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空空：李鸿章最大的遗憾

lameihua

　　误会

　　曾国藩之崛起赖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在清廷风雨飘摇之际，以一介书生的单薄身板儿，打着礼教名号笼络人心，办团练，起湘军，一双补天手挽狂澜于既倒，两只三角眼杀气腾腾，尸山血海染红了顶戴花翎，皑皑白骨铺就了青云之路，人赠外号曾剃头。

　　作为中国传统儒家的“完人”代表，曾国藩深知日中则昃、月满则亏的道理，明白满清权贵忌惮他这个汉人官僚，遂配合演出，急流勇退，本以为可以卸甲归田，光荣退休，谁料命运难测，竟因一件奇案晚节不保，乃至郁郁而终。

　　这桩奇案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天津教案。

　　1869年，法国传教士在天津三岔河口望海楼建教堂，为此拆除了大量民房店铺，令许多底层百姓流离失所，怨声四起。望海楼教堂建成后，一些地痞流氓被发展为教徒，与法国人沆瀣一气，为非作歹，引起当地民众愤慨。

　　1870年6月，望海楼教堂收容的中国孤儿，因瘟疫大批死亡，法国人将二三个死婴入殓一棺，以致于尸骸暴露，惨不忍睹。恰在此时，天津发生拐卖儿童案件，被捕案犯谎称受望海楼教徒指使，一时间舆论大哗。

　　怒火中烧的民众冲入教堂，在激愤之下杀死两名法国传教士、十名修女、两名法国领事馆人员、两名法国侨民、三名俄国侨民和三十多名中国信徒，并放火焚烧望海楼教堂和法国领事馆。

　　案件发生后，西方列强借端要挟，法国联合英美等国，向总理衙门递交抗议书，还调集军舰到大沽口进行恐吓，在朝野引发巨大恐慌。

　　当此之际，曾国藩以直隶总督身份出山查案，经过一番调查，曾国藩深觉此事之曲在我，加上列强武力威逼，遂低声下气，陪着小心，镇压津民，正法八人，议罪二十余人。

　　孰料，曾国藩如此裁决并未让法国人满意，认为判得太轻，必欲重索赔款，将天津知府、知县斩杀，而京师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唾沫四溅的清议大臣们又认为曾国藩逢迎法人、是大大的卖国贼，于是，曾国藩里外不是人，朝野汹汹，举国欲杀。

　　通商大臣崇厚见状，赶紧罢免曾国藩，换上李鸿章，令其与法人周旋，重新谈判。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徒，时年47岁，也是造化弄人，清廷罢曾用李之际，正逢普法战争爆发，法人仓皇自救，狼狈不堪，大洋彼岸的天津教案已无暇再一一过问，遂消沉于若有若无之间。

　　也就是说，曾国藩这位《挺经》的作者只要咬紧牙关再“挺”一会儿，就能迎来局面的转变，可惜他没能挺住，让李鸿章白白捡了个便宜。

　　当时清廷上下几乎无人知晓世界大局，对普法战争这一惊天动地的新闻竟然熟视无睹，都以为刚一换人，和谈便成功，这岂不是全赖李鸿章的手腕韬略？

　　由此，李鸿章声价倍增，远超曾国藩，开启其执掌外交大权的滥觞，而曾国藩羞愧难当，于两年后抱憾而终。

　　交锋1

　　距离天津教案发生十二年之后，朝鲜出事了。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朝鲜还是清朝属国，但清朝国力甚弱，控制力每况愈下，日本借机在朝鲜培养亲日势力。

　　朝鲜的高宗王妃闵妃家族，在日本支持下开始推动“改革”，1882年7月23日，对在日本辖治下的“改革”心怀不满的朝鲜士兵发生哗变，袭击了位于汉城的日本公使馆等地，这就是“壬午兵变”。

　　壬午兵变两年后（1884年），朝鲜激进派代表金玉均联合汉城的日本驻军发起政变，“甲申政变”由此开始。

　　金玉均等人虽暂时夺权，但很快就遭到与清军联手的朝鲜亲中派反击而惨变，日本公使馆遭焚毁，金玉均等人逃亡日本。

　　当时，日本近代化进程正如火如荼，参议伊藤博文极力主张避免与清朝开战，但萨摩派的日本将领则剑拔弩张，叫嚣开战，福泽谕吉创办的《时事新报》也趁机鼓吹开战论。

　　1885年2月7日，32岁的明治天皇莅临内阁会议，讨论是否与清朝开战，经过长时间讨论，主和派占了上风，理由是日本近代化进程尚未完全完成，此时开战，为时尚早，遂决定派遣伊藤博文前往中国，与清朝谈判。

　　毫无悬念，清朝派出的“谈判选手”是在天津教案中“大展身手”的李鸿章。

　　李鸿章不同于曾国藩，本就有一股自大之气，前番已令法国“折服”，这次与蕞尔小国日本谈判，更是傲然以怼，以致于伊藤博文在后来的中日议和时，私语伍廷芳，之前在天津见识过李中堂的尊严，至今想起来还令人害怕。

　　李鸿章

　　伊藤博文提出的处罚清军将领等议和条件，全被李鸿章拒绝，仅在4月18日签订的《中日天津条约》中约定，中日两国均从朝鲜撤兵，若他日朝鲜有事，再次派兵时，两国需彼此知会。

　　没占到多少便宜的伊藤博文，此番来华，志在讲和，虽心怀利刃，手握刀柄，却善于藏锋，令李鸿章轻视日本之心愈加旺盛。

　　十年之后，日本近代化进程收官，锋芒毕露，挑起战争，《天津条约》遂至变为《马关条约》。

　　列强

　　伊藤博文等日本官僚之所以在1885年极力避免与清朝开战，其具体原因在于当时日本正忙于将太政官制下的旧内阁制度转变为以首相为核心的近代内阁制度。

　　日本近代内阁制度建立后，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首相，山县有朋任内务大臣，井上馨任外务大臣，大山岩任陆军大臣，西乡从道任海军大臣，森有礼任文部大臣。

　　按照日本的改革方略，宫内省（皇宫）与近代内阁制度（政府）剥离，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兼任宫内大臣（宫相）。

　　伊藤博文主导制定了宫內省官制，皇宫里的职位名称仍沿用宫中的传统称呼，以避免激进式改革引发反感，同时让宫内省向近代较为合理的组织结构靠拢。

　　搞定政府架构后，日本旋即开始军备扩张，以大山岩为首的军事考察团被派往欧洲，回国后发布扩军条例，计划到1889年，让日本陆军兵力翻番，增至8万人，战斗力与英法等欧洲列强持平。

　　在近代内阁体制下，对日本天皇的要求，是平时尽可能不干涉政府管理，只在内阁与议会起冲突时进行调停，而明治天皇从小接受的是“总揽万机”的教育，对于自己年过三十还没被赋予实权心怀不满。

　　为此，伊藤博文指派天皇的侍从藤波言忠前往欧洲学习“宪政”，并给他的老相识、“宪政专家”施泰因写信，请他为藤波讲课。

　　1887年11月，藤波听完施泰因的所有课程，回到日本，给明治天皇讲授自己从施泰因那里学到的知识，每三天讲一次，从晚上九点半到十点半。

　　差不多与此同时，德国人奥特马尔·冯·莫尔夫妇受伊藤博文之邀来到日本，作为宫内省顾问，以德国为范本，对日本宫廷礼仪和制度进行改革。

　　日本的宫廷改革主要出于外交目的——修订自1853年“黑船事件”以来欧美列强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1894年7月16日，日本与英国成功签署了新条约，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废除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

　　二、关税税率基准改为5%，个别品目为5%—15%（此外，锌板、铁板等税率极低），这一条款的修订，使得日本获得了自尊，并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日本国内产业。

　　三、不允许外国人持有不动产，但不再对外国人在日本居住、旅行等加以限制，也就是说，允许外国人与日本人杂居，这既是列强作为平等国家相互许可的内容，也是为实现第一条和第二条的交换条件。

　　在新条约签署的两天前的夜晚，伊藤博文彻夜未眠，他在写给外相陆奥宗光的信中写道：

　　距离新条约签署还有16个小时，相当于已经走到了百里之路的最后一里，如果不出意外，新条约马上就能顺利缔结了，我等之双肩肩负着日本的命运。

　　7月16日，新条约按照预定计划顺利签署，紧接着，日本又与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谈判，签署了与英国类似的新条约。

　　自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签订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建立近代内阁制度、扩充军备、废除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等大事。

　　换言之，就在李鸿章在《中日天津条约》签订现场“折辱”伊藤博文后不到十年，日本已挤进列强的行列。

　　太子

　　1891年5月9日傍晚时分，来日本旅游的俄国皇太子尼古拉抵达京都，下榻常盘酒店，为一睹皇太子风采，京都万人空巷，十分热闹。

　　为了欢迎尼古拉，京都政府特意在东山点燃了“大”字的火焰，在其他山点起了“妙”、“法”、“船”、“左”等字样的火焰。

　　谁料两天后，尼古拉皇太子在大津町遇袭，被警卫津田三藏用军刀砍伤，酿成所谓大津事件，负伤后，尼古拉皇太子立即返回京都的常盘酒店，接受治疗。

　　尼古拉

　　19世纪80年代，日本一直担心俄国会侵略自己，大津事件发生后，日本朝野上下恐惧异常，害怕俄国会借机与日本开战。

　　尼古拉皇太子被砍伤的第二天，伊藤博文于凌晨一点来到天皇寝宫，与其商量对策。

　　按照当时日本的刑法，并没有关于伤害外国皇族的判罚特别规定，如果仅仅是砍伤的地步，最严厉的判罚就是无期徒刑。但因兹事体大，伊藤博文认为，为避免与俄国开战，有必要按照刑法里的伤害日本皇室罪论处，判处津田死刑。

　　这个主意遭到陆奥宗光等人反对，他们建议派人暗杀津田，假称其病死，伊藤博文不同意，由此陷入两难。

　　就在伊藤博文等人进退维谷之际，负伤的尼古拉皇太子改变了行程，于5月19日启程返回俄国，当天中午，尼古拉皇太子邀明治天皇登上俄国军舰“阿佐巴号”一叙。

　　得知消息后，伊藤博文等内阁大臣大惊失色，不知如何是好，在大约7年前的甲申政变中，清朝23岁的将领袁世凯设计将朝鲜的大院君带上船绑架至中国，伊藤等人害怕尼古拉皇太子效仿袁世凯，绑架明治天皇，停泊在神户港的“阿佐巴号”军舰吨位为6000吨，日本当时尚无能与之抗衡的军舰。

　　明治天皇为了面子，冒险答应尼古拉皇太子的邀请，在军舰上与其共进午餐后，有惊无险地回到了京都。

　　伊藤博文长吁了一口气。

　　5月25日，大津地方法院公开审判津田三藏，并未判处其死刑，而是按刑法中杀人未遂的最高惩罚判处其无期徒刑。

　　这个判决让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都出了一身冷汗，担心俄国会对此不满，但俄国皇帝得知后，只是略有微词，并未深究。

　　日本羽翼已丰。

　　交锋2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乘德国商船“公义”号，从天津出发，赴日和谈，3月19日，李鸿章一行抵达马关。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第二次交手。

　　这一次，手握刀柄的伊藤博文不再藏锋，谈吐之间杀气纵横，李鸿章作为败军之帅，气势上先矮了半截，他打量着眼前趾高气扬的伊藤博文，回忆起十年前签订《中日天津条约》的谈判情形，彼时，小个子的伊藤博文在会谈中，低眉顺目，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讲话也吞吞吐吐。

　　十年之后，形势逆转，甲午一战，李鸿章多年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他自己也被夺了三眼顶戴，再与伊藤相见，对方礼数不减，只是字里行间，流露出扎人心肺的揶揄报复语气。

　　奈何前台的谈判交涉是以背后的国家实力做后盾，狂傲自雄的李鸿章在五短身材的伊藤博文面前也只得英雄气短。

　　谈判地点设在马关的春帆楼。

　　春帆楼原是个小饭馆，招牌菜是河豚，伊藤博文常来光顾，他将中日谈判地点定在这儿后，就起了春帆楼这个名字，并将这三个汉字亲笔题写在门口的牌匾上。

　　站在春帆楼二楼阳台，向下俯瞰，可以看见海边的日本军港，军舰穿梭往来，黑烟滚滚，伊藤之心，昭然若揭，必欲以日本海军力量震慑李鸿章，从而掌握谈判主动权。

　　李鸿章来到春帆楼二楼会议桌前，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人站起迎客，当李鸿章落坐时，发现伊藤博文给他们准备的凳子，比日方代表的矮一截。

　　在谈判之前，据说日本情报机构便已破译了李鸿章与清政府之间的电报密码，通过电报，日方获悉了慈禧授予李鸿章的“谈判尺度”。

　　慈禧定的尺度是，割地以一处为断，赔款以一万万两为断，剩下的让李鸿章自己发挥，能少赔就少赔，不能少赔，那就按这个标准签字画押。

　　首轮谈判，李鸿章还想拿出当初《天津条约》的气势，尽量压缩赔款，拒绝割地，谁料伊藤博文步步紧逼，每当李鸿章据理力争，就甩出一句：不要忘了，你们是战败国。

　　1895年2月24日下午，中日双方结束第三轮谈判，李鸿章心力交瘁，缓步走出春帆楼，坐上了前往寓所净土宗接引寺的轿子。

　　轿子走到半路，突然杀出一个蒙面男子，该男子迅速掏出手枪，照着李鸿章的脸射了一弹，然后从人群中逃离。

　　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流如注，染红了官袍，被送到当地一家医院进行抢救，在昏迷之前，72岁的李鸿章一字一顿地说道：此血可以报国也，若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

　　行刺的凶手是日本浪人小山丰一郎，此人为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成员，不愿看到中日停战，遂决定刺杀李鸿章，借此激化矛盾。行刺消息传出，国际舆论大哗，纷纷发表声明，谴责日本。

　　净土宗接引寺寓所，李鸿章卧于病榻，睁着眼睛，整夜整夜地失眠，弹片残留在皮肉里，麻药劲一过，剧痛钻心，难以忍受，令李鸿章气喘不止，汗流浃背。

　　李鸿章拒绝了医生动手术的建议，要将这颗子弹留在脸颊里，以做谈判之资本，伊藤博文自觉理亏，遂将之前要求的赔款3亿两白银减为2亿两。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发密电给清政府，汇报了日本提出的种种要求，清廷发来电报：照此执行。

　　风雨欲来的春帆楼上，一把年纪的李鸿章挣扎着病体残躯，全无尊严，低声祈求，希望日本能再减少一点赔款数额，哪怕再减少两千两，就当作他回家的路费。

　　伊藤博文断然拒绝。

　　李鸿章的那张脸，因子弹留在皮肉里，显得异常臃肿，他咬着牙，把心一横，厚着脸皮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掣肘

　　中国在甲午战争里的失败不应归咎于李鸿章一人，说穿了，腐朽的清王朝已然无可救药，他也只是个“裱糊匠”而已。

　　1842年，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委托好友魏源，编著《海国图志》一书，但这部启蒙之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影响极为有限，而传到日本后却产生极大反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通过这部书，日本朝野对世界大势有了洞察，乃至促进了明治维新的发生。

　　李鸿章等人主持“洋务运动”时，距离林则徐、魏源希冀用《海国图志》警醒国人已有二十多年，在那个落后就要挨打的动荡多变的19世纪，二十多年的时光，何其宝贵，何其重要，相比日本，在迫在眉睫的近代化进程中，从一开始中国就失了先机。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洋务运动乃是一治标不治本的方案，过于温和了，但在其发轫之时，却被统治阶级的顽固势力视作洪水猛兽，洋务派主持的造轮船，架电线，修铁路，开煤矿等救亡图存措施，全都遇到了难以想象的阻力。

　　以修铁路为例，从李鸿章提出建议到清廷批准，竟然用了十七年时间。

　　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海疆告急，李鸿章趁机向恭亲王奕？提出修铁路的建议，恭亲王属于开明派，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二十余年，是洋务运动的首脑人物，但一听到李鸿章这个建议，竟然无奈表示——无人敢主持。

　　李鸿章心有不甘，求他说服慈禧、慈安，但奕？回答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李鸿章没办法，从此不再直接出面，转而策动他人提修铁路的事宜。

　　每当有人建议修铁路，顽固派都会如丧考妣，疯狂上奏折反对，其反对理由荒诞不经，说修铁路需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样会惊动山神和龙王，惹怒神灵，招来巨大灾难。还将修铁路上升到道德层面，说修铁路破坏了祖先的坟茔风水，有违忠孝之道，那些提倡修铁路的大臣其心可诛。

　　因顽固势力过于庞大，1881年2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叠据廷臣陈奏，铁路断不宜开，毋庸再议。

　　李鸿章无法，只得在自己势力范围偷偷筑路，仿佛做贼一般，修建了从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长度仅10公里，待铁路建成后，才正式奏报清廷，并有意含糊其辞，不用机车，而用骡马牵引，以求蒙混过关。

　　唐山矿的英国工程师不解为何用骡马拉车皮，便自作主张，将矿上的废旧锅炉改造成蒸汽机车，顽固派得知后，立即上奏朝廷，李鸿章无奈，只得又改回骡马拉车皮。

　　后经中法战争一役，张之洞等“清流”转而赞同洋务，明确表示支持修铁路，清廷这才于1889年5月做出修铁路的决定。

　　从1872年到1889年，对于修铁路这件迫切的“小事”，竟然用去17年光阴，所谓一叶而知秋，中国近代化进程之艰难，可见一斑。

　　鲁迅在杂文集《坟》中，说过这么一句话：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

　　清廷做一个修铁路的决定竟然都能用去17年时间，这种可怕的龟速效率与近代日本上下一心大踏步完成近代化进程形成了鲜明对比，国情如此，李鸿章在春帆楼败给伊藤博文、签下屈辱条约也就不足为怪了。

　　结语

　　在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在日本遭袭的十四年后，日俄战争爆发。

　　1905年5月27日，日本海军与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在日本海交战，日方没有损失一艘主力舰，而俄方八艘主力舰不死被积沉就是被擒获，波罗的海舰队全军覆没。

　　9月5日，日俄在朴茨茅斯签订《朴茨茅斯合约》，根据条约，日本获得了韩国的“保护权”，三个月后，伊藤博文就任第一代韩国统监，伊藤博文代表日本行使韩国的外交权和国防权。

　　1907年4月13日，伊藤博文在给日本外相发送的电报中谈及日本与韩国的未来关系，明确表示“日韩合并”对日本最为有利。

　　7月24日，在伊藤博文推动下，日韩签署《第三次日韩协约》，主要内容是：

　　一、韩国皇帝发布诏书前需咨询统监意见。

　　二、韩国需在统监指导下，开展“施政改革”。

　　三、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重要的行政处理决定，需提前获得统监的“认可”。

　　四、官员的任免，须经统监“同意”。

　　五、任命统监推荐的日本人在韩国为官。

　　六、未经统监同意，不得擅自“聘用”外国人。

　　该协约发出后，韩国各地爆发抗日游击战，即“义兵”运动。

　　1909年10月26日上午9点，伊藤博文乘火车抵达中国哈尔滨站，出站不久，即被韩国壮士安重根刺杀，安重根向伊藤博文连开数枪，其中有两颗致命的子弹穿透了伊藤博文肺部，上午10点左右，伊藤博文死亡。

　　伊藤博文虽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却方兴未艾，自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在大型战役中屡屡获得巨大利益，日本国内洋溢着浓烈的支持战争的氛围，直到数十年后两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

　　1880年，洋枪队统领戈登赴天津拜访李鸿章，李鸿章向戈登询问对于时局的看法。

　　戈登说，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大加整顿耳。如果你有意，我愿执鞭效犬马之劳。

　　李鸿章听罢，神色大变，不能出一言。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怀着国仇家恨抑郁而终。维新领袖梁启超听闻，写下一首挽联：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就在李鸿章去世那年，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一个乳名为石三伢子的少年，在父亲的严加管教之下，即将进入私塾读书，父亲希望他成为一个“本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