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张申府的起点有多高？为何一把好牌打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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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说起“张申府”这个名字，很多人都觉得陌生。

　　其实在党史上，张申府的起点非常高，1920年代初期曾和陈独秀、李大钊并列，有着无可限量的前途，结果因为书生意气，张申府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成了一个正史上不能说的人。

　　这篇文章我们就简单聊聊张申府。

　　张申府和教员都是1893年出生的，两人同岁。不同的是，1913年教员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一年后转入湖南一师本科班，张申府则直接考入北京大学，成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学生。

　　学历的差距，导致张申府和教员的第一次见面，就很不愉快。

　　1918年，经恩师杨昌济的介绍，教员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做了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工资八块银元。

　　而此时的张申府，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室秘书，李大钊不在图书馆的时候，张申府便要代行馆长职务。

　　也就是说，教员做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张申府是他的直属领导。

　　教员是不拘小节的人，写的字也很潦草，有次教员提交了一份材料，张申府接过来一看，发现写的不够工整，便驳回材料，让教员重新写一份。

　　据一些老辈人回忆说，材料被张申府驳回时，教员很不高兴。

　　后来教员和斯诺吐槽：

　　“我的职位太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这份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单里，大概率有张申府的一席之地，很久之后提起张申府，教员都记得“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

　　不过，教员很快离开北大回到湖南，张申府则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始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并翻译了一些相关的理论文章。

　　在那个年代，和李大钊、陈独秀的关系近，意味着可以近距离参与建党的全过程，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1920年，张申府和李大钊一起创办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随即发展了一名新成员，此人名叫张国焘。此后为了筹备建党事务，张申府在北京和上海之间奔走，充当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联系人。

　　张申府的身份这么重要，以至于陈独秀都和张申府说：“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可以谈。”

　　可以说，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就是建党的三驾马车。

　　同年底，张申府和刘清扬等人到法国讲学，临行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叮嘱他，到了国外别只忙工作，一定要创办国外的党组织，发展青年才俊做党员。

　　于是到了法国巴黎以后，张申府和赵世炎等人创办了党小组，并和周恩来重逢，发现他在巴黎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留学生中威信极高，便做了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在1921年春天给他举行了入党仪式。

　　不久后，张申府和周恩来去了德国，创建了柏林党小组，经周恩来介绍，张申府认识了在哥廷根大学留学的朱德，他们两人一起做了朱德的入党介绍人。

　　原本陈独秀不同意朱德入党，但张申府说：“朱德追求进步，虽为旧军人，为人却非常谦虚诚恳”，坚持要发展朱德做党员。

　　人生至此，张申府可谓是天胡开局。

　　不到三十岁的年纪，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和新中国的总理、总司令结下深厚渊源，虽然给教员的第一印象不佳，但以教员大公无私的品行，肯定不会和他计较。

　　即便张申府以后什么贡献都不做，混个“慧眼识才、当代伯乐”的历史地位，不是什么难事。

　　然而，张申府是个有主见的人，还认为自己的主见是正确的，结果把天胡开局打得支离破碎。就像某些富二代似的，觉得自己才华横溢，非要去创业，结结实实的证明了自己是个大傻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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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张申府回国，因为当时已经国共合作了，李大钊便推荐张申府到广州大学任教。

　　广州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各方面人才的缺口非常大，只要稍微有些文化，就能得到国共两党的重用，更何况张申府这种北大+留学的复合人才。

　　于是呢，张申府在广州大学任教不到三个月，便改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兼校长蒋介石的翻译，在黄埔军校里也属于举足轻重的人物。

　　从这份履历来看，张申府回国后的起点，完全是日后副国级干部的标配。

　　但这份工作，张申府只做了一个月。

　　具体原因，扑朔迷离。主流说法是张申府和蒋介石合不来，就辞去政治部副主任和翻译的职务。另外一种说法是，张申府“觉得广州太热了，实在受不了”，辞职回北京避暑去了。

　　不管怎么说吧，离开黄埔军校的张申府，从此远离中国革命的核心，逐渐成为一个边缘人物。

　　张申府错失了历史的机遇，却给周恩来的崛起铺平道路。

　　因为在辞职之前，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代主任戴季陶，让张申府给军校推荐人才，张申府写了一张名单，列出十五个青年才俊，排名第一的就是周恩来。

　　就这样，周恩来进入黄埔军校高层的视野。

　　此外，他在欧洲工作多年，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非常深，在即将回国的时候，共产国际给他开了一张介绍信，做为回国之后的背书。

　　在张申府和共产国际的共同推荐下，年仅26岁的周恩来，便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

　　此后的三年时间里，他团结了大批黄埔学生，组建了叶挺独立团，参与了东征和北伐，地位扶摇直上，犹如大鹏展翅九万里。

　　很多年后，张申府回忆道：“我一生做事不多，值得回忆的就办了两件大事，一是介绍周恩来入党，二是推荐周恩来当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说这些话的时候，不知张申府有没有想到，周恩来的路，历史原本是给他准备的。

　　不过，离开黄埔军校，只是张申府走下坡路的小插曲，半年后发生的一件事，张申府直接翻到阴沟里去了。

　　1925年1月，“四大”在上海召开，参会代表们讨论了无产阶级的作用、工农联盟、农民运动等问题，气氛很好。直到讨论国共合作的时候，分歧出现了。

　　张太雷、蔡和森主张与国民党合作，在合作中壮大自己的力量，而张申府坚决反对和国民党合作，双方谁都说服不了谁，大吵一架。

　　张申府意气用事，大喊一声“我退党了”，然后摔门而去。

　　周恩来和赵世炎追出门外，劝张申府息怒，不要退党，有什么问题等冷静下来再谈。但张申府不为所动，坚持要离开。

　　回到北京后，李大钊和张申府进行一番深度谈话，劝他不要意气用事，留在党内团结同志，在工作中互相磨合，结果张申府和李大钊说：

　　“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我可以在党外帮助干。”

　　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就有这个毛病，一方面是清高孤傲，不能放下身段团结大多数，另一方面，如果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就躲进小楼成一统，自己做山大王。

　　知识分子劳动化，和他们是不沾边的。

　　所以李大钊见张申府无动于衷，便放弃了。从此以后，张申府重回校园，陆续在暨南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任教，翻译了大量外国著作，教出不少优秀的学生。

　　当然了，张申府说的“在党外帮助干”，也做到了。

　　1935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要求国府停止攘外安内的政策，和全国军民一致抗日。这场爱国运动的历史地位很重要，张申府就是发起人之一，并和清华学生姚依林，一起领导了学生游行。

　　事后，张申府被捕入狱，还是冯玉祥保释才出来，不过却被清华大学解聘，丢掉了教职工作。

　　没了工作当然遗憾，但张申府最遗憾的是，清华园优雅的房子没了。

　　从中国革命的核心人员，滑落到党外爱国民主人士，他没有任何后悔的意思。失去了清华大学的教职，他无所谓，反倒遗憾一座房子。

　　哎，这个人真是一言难尽。

　　和曾经的同志们比起来，张申府真应了那句——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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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初，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张申府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执行委员，数月后，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并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而这个组织在1941年成为“民盟”的重要组成部分。

　　换句话说，张申府在抗战期间参与创建了民盟，是民盟的元老级人物。

　　直接参与创建了两个重要的党派，这样的人物，在整个中国近代史都是少见的。

　　如果张申府能吸取教训，完全可以凭借民盟的身份，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爱国民主人士”的头衔，到政协开开会，和周总理谈笑风生。

　　然而，这个身份也被张申府给作没了。

　　1948年10月23日，“辽沈战役”基本结束，即便是再愚钝的人都知道，国共争雄即将分出胜负，此时的最佳选择是静观时变，等前景明朗，再向胜利一方表忠心。

　　这么说显得很不革命，但身处乱世的普通人，恐怕也没有其他选择。

　　可就在这一天，张申府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呼吁和平》的文章，开篇就说：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事，消极的说，就是打破现状。积极的说，就是恢复和平。假使战事还不设法结束，和平还不速谋恢复，必致全国人，至少东北人与华北人，或至少东北华北大城市住的人，都不得活。国家更将丧尽元气，丢尽了脸。”

　　这一段是针对国共两党的，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做为一名知识分子，这么说没有问题，毕竟和平是政治正确，谁都不敢说不要和平。

　　但张申府越写越偏激，最后更是直接亮明政治立场：

　　“其实，今日执政方面所揭示的国策，乃是戡乱，乃是剿匪。并不必须出于大规模武力作战一个途径，但令别有方法，使乱得弥，使匪得平，即是国策已行，目的已达，又何必一定诉于武力，徒苦吾民？”

　　按照张申府的说法，他不是要诱导哪方投降，呼吁和平也不是呼吁妥协，只是代人民立言，希望人民能有和平的生活。

　　但看看文章里的用词，张申府的政治立场很明显。

　　当国军在东北屡战屡败的时候呼吁和平，给人的感觉就是，让解放军放弃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放下枪，不要和国军作战了。

　　所以张申府问题在于鲜明的站在国府一边，不仅自己没有举起“和平”这杆中立的、政治正确的大旗，还让民盟失去进退缓冲的余地。

　　于是在11月15日，民盟在香港召开扩大会议，宣布开除张申府的盟籍，并在各大报纸上发表新闻。第二天，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发表《时局声明》，宣布了民盟的决定，重申了民盟对民主、和平、统一的看法。

　　12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沈钧儒、章伯钧的声明，正式把张申府定性为叛徒。

　　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清扬（张申府妻子）的一则声明，标题是《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

　　“刘清扬致函民盟沈钧儒和章伯钧，对张申府的思想堕落及其背叛人民的立场，表达无比愤慨。信中表示她要和张申府断绝一切公私关系。”

　　写了一篇文章，张申府的政治身份、前途、老婆都没了。

　　后来张申府解释说：“写这篇文章赚了3000元，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一交稿就有稿费，我需要那笔钱。”

　　正是这区区3000元，撤下张申府最后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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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张申府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没人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更没人知道他和国家最高领导之间的渊源。

　　身心如死灰之木，应该是张申府晚年的真实写照。

　　有次张申府外出开会，遇到一位熟人，他看到张申府随身带着几本书，接过来一看，发现是民间算命用的《麻衣相书》。

　　可能张申府真切体会到命运的落差，但他没有从自己身上反思失败的原因，而是归结于命运的嘲弄，想通过算命的方式找到答案。

　　这说明，他还是不知道错在哪里。

　　从象牙塔里出来的知识分子，没有经过历练就开始参与政治、讨论国家和民族的走向，往往就是这样。

　　他们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在专业领域内拥有无人可以匹敌的地位。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以为掌握了世界的真理，总是幻想以书本里得来的知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结果，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张申府写《呼吁和平》是这样，金庸说“制造原子弹不如多做几条裤子”是这样，罗翔教授说“一人犯罪影响子女亲属考公不合理”，也是这样。

　　从专业知识领域来看，他们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他们这些言论就显得太幼稚了。

　　不懂政治偏要讨论政治，还要亲身参与政治，能不出洋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