争》中有一段李国鼎的话。1968年，张忠谋第一次见到李国鼎时，李国鼎说“知识产权是帝国主义者用来欺负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东西”。这句话如果放在海峡对面不足为奇，出自李国鼎之口，多少让我有些惊讶。

　　1985年，李国鼎聘请张忠谋领导台湾芯片产品，台湾当局提供了48%的启动资金。飞利浦用5800万美元，技术和知识产权换得了27.5%的股份，剩余的从富有的台湾商人那里筹集。当一位商人拒绝投资时，政府给这个商人打电话，说：“过去20年，台湾一直对你很好，你最好现在就为台湾做点什么？” 可以说是威胁利诱了。

　　如《芯片战争》一书中所说，从第一天起，台积电就不是真正的私人企业，而是台湾当局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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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讲述空客历史的那本书中，也写到了欧洲各国是如何“齐心协力”，与美国在航空产业竞争的历史。

　　二战前，欧洲和美国的航空工业基本平分秋色。德国、英国都有世界一流的飞机制造公司。二战中，德国，以及法国的航空工业都遭受了沉重打击。1968年，欧洲的大型商用飞机的交付量，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

　　几乎在欧共体成立的同时，英国、法国和德国于1967年9月签署备忘录，决定合力打造全新的空客A300项目。1970年12月18日，空客工业集团挂牌成立时。英国这个欧洲搅屎棍，临阵脱逃，没有参加空客集团，但法国和德国还是决定靠自己走下去。直到1979年，英国再次加入。

　　2001年之前，空客并不是一家独立的公司，而是企业联合体，并不具备独立的财务能力。德国、法国、英国三个国家，对空客提供了百亿美元量级的财务支持，帮助空客承受住前20年的持续财务亏空，并矢志不渝地专注于不同机型的研发。今天，空客已经成为与波音分庭抗礼的航空业双寡头之一。

　　没有当时法德两国重振欧洲航空业的决心，没有政府巨额的资金补助，就没有今天的欧洲航空工业。

　　C919的横空出世，无疑也是中国国家意志的体现。中国商飞能否重现空客的成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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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国家是某个行业的遥遥领先的领导者，确实不需要啥产业政策，靠市场竞争就可以了。

　　但一个落后国家，赶超时，只靠市场是不够的。中国的芯片产业，今天的市场地位远不如日本在1985年时的情况，而已经被美国打压。中国的芯片产业想冲破美国的围追堵截，确实需要政府力挺，需要大力支持。

　　空客是在1970年成立的。经过50多年的发展，今天全球航空工业的竞争，比1970年激烈得多。C919，未来的路不容易，比空客当年更难。

　　但不做不行，咬紧牙关，硬着头皮也得上。中国有14亿人，比目前发达国家的人口总量还大。中国的人均GDP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在一两个产业取得突破是不够的，必须全面占领高端产业。半导体、航空工业，都得努力站到产业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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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芯片战争》的序言。是一位网红科普作者写的。这位作者似乎写序的过程中似乎没有仔细读过这本书。《芯片战争》一书中随处可见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力量。但这个序言却更接近“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观点。

　　光有市长肯定不行，政府不是无所不能的。但如果一个后发国家想在芯片和大飞机这种行业赶超，光有市场也不行。即使美国，当年在日本的竞争压力之下，企业想的也不是靠市场竞争取胜，而是去找华盛顿的官员。不能只靠政府，也不能只靠市场。美国、日本、韩国、台湾在半导体领域的成功，欧洲在大飞机领域的成功，都是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结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