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松：明皇帝，种出一朵罂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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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712年8月3日，“唐隆之变”之后李隆基继承了大唐皇帝帝位，他就是我们熟知的唐玄宗。因为他的谥号是“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所以又被称为唐明皇或明皇帝。

　　明皇帝手中有一副好牌。

　　开国帝王都可以实现高度集权，就源于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之后前朝的皇族、权贵等基本都已经被清除的干干净净，地方豪绅的势力也遭到了重创，与此同时新的皇族、权贵势力尚未形成，再加上开国皇帝一般都是通过马上得天下，在军队中具有崇高的威信，也就可以牢牢地掌控兵权，普天之下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威胁到皇权，这就形成了一种高度集权的状态。

　　此时为了让民众稳定下来，让民众形成对本朝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确保本朝可以长治久安，那些有条件、有见识的君主就会适时开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简政放权，给民众一个宽松的生活空间，这就是西汉文景之治、东汉明章之治、唐朝贞观和永徽之治、宋朝仁宗盛世、明朝仁宣之治的来源，最终让这些朝代延续了百年以上。那些不能及时开启与民休息政策的朝代，民众就无法稳定下来、也无法对本朝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一代王朝也就无法稳定，一般都只能短命而亡，大家记忆最深刻的当然就是秦朝，短短二世而亡。

　　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之后就是高宗时代，但在繁荣过程中皇族、权贵、豪绅的势力也开始壮大，这当然是皇权的隐患。显庆五年（660年），唐高宗患上风疾，头晕目眩，无法处理国家大事，武则天开始处理朝政。高宗去世之后武则天又直接建立了武周王朝。在武则天实际统治唐朝的四十多年中，她使用了极其严厉的手段来稳固自己的统治，将贞观、永徽时期形成的皇族、氏族几乎清除殆尽，地方豪强也被极大地削弱，再次形成了中央的高度集权。当明皇帝登基之时他接手的几乎就是一代王朝刚开启时的状态，没有任何皇族、氏族势力可以制约皇权，皇权异常稳定，可以实现高度集权。

　　为了李家王朝可以长治久安、千秋万代，李隆基像李世民那样再次开启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继续增加民众对唐朝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就是开元盛世。（另外，唐朝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它开启了三段盛世：即贞观盛世和永徽之治、开元盛世以及唐宪宗时期的元和中兴，武则天时期的唐朝国势也很兴盛，这在漫长的历史上绝无仅有，让唐人的称呼名副其实）

　　没有明皇帝就没有开元盛世吗？未必，但如果没有武则天对皇族、氏族的大清洗，中央高度集权就无法再次形成，也就没有建立开元盛世的基础。源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就是向民间放权的过程，也是让利的过程（减轻民间的税赋），这本质是皇权的力量被削弱的过程。如果社会上存在庞大的皇族、氏族势力足以对皇权形成威胁，就不具备开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这种政策的条件。所以，一代女皇武则天才是开元盛世真正的奠基人，李隆基只是在祖母奠定的基础上瞬时顺势开启了开元盛世。

　　其实每一个朝代的繁荣几乎都一样，都是简政放权，降低赋税，开元时期当然也一样，也实在没什么好说的。

　　既然开启与民休息的政策，皇家开支就必须节俭，所以玄宗规定三品以下的大臣，以及内宫后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制作的饰物，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下令全国各地均不得开采珠玉及制造锦绣，等等，这一时期的唐玄宗与后来的宋仁宗等人一样，抄的都是汉文帝的作业，奉行的都是勤俭节约、让利于民的原则，也不值得费太多的笔墨。

　　中国封建时代一直都是由权力主导的社会，这是尽人皆知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两类人就会迅速地完成财富的积累，一类是皇族与大氏族，一类是官商，源于他们或掌握着权力，或攀附了权力。

　　由于它们都是借助权力完成财富积累，所以其财富地位就不会被社会所认同，这就让他们具有很强的危机感，此时它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努力掌握更大的权力（攀附更大的权力）来守护自己的财富，在他们蚕食和掌握更大权力的同时，就是削弱皇权的过程。

　　还有一类势力也会崛起。中国各地文化不同，地理气候各异，在轻徭薄赋时期有些地方的经济会快速崛起，地方的财力甚至富可敌国，既然财力富可敌国，自然就会获得相应的政治力量，此时，地方势力开始对皇权形成制衡，甚至形成威胁。

　　无论皇族、氏族、官商还是地方势力的崛起都是十分快速的，源于他们手中掌握着权力，在二三十年中他们的财富水平都可达到富可敌国的地步。皇族、氏族、官商、地方势力不断壮大，皇权的力量在轻徭薄赋的过程中被不断削弱，此消彼长之下皇权就会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危机。此时皇帝老人家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注定是回收权力，从军事、财政、人事等方面全方位强化中央集权，强化对行政体系、地方和社会的全方位管控，随着管控的加强，社会的自由度就会下降，经济发展的根基被动摇，一代繁荣周期也就结束了。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繁荣周期一般都是二三十年，最长也不会超过四十年，就源于在这样的时间内其他势力足以壮大到威胁中央集权。

　　开元盛世当然也无法违背这一规律。

　　开元时代从713年开始。

　　开元时期的财税方式是租庸调制，纳入这套税收系统的人口叫课口，有课口的家庭叫课户，在大唐登记在册的人口中，开元时期有40%是免税的，这就叫轻徭薄赋。

　　剩余60%人口所交的税赋要用于朝廷开支、宫廷用度、洪涝旱灾……，再加上唐朝北、西、南三个方向的军费开支很大，这就让唐朝的财政捉襟见肘。大唐盛世看似如繁花锦绣，可朝廷却只有两个字：没钱。到了开元后期，这个60%的缴税基数都远远无法达到，让朝廷更加没钱。

　　到开元时代于741年结束之时，开元盛世已经持续了29年，在权力主导的社会中这样长的繁荣周期已经达到了极限，即内轻、外重的情形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中央集权。朝廷没钱，也就没法在朝廷中枢地区部署太多的兵马，豪强和边镇势力开始成为朝廷最大的威胁。

　　此时，李隆基应该立即集中兵权、财权，加强中央集权，但他犯了三个严重的错误：

　　第一，未能及时收拢权力。

　　第二，在开元、天宝年间，李隆基先后设立了10个节度使，每一个节度使都相当于军区司令，可朝廷没有多余的军费，就开始允许节度使在辖区内收税，为了保障军队管理权和财政权，李隆基又把地方监察权赋予节度使，据《新唐书·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结果让各地的节度使成了真正的土皇帝。

　　第三，唐玄宗还让一些自己信任的人兼任几个边镇的节度使，土皇帝几乎成了真正的皇帝，大家当然知道这说的是谁，最主要的当然就是安禄山。

　　在唐朝，西方的吐蕃、北方的突厥和回纥、东北方向的契丹和室韦一直都是大唐王朝的主要威胁，唐朝的精兵强将基本都集中在这些方向上。大唐有10个节度使，到755年，安禄山已经是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麾下掌握着唐朝三分之一的精兵，人数高达18.39万，全面负责大唐东北方向的战争，而朝廷中央地区的兵力还不满13万，而且久疏战阵，这种兵力配置就是典型的外重内轻。还要注意的是，到唐朝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早已经不是关中地区，而是河北、河南等地，这些地区是当时中国主要的丝绸产地，也是手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到唐朝后期由于北方长期战乱，中国的经济重心才逐渐转移到江南），安禄山辖区就是当时唐朝最富庶的地区（见上图），也是唐朝的财税重心，当李隆基将财政、监察权力赋予节度使之后，安禄山已经不再是管理一个边镇的土皇帝，已经成为大唐王朝的隐形皇帝。

　　到这时，明皇帝已经将自己送入了绝地。

　　中国自古至今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能够抗拒当皇帝的诱惑，安禄山当然也不能，既然李隆基给自己创造了千载良机，如果安禄山还不动手，他就对不起自己！

　　755年12月16日，安史之乱爆发，嘶鸣的战马踏上了征程，士兵刀枪出鞘，大唐王朝的繁荣成为过眼云烟，这就是安史之乱。

　　史书一直都在告诉我们，安史之乱的爆发是李隆基的骄奢淫逸、荒废朝政所导致，还有野史将安史之乱这口黑锅背在杨贵妃身上，这是中国历史的惯用招数，将所有的灾难都推给红颜祸水，转移社会的焦点。真实的原因是一旦朝廷开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之后，必然会带来外重、内轻的问题，就会成为一代王朝的隐患。当地方和豪绅开始威胁到中央朝廷之时，就必须迅速逆转国家的管理方针，迅速收拢权力。如果不能及时逆转，就会让一代王朝陷入危局之中。

　　西汉的文景时期使用的也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这直接导致地方势力与中央力量的此消彼长，如果没有这种相对力量的变化，无论有多少其他原因，借个胆子给吴王刘濞，他也不敢起兵造反，也就不会有七国之乱。李隆基没有读懂文景之治和七国之乱这本史书，没有抄好作业，结果引发了安史之乱，种出了一朵罂粟花。

　　开元结束之时（741年）就是休养生息的政策结束之日，就应该迅疾收拢所有的权力，当时李隆基完全做的到这一点，结果他反其道而行之却让藩镇成了土皇帝、隐形皇帝，让外重内轻的状态又持续了14年，安史之乱就成为必然。

　　后世朝代的皇帝们显然读懂了文景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历史，与民休息到了一定时间之后就及时收拢权力，迅速改变与民休息时期形成的宽松文化环境，立即将行政权、财权、军权以及所有强力部门的管理权收归中央朝廷，避免边镇、豪绅等势力威胁到中央集权。

　　前一篇文章和这篇文章说的是同一个话题，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读一点历史，但能够感悟到多少、感悟到多深的层次，就取决于个人的造化了。