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曹爽和司马懿的斗争，没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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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219年12月《关羽败走麦城》，三国鼎立成为定局，一个月后曹操在洛阳薨逝，把经营半生的汉室和魏国留给太子曹丕。

　　曹操家族是沛国谯县豪族，其父曹嵩做过汉朝太尉，但相比那些儒家经学世族来说，曹操仍然是“赘阉遗丑”，不属于正统的上流阶层。

　　这样的出身，决定了曹操的政治路线。

　　如果彻底向儒家经学世族靠拢，和他们融为一体，曹操的势力便有可能消融瓦解，再没有命令他们的资格，也没有称帝建国的实力。

　　可要是在儒家经学世族之外，培育一些政治力量，便可以挑动他们和儒家经学世族互相制衡，曹操居中调停，坐收渔翁之利。

　　这个道理，曹操不可能不懂。

　　所以曹操选择法家做为治国理念，“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重用曹氏和夏侯氏亲族为统兵大将，人才选拔方面要求唯才是举，“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

　　曹操的目的就是，用有统一标准的法家理念，钳制奉行人治的儒家经学世族，提拔亲族和寒门官员，制衡儒家经学世族出身的官员。

　　在汉末乱世，曹操的政治路线不能说具有开创性，起码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但曹操薨逝以后，曹丕很快就修正了曹操的路线。

　　因为曹丕没有数十年积累的军功威望，不可能用强硬的态度对待儒家经学世族，要坐稳宝座，必须向他们妥协让利。

　　于是曹丕刚继任魏王，便在陈群的建议下，颁布了九品官人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

　　九品官人法的初衷，肯定有制定标准为国选才的考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九品官人法之下，人才的评判标准，掌握在儒家经学世族出身的中正官手里。

　　这样一来，官员的选拔权，便从魏王之手，事实上转移给儒家经学世族，陈群和司马懿等儒家经学世族大臣也开始青云直上。

　　而且曹丕的魏王宝座是继承来的，那么其他兄弟也有继承权，尤其是曹植和曹彰，实力其实不在曹丕之下。为了对抗家族兄弟们，曹丕选择了压制近亲宗室，重用远支宗室。

　　公元222年，已经代汉称帝的曹丕，封皇子曹叡为平原王、皇子曹霖为河东王，皇弟曹植为甄城王、曹彰为任城王等等。

　　这些曹氏诸侯王有名号，但每个人只有百余老兵做护卫，再没有任何兵权，也没有地方行政权，就藩相当于坐牢。

　　相比之下，曹丕重用的是曹仁、曹休、曹真等曹操的从弟、族子。

　　此外曹丕下令：“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彻底断绝了外戚领政的汉家故事。

　　就这样，曹操的法家、宗室+寒门、儒家经学世族互相制衡的政治格局，被曹丕改为儒家、远支宗室、儒家经学世族共享政权的政治格局。

　　这么做背离了曹操的路线，但对于曹丕来说是最合适的。

　　公元226年，曹丕在驾崩前任命中军大将军曹真、征东大将军曹休、镇军大将军陈群、抚军大将军司马懿为辅政大臣。四个辅政大臣里，两个是曹氏远支宗室，两个是儒家经学世族大臣，这意味着曹魏的政治格局正式定型。

　　继承曹丕皇位的是曹叡。

　　那时曹叡年仅21岁，和魏国群臣没有任何来往，所以群臣都不了解新皇帝是什么样的人，便决定派侍中刘晔为代表，进宫考察一番。

　　刘晔和曹叡促膝长谈了一天，出宫后说：“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意思就是，曹叡和秦皇汉武是同一类人，只是能力不如他们二人。

　　在汉末三国的乱世，这个评价是非常了不起的。

　　事实证明，刘晔说的没错。

　　曹叡在位期间，蜀汉的诸葛丞相五次北伐，东吴的孙权也屡次北上，曹叡命曹休和满宠抵御东吴，曹真和司马懿抵御蜀汉，调度指挥都颇有章法。

　　尤其是公元234年，东吴的孙权和蜀汉的诸葛丞相同时北伐，曹叡一方面统帅中军和满宠会师，亲征孙权的十万大军，另一方面派征蜀护军秦朗带步骑两万，协助司马懿抵御蜀汉，并给司马懿拟定作战方略：

　　“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掳掠无所获，则必走。走而追之，全胜之道也。”

　　可以说，先打谁、后打谁、怎么打，曹叡都明明白白。

　　等曹叡击败孙权以后，群臣们都说，司马懿正和诸葛亮作战，既然东方战事已了，不如皇上统帅大军坐镇长安，助司马懿一臂之力。但曹叡拒绝了，说孙权已经败了，诸葛亮独木难支，司马懿足够应付了，我无忧矣。

　　随后，曹叡回到寿春，犒赏三军。

　　事实正如曹叡的预料。

　　司马懿和诸葛丞相对峙一百多天，即便诸葛丞相给司马懿送女人衣服，司马懿也坚决不出战，直到诸葛丞相病逝五丈原，司马懿才追击蜀汉军队，结果还演了一出“死诸葛走生仲达”的闹剧。

　　从这场战争就能看出来，曹叡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在他做皇帝的年代，凭个人能力可以力压孙权，凭魏国的国力可以抵御诸葛丞相，至于魏国的远支宗室和世族大臣，更是被曹叡压得死死的。

　　如果要给曹叡做个评价，少年英主是非常合适的。

　　2

　　曹叡在位时期，是曹魏国力最鼎盛的时期，但正是在此时，曹魏政权的先天不足也出现了。

　　曹魏政权的两根支柱是远支宗室和世族大臣，这种二元对立的格局，非常依赖雄主居中调度，而且远支宗室做的是官，极其考验个人能力，和不论贤愚都分封藩国的模式有天壤之别。

　　一旦皇帝是庸人，或者远支宗室出不了人才，曹魏的稳定政治格局就崩塌了，儒家经学世族必然一家独大。

　　这个问题，曹植看出来了，他两次给曹叡上书，一次是要求自己进京辅佐朝政，一次是建议分封藩国，和汉初一样建立磐石之宗。

　　但这个问题谁提都可以，唯独曹植不能提。

　　曹操在世的时候，曹植就是曹丕的竞争对手，两人为了争世子的地位，爆发过激烈的斗争。曹叡看到曹植的上书，难免会想，一会要进京辅政，一会要封国，你是不是还有野心啊？

　　所以，曹叡拒绝了曹植。

　　曹叡的师傅高堂隆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建议曹叡：“宜防鹰扬之臣於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同样是建议曹叡重用宗室，分封藩国。

　　曹叡安抚了高堂隆一番，可能是因为历史惯性，也可能是太过于自信，没有听高堂隆的建议。

　　至此，曹魏政权失去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

　　如果曹叡的寿命能长一些，或者远支宗室的人才不断档，曹魏政权还能延续的久一些，等灭了吴国和蜀国，曹魏就有了天然的合法性。

　　但很可惜的是，这两个问题同时爆发了。

　　公元223年大将军曹仁病逝，公元228年大司马曹休病逝，公元231年大司马曹真病逝，公元232年骠骑将军曹洪病逝，这些曹氏大将接连去世，意味着曹魏在打压近亲宗室之后，远支宗室也没有能挑大梁的人了。

　　至于夏侯氏，早在夏侯惇和夏侯渊去世后，就没有能挑大梁的人才了。

　　公元239年，34岁的曹叡驾崩，皇位传给年仅8岁的齐王曹芳，任命的辅政大臣，一个是代表远支宗室的大将军曹爽，一个是代表儒家经学世族的元老重臣司马懿。

　　曹爽是大司马曹真的长子，凭借家族的血缘关系，从小就和曹叡的关系特别好。曹叡继位以后，封曹爽为散骑侍郎、城门校尉、散骑常侍、武卫将军等官职，刻意培养的用意非常明显。

　　但曹爽有个问题——没有领兵作战，毫无军功。

　　在汉末三国的乱世，那些将军职位都是虚的，只有领兵作战立下军功，才能在军中真正建立威信，并逐渐成为门生故吏遍布军中的大将军。

　　这样的大将军，才是一声号令三军俯首的真大将军，才能真正拱卫曹魏的江山。

　　曹爽没有军功，便缺乏统领曹魏全部兵马的权力基础。

　　而司马懿就不一样了。

　　公元224年，曹丕南征孙权，留尚书仆射司马懿镇守许昌。

　　公元225年，曹丕巡守四方，升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继续镇守许昌。

　　公元226年，曹叡命司马懿出兵襄阳，击破吴国左将军诸葛瑾。

　　公元227年，司马懿升为都督荆豫州诸军事，镇守宛城。

　　同年，司马懿用八日奔袭1200里，攻克上庸，平定孟达叛乱。

　　公元228年，司马懿自宛城奔袭江陵，抵御吴国的北伐。

　　公元231年，大司马曹真病逝，曹叡命司马懿镇守长安，张郃、郭淮等老将都在司马懿的麾下效力，此后数次和诸葛丞相作战。

　　公元235年，司马懿升为太尉。

　　公元238年，曹叡命司马懿统兵4万，征讨公孙渊，用一年时间成功收复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四郡。

　　这份长长的履历，意味着司马懿已经在曹魏的权力中心混迹二十年，成为地位尊崇的三公和大将军，并且亲自领兵征战十五年，门生、故吏、旧部遍布军中。

　　这哪里是单纯的辅政大臣？

　　这是曹魏的撑天栋梁司马公，是曹魏战无不胜的司马大将军，是儒家经学世族在朝堂的最高代表。

　　曹爽和司马懿的搭配，虽然延续了曹丕定下来的政治格局，但雄主缺位、远支宗室的代表曹爽毫无战功，在曹魏政权的政治天平上，他们的分量显然太轻了。

　　所以曹叡和司马懿嘱托道：“吾以后事属君，君与曹爽辅少子”，然后指着齐王曹芳说“此是也，君谛视之，勿误也”，并让齐王曹芳抱司马懿的脖子，司马懿“顿首流涕。”

　　这番动作说明，曹叡已经感受到曹魏政权的结构性问题，但没有时间解决了，只能把政权兴亡寄托在司马懿的忠诚上。

　　对于一个乱世政权来说，这种寄托本身就是很脆弱的。

　　而后来的事情，完全超出曹睿的预料，曹爽和司马懿斗争的烈度和深度，也是两位当事人没有想到的。

　　3

　　按照正史的说法，曹爽是个昏庸无能的人，做了辅政大臣以后贪图享乐，最终被正义的大臣们推翻。

　　其实这是说法错的离谱，甚至有可能是“高平陵政变”以后，被人为修改过的历史。

　　真正的曹爽，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曹氏宗室。

　　做了辅政的大将军以后，曹爽发现了曹魏政权的根基薄弱、曹氏宗室的孤立无援、九品官人法的不合理、以及儒家经学世族在郡县里盘根错节。

　　面对这样的亡国之象，曹爽决定革除积弊，挽救曹魏政权，并且给汉末三国以来的乱世寻找一条出路。

　　但改革需要组建稳定的班子，曹爽骤登高位缺乏根基，哪来的班子呢？

　　答案就是，魏明帝曹叡打击过的“浮华党徒”，和曹爽深度结合起来，共同推动了挽救曹魏的政治改革。

　　所谓浮华党徒，指的是一群出身官宦世家、却不属于儒家经学世族、在曹魏政权中不得志的年轻人，包括驸马骑都尉何晏、散骑常侍夏侯玄、中书郎邓飏、尚书诸葛诞、度支郎中丁谧、黄门郎毕轨、给事中李丰等人。

　　他们刚出道时，年纪在二三十岁左右，担任曹魏政权的闲散职务，但他们有新提炼的政治思想（玄学），希望用自己的新思想改造曹魏的旧世界，然后推翻暮气沉沉的儒家经学世族，开创引领未来的新时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何晏和夏侯玄等人便自发联合起来，品评人物煽动舆论，不仅获得四聪、八达、三豫的清高名望，还能影响朝廷大臣的地位，甚至州郡的九品选官也要听他们的意见。

　　所以短短几年时间，他们便成为一个极有生命力的青年政治团体。

　　但他们不遵循既定规则的做法，严重损害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对于世族大臣来说，这些年轻人的政治活动，影响了他们在朝廷的地位，也影响了家族把持地方选官的权威，必须一棍子打死。

　　对于曹叡来说，这些闲散官员在体制外成立的政治团体，存在着另起炉灶的风险。而且东汉后期的党人串联起来反对宦官，实际上矛头直指桓灵二帝，现在何晏和夏侯玄们品评人物指点江山，矛头有没有可能指向自己？

　　于是世族大臣和曹叡达成共识，说这个青年政治团体太浮华、不务本，于公元230年罢免了何晏、夏侯玄、邓飏等人的官职。

　　这就是汉末三国时期的“浮华案。”

　　这些年轻人继承汉末党人的遗风，试图以舆论和新思想革除弊政，虽然遭到严酷的打击，但他们的出现，意味着儒家经学世族做为汉末党争的胜利者，在乱世获得丰厚的利益之后，有了更年轻的挑战者。

　　屠龙者成为恶龙，便有新的屠龙者出现。

　　而在浮华党徒们东奔西走的时候，曹爽便和他们的关系非常好，于是在曹爽成为辅政大臣以后，便推翻曹叡的“浮华决议”，把何晏、夏侯玄、邓飏等同志们都召回来，安排到重要岗位上——

　　“乃以（何）晏、（邓）飏、（丁）谧为尚书，（何）晏典选举，（毕）轨司隶校尉，（李）胜河南尹。”

　　浮华党徒们拿到了处理朝廷日常工作的权力、人事权、监察权和首都地区的行政权。

　　同时升迁的还有曹爽的亲兄弟们——“爽弟羲为中领军，训武卫将军，彦散骑常侍侍讲，其余诸弟，皆以列侯侍从，出入禁闼，贵宠莫盛焉。”

　　曹爽兄弟拿到了统领禁军的权力。

　　人事安排完毕，曹爽和新班子便开始改革的步伐，准备清理儒家经学世族留下的积弊，完成十年前未竟的事业。

　　由于史料的缺失，目前只有《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里，保留了一篇夏侯玄和司马懿的问答，从这里可以看出，曹爽和新班子的改革内容主要是三条。

　　其一，九品官人法已经成为儒家经学世族控制选举的工具，导致政出私门，世族不断膨胀，必须改革选官制度，削弱中正官的权限，把选官用人的权力收归吏部，重造中央集权。

　　“夫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栓衡专于台阁，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

　　一旦把选官用人的权力收归吏部，儒家经学世族便不能任意发展家族势力，世代官宦的传承也失去制度保证。

　　而且吏部选官，就不必以门第为唯一标准，能力也可以是重要参考因素，所以曹爽和新班子改革选官制度，基本符合曹操的唯才是举路线。

　　其二，汉末三国乱世导致州郡的权力太重，损害了朝廷的权威，所以要取消郡级政府，由州直接管理县。

　　“今之长吏，皆君吏民，横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摄，唯在大校，则与州同，无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

　　这样一来，各县的实力太小，必然是一盘散沙，各州没有没有郡级政府的帮助，也不能把各县组织起来。结果便是州县无力反抗朝廷，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得到强化。

　　其三，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都有钱有势，日常生活崇尚奢靡，穿的衣服也非常华丽，和人民群众形成鲜明对比，于是曹爽和夏侯玄等人要改革服饰礼制。

　　“禁除末俗华丽之事，使干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复有锦绮之饰，无兼采之服，纤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朴素之差，示有等级而已，勿使过一二之觉。”

　　改革服饰礼制看起来没有意义，但从最终目的来看，可以重塑简朴的风气，可以抑制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的地位，还可以消除人民群众对贫富差距的不满，简直是一举三得。

　　曹爽和浮华党徒们的改革，归根到底是要重塑中央集权、抑制地方势力、瓦解儒家经学世族，把曹操路线和曹魏的实际相结合，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从这个角度来看，曹爽和浮华党徒是少壮改革派，司马懿和儒家经学世族是元老守旧派。

　　所以曹爽和司马懿的矛盾，绝不仅仅是辅政大臣的权力之争，还包括“曹魏向何处去”甚至“汉朝灭亡后天下向何处去”的理念之争。

　　4

　　实事求是的说，曹爽和改革派的政绩不错，仅仅是选官用人的改革，正史里就有一些褒奖的记载。

　　《晋书·列传·第十七·傅玄传》里写到：“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说的是何晏主持选官用人，提拔了很多优秀人才。

　　《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里有一条注释：“玄世名知人，为中护军，拔用武官，参戟牙门，无非俊杰，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为后式。”说的是中护军夏侯玄负责选拔武官，选出来的都是俊杰。

　　这说明改革是有成效的。

　　要想继续推动改革，曹爽和改革派必须把司马懿、儒家经学世族排挤出朝堂，全面掌控朝政，用绝对权力落实改革政策，摧毁根深蒂固的元老守旧派、盘根错节的儒家经学世族。

　　而要排挤司马懿和儒家经学世族，曹爽必须立下军功，积累巨大的威望。

　　于是，曹爽准备征伐蜀汉。

　　司马懿知道，曹爽出兵蜀汉就是冲着自己来的，儒家经学世族们也知道，一旦曹爽成功，百年积累的家业就完犊子了。所以做为儒家经学世族和元老派的代表，司马懿一直劝曹爽不要出兵。

　　曹爽知道司马懿的意思，根本不为所动，顶住一切压力都要出兵。

　　可以说，征伐蜀汉的成败，决定了曹爽和司马懿的胜负，以及改革的成败、曹魏的走向。

　　公元244年，曹爽调夏侯玄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诸军事，节制关陇兵马。随后，曹爽亲统七万大军到长安，准备一举灭蜀汉，立下仅次于曹操的军功。

　　原本曹爽和夏侯玄等人计划的很好，诸葛丞相已经不在了，蜀汉无大将，魏国凭借雄厚的国力不难灭蜀，结果战争开始以后，曹爽发现个问题，后勤粮草供应不上了——

　　“是时，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

　　司马懿和诸葛丞相作战多年，后勤粮草从来没有出问题，为什么曹爽到前线领兵作战、司马懿坐镇后方的时候，后勤粮草就出问题了？

　　要说这里面没有司马懿做手脚，鬼都不信。

　　而且司马懿镇守关中多年，关陇兵马都是他的旧部。曹爽指挥关陇兵马灭蜀汉，这就给了司马懿很大的暗箱操作空间。

　　《三国志·魏书·满田牵郭传》里写到：“正始五年，伐蜀，淮督诸军为先锋。淮度势不利，辄拔军出，故不大败。”

　　郭淮是司马懿的亲信大将，这次做了曹爽伐蜀的先锋，结果每次发现战斗不利的时候，便指挥兵马离开战场。

　　用维护晋朝正统的角度来看，郭淮保存了有生力量，是国家的大功臣。但站在曹魏的立场上来看，郭淮临阵脱逃的做法，和国军有什么区别？可能开战前，司马懿和郭淮就暗通款曲，约定好了。

　　除了郭淮以外，司马昭也做了夏侯玄的副将。

　　让司马昭参与伐蜀，是为了方便指挥司马懿的旧部，结果司马昭不仅不积极作战，还不停的说风凉话，劝夏侯玄退兵。

　　就这样，在司马懿切断粮草供应、郭淮和司马昭不配合的大背景下，曹爽的伐蜀战争大败，借战功排挤司马懿，进而推进改革的梦想也破灭了。

　　可以说，伐蜀战争的失败是曹爽等改革派的巨大挫败，却是司马懿等元老守旧派的巨大胜利。

　　从此以后，曹爽的改革便失去稳步推进的可能，曹爽和改革派的唯一选择，就是在司马懿和元老派反攻倒算之前，利用之前已经拥有的优势，排除一切阻力快速推进改革。

　　于是，史书里就出现一个疯魔的曹爽：

　　“大将军爽用何晏、邓飏、丁谧之谋，迁太后於永宁宫，专擅朝政，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与爽有隙。”

　　“专擅朝政、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只有十二个字，背后却是一个不择手段焦躁不安的曹爽。

　　而曹爽和改革派不择手段的做法，彻底激起儒家经学世族和元老大臣们的危机感，他们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也为了保住身家性命，自动团结到四朝元老司马懿的麾下。

　　至此，曹魏的两股势力彻底分道扬镳，再也没有团结合作的可能。

　　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深处历史洪流中的司马懿，看到了人心的变化，发现了更进一步的机会，产生了独霸朝纲宰割天下的野心。

　　公元247年，司马懿称病，不问政事。同时期，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担任中护军，提拔了大量忠于司马氏的军官，并阴养死士三千，散落民间。

　　曹爽和司马懿，都在为最终决战做准备。

　　5

　　曹爽知道，终有一天要和司马懿爆发决战，所以他根本不相信司马懿是真心隐退，李胜出任荆州刺史前，曹爽还让李胜到司马懿的府邸探望。

　　司马懿到底是久经宦海的人物，通过一番装病的表演，让李胜打心底里相信——这老家伙命不久矣，不足为虑。

　　李胜回去报告曹爽，曹爽也信了。

　　因为那时司马懿已经70岁，黄土都埋到额头了，按照正常情况来说，司马懿肯定没多长的日子。而且70岁的人耳聋、流口水，不都是正常反应吗，所以在曹爽和李胜看来，司马懿的病症很正常。

　　然而，正是这些看似“正常”的行为，成为压倒曹爽的最后一根稻草。

　　公元249年正月，魏帝曹芳出城拜谒高平陵，大将军曹爽、中领军曹羲、武卫将军曹训、散骑常侍曹彦都陪同出城，没有在洛阳城里留下亲信兵马。

　　等曹氏都出城以后，司马氏的三千死士一朝云集，迅速关闭城门占领武库，随即取得皇太后的诏书，得到名正言顺的“讨贼”大权，统领兵马驻守洛阳浮桥，堵住曹爽的归路。

　　与此同时，司马懿以皇太后的名义下诏，命司徒高柔代理大将军职务，控制曹爽的兵马，命太仆王观代理中领军职务，控制曹羲的兵马。

　　两人得到诏命后，立即宣布行使职权，完成司马懿交代的任务。

　　洛阳城内和城外配合的如此紧密，说明司马懿和高柔、王观等人已经谋划定了，并分配了各自的任务。

　　除此之外，很难解释这一切。

　　紧接着，司马懿“以洛水为誓”劝曹爽投降，保证只是免除官职而已，绝不伤害曹爽的性命。

　　桓范劝曹爽不要听司马懿的话，立即到许昌征兵，和司马懿大战一场。但曹爽思考了一夜，选择相信司马懿的话，说了一句“我不失作富家翁”，便向司马懿投降，然后和魏帝曹芳回到洛阳。

　　桓范大骂：“曹子丹一世英雄，怎么生出你们这群猪狗儿子”，不理解曹爽为什么要投降。

　　其实只有曹爽知道，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

　　曹爽推行的改革，得罪了所有的儒家经学世族和元老重臣，而各地盘根错节的家族，几乎都是他们的门生、党羽。曹爽到许昌征兵，根本得不到有力支持。

　　既然如此，还不如选择相信司马懿，或许还能换一条生路。

　　司马懿接受了曹爽的投降，但违背了洛水畔的誓言，不久后便逮捕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全部夷三族。昔日的政敌，司马懿杀的干干净净，一个都没留下。

　　因为司马懿也没有其他选择。

　　儒家经学世族和曹魏宗室已经势同水火，元老派和改革派已经不死不休，如果曹爽和改革派不死，被夷三族的就是儒家经学世族大臣，是混迹权力中心数十年的元老派。

　　而且把曹爽和改革派夷三族之后，司马懿必须再进一步，为改朝换代做准备，原因很简单——曹氏还有人。

　　如果不能改朝换代，彻底把曹氏拉下马，那么再过一些年，等曹氏的后人成长起来，必然要为高平陵的政变复仇，夺回失去的权力。

　　而曹氏后人的矛头，必然指向司马懿。

　　到那个时候，和司马懿一起发动政变的儒家世族和元老重臣，大概率不会继续支持司马懿的后人，反而会把司马懿的后人抛出来，做为他们给曹魏宗室的投名状。

　　这样一来，司马懿的毕生功业要被否定，子孙后代要被屠戮殆尽，亲手发动的高平陵政变，也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所以司马懿没有退路，只能借高平陵政变的机会，给改朝换代做准备。那个曹魏的忠臣司马公，正式黑化成谋权篡位的司马宣王。

　　6

　　自东汉的儒家经学世族崛起以来，很多人都试图抑制这个历史进程，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

　　汉桓帝和汉灵帝严酷镇压党人，被扣上“亲小人远贤臣”的帽子。董卓试图以外戚领政的模式和儒家经学世族合作，遭到十八路诸侯的联合抵制。

　　曹操用法家、宗室、寒门制衡儒家经学世族，结果传到第二代就被调整修正。

　　曹爽主导的改革，可以说是东汉以来最后一次抑制儒家经学世族的努力，而且他们有新思想、明确的纲领、具体的政策，如果能成功的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历史的走向。

　　然而曹爽、何晏、夏侯玄们失败了，彻彻底底的失败了。

　　这次改革失败，儒家经学世族彻底挣脱束缚，成为中国大地上最强势的政治力量。

　　而接力窦武、袁绍、荀彧等人的司马懿，为了团结儒家经学世族巩固战果，执行了“用贤恤民，务从宽大，以结天下之心”的政策，直接造成儒家经学世族的爆炸式增长，直至尾大不掉。

　　当他们没有了制衡，可以随心所欲的时候，中国大地便迎来最黑暗的时期。

　　高平陵政变的影响，远远不止一场政变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