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战国之策》第12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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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周文君免工师藉

　　【题解】

　　工师藉原是东周宰相，东周昭文君将其罢免后，任命吕仓为相。然而，东周民众反对吕仓，怀念工师藉，这令东周昭文君忧心忡忡，考虑是否要免除吕仓的相位，而重新任用工师藉。

　　【原文】

　　周文君免工师藉，相吕仓，国人不说也①。君有闵闵之心②。谓周文君曰：“国必有诽誉，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宋君夺民时以为台③，而民非之，无忠臣以掩盖之也。子罕释相为司空④，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⑤，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⑥，非自伤于民也？《春秋》记臣弑君者以百数，皆大臣见誉者也。故大臣得誉，非国家之美也。故众庶成强，增积成山。”周君遂不免。

　　【白话】

　　东周昭文君免除工师藉的相位，任命吕仓为相，引来国人不满。东周昭文君对此忧心忡忡。有人对东周昭文君道：“一个国家，无论怎么做，都必定会引来诽谤和赞誉。身为忠臣，会让诽谤归于自己，而让赞誉归于君上。宋平公侵占民众的农时以修筑楼台，民众都非议他，而没有一个忠臣为他遮盖掩饰。宋相子罕为此辞掉相位而担任司空，于是民众都非议子罕，而称赞宋平公。齐桓公在宫中设立市场七个，官妓七百，国人都非议他。管仲为此收取大量的市场租金，以掩饰齐桓公的过错，这不就是主动让民众来批评自己吗？《春秋》上记载臣子弑杀君主的事件以百计数，这都是因为大臣获得赞誉的缘故。因此，大臣获得赞誉，这对于国家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因此，人多就可以变强，积累就可以成山。”东周昭文君遂不免除吕仓的相位。

　　【姚注】

　　①说（yuè）：同“悦”，高兴，愉悦。

　　②闵闵：忧虑，忧愁。

　　③宋君：即春秋时期的宋平公。《左传·襄公十七年》记：“宋皇国父为大宰，为平公筑台，妨于农功。子罕请俟农功之毕，公弗许。筑者讴曰：‘泽门之皙，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尉我心。’子罕闻之，亲执扑，以行筑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辟燥湿寒暑。今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以为役？’讴者乃止。或问其故，子罕曰：‘宋国区区，而且诅有祝，祸之本也。’”意思是说，宋国的皇国父为太宰，为宋平公修筑楼台，耽误了农事。子罕请求等农事结束后再行修建，宋平公不同意。筑台者歌唱道：“住在泽门的白脸者（指皇国父），实在是他让我们辛苦服役；住在城里的黑脸者（指子罕），实在是他让我们内心宽慰。”子罕听说此事后，亲自手持竹鞭，以巡视筑台者，而鞭笞其中干活不卖力的人，道：“我们这些地位低下的小人，都有房屋可以躲避干湿寒暑。现在君上想要修筑一座楼台，而你们却不赶紧建好，哪有这样服役的呢？”歌唱者于是停下不唱。有人问子罕这样做的缘故，子罕道：“宋国只是个区区小国，却有人被诅咒，有人被歌颂，这是祸乱的根本。”

　　④司空：掌管工程建筑和装备制造的官员。

　　⑤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管子·问》记：“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苏代对曰：‘昔桓公之霸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桓公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韩非子·难二》记：“昔者桓公宫中二市，妇闾二百，被发而御妇人。得管仲，为五伯长，失管仲、得竖刁而身死，虫流出尸不葬。”由此可知，齐桓公在宫中设立了许多市场，既是作为财货贸易之处，又是作为人口聚集之所。市场中又设立了许多妓院，本意当是供来往商贾欢娱之用，然齐桓公亦整日披头散发在此游玩，故而引来国人非议。

　　⑥三归：《论语·八佾》记：“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对于“三归”之义，历代众说纷纭，有说是三姓女子的，有说是三处家庭的，有说是诸侯之礼的，有说是采邑之名的。姚尧以为，这些说法都不正确，唯清代郭嵩焘将其解释为“市场租金”最为合理。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释三归》记：“此盖管子九府轻重之法，当就《管子》书求之。《山至数》篇曰，‘则民之三有归于上矣。’三归之名，实本于此。……其书所载计民之利而归之公，有十倍、百倍侈大之言者，而以三位率。《轻重》诸篇屡见焉。是所谓三归者，市租之常例之归之公者也。桓公既霸，遂以赏管仲。《汉书·地理志》、《食货志》并云，‘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民，身在陪臣，而取三归。其言较然明显。’《韩非子》云，‘使子有三归之家’，《说苑》作‘赏之市租’。三归之为市租，汉世儒者犹能明之，此一证也。《晏子春秋》辞三归之赏，而云‘厚受赏以伤国民之义’，其取之民无疑也，此又一证也。”

　　【姚论】

　　东周昭文君免除工师藉的相位，任命吕仓为相后，引来国人不满，这令东周昭文君忧心忡忡，考虑是否要免除吕仓的相位，而重新任命工师藉为相。东周昭文君的忧虑是合乎情理的，毕竟民众是君主统治的基础，宰相是君主统治的辅助。既然民意是支持工师藉，反对吕仓，那么东周昭文君理应顺从民意。在这样的逻辑框架下，吕仓若想保住相位，就得努力证明自己比工师藉更能获得民意的支持，而这是极其困难的。为此，说客跳出既定的逻辑框架，向东周昭文君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即什么样的宰相才是真正的好宰相？

　　诚然，当君意和民意一致时，得到民众支持的宰相就是好宰相。可在相当多的时候，君意和民意是不一致的。譬如，君主想要增加赋税时，民众往往希望降低赋税；君主想要对外征战时，民众往往希望对外休兵；君主想要扩建宫殿时，民主往往希望不要扩建。试问，在这种时候，宰相究竟应该顺从君意呢，还是应该顺从民意的呢？或者换句话说，在这种时候，君主心中的好宰相，是应该顺从君意的呢，还是应该顺从民意的呢？一般来说，君主心中的好宰相，是既执行顺从君意的政策，又能承担违逆民意的骂名的人。

　　不仅如此，当宰相广泛受到民意支持时，他对于君主来说就是不安全的，因为他随时有可能篡权夺位；当宰相不受民意支持时，他对于君主来说就是更安全的，因为他不但不可能篡权夺位，而且还必须依赖君主的支持。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能发现，工师藉是民众心中的好宰相，却不是东周昭文君心中的好宰相；吕仓不是民众心中的好宰相，却是东周昭文君心中的好宰相。

　　由于说客成功挑起了君意和民意之间的矛盾，且东周宰相的任命权只属于东周昭文君，而不属于民众。因此，东周昭文君不顾民意而坚持任用吕仓为相，这就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